【文/湯姆·福迪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群】
過去幾天，西方媒體和政府大肆宣揚烏克蘭政府的說法，稱在基輔西北部的布恰鎮發生了“大屠殺”。網際網路上流傳的影片顯示了數目不詳，據稱是平民的屍體。這導致外界譴責莫斯科在佔領該地區後犯下了戰爭罪，甚至是犯下了種族滅絕暴行。西方公眾對此也強烈抗議。俄羅斯否認了這些指控，聲稱這些指控是偽造的。
當然，從表面上看，抹殺這些指控在道義上是錯誤的和非常不合適的。外界理應認真看待這些指控並進行公正地調查，尤其是在涉及到受害者時還要保持應有的敏感性。
但與此同時，西方政治敘事所營造出的震驚、憤怒和厭惡情緒也使得外界無法對這些事件進行適當地評估，至少在短期內是如此。不能否認的是，這種指控正被嚴重政治化，甚至有證據表明這種指控正被用作戰爭宣傳的手段。如果該事件真像表面看到的那樣，那這種行為固然不可饒恕，但外界應該時刻小心西方使用的戰術。
烏克蘭布恰鎮慘狀
西方公眾，尤其是說英語的公眾，認為本國文明是一個具有道德優越性的文明，他們之所以能贏得全球政治霸權不是因為他們施行了幾個世紀的帝國主義、戰爭和剝削，而是因為他們具有完美無瑕的正義性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品質。
在西方哲學中，政治的內涵是與道德和“真理”的本質緊密相連的，人們認為，道德和“真理”是可以與原始的“人類利益”區分開來的。這還與基督教神學的遺產交織在一起，基督教宣揚基督教原則等同於“善意”和“啟蒙”。
這導致西方公眾開始相信一種世界觀，即他們踐行外交政策不是為了爭奪政經“私利”，而是純粹出於道德情操，他們會從“善惡對立”和純粹意識形態的角度解讀地緣政治和人類歷史，認為大英帝國此前並沒有帶來死亡、毀滅和資本主義統治，而是曾恪盡所謂的“白人職守”，給其它種族帶來了“文明”。
歷史發展本身又進一步鞏固了這種世界觀。例如，西方聯盟（當然是在蘇聯的幫助下）打敗了納粹德國，這使他們的道德優越論敘事合法化，而冷戰的結果又強化了這一論調。這些國家實際上一直“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這不僅使它們不可能為自己犯下的罪行負責，而且反過來又將它們對世界的解讀呈現為“客觀事實”，而事實並非如此，尤其是在後冷戰時代。
因此，西方政府及其媒體代理人意識到，為了使其謀求外交利益的行為合法化，他們所要做的就是用“道德”字眼來界定這一利益，並使其有助於展現“西方的善意”。諾姆·喬姆斯基將這一過程描述為“製造同意”。
西方政府強調要針對目標國家和人群展開行動，突出被感知的暴行或弊病，目的是在目標人口中勾起道德感和情緒性，從而為透過各種手段進行“干預”提供理由。這一過程總是選擇性的，例如屠殺葉門平民的事件就被忽視了。
在“界定”這場辯論的過程中，西方以“善意”為幌子，成功掩飾了其現實的外交利益，任何反對或質疑此類指控的人都被貼上了“幫兇”或“道德打手”的標籤。“道德社死”被當成政治武器去打壓任何反對西方外交政策的聲音。
這一招被應用在了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戰爭中。在這些戰爭中，大屠殺平民的說法被武器化為“道德危機”，與出於政治目的製造出來的政權更迭毫無關係。
同樣，對於中國新疆的流行敘事，任何敢於質疑的個人都會被貼上“種族滅絕幫兇”的標籤——這種說法的邏輯反映了西方的本體論觀點，即被認為“道德上真實”的東西必須優先於“經驗上真實”的東西，因此質疑盛行的正統觀念是一種“褻瀆”行為，即使你以“這種敘事有可能錯誤”為由提出合理的質疑。
有鑑於此，在烏克蘭暴行故事不斷湧現之時，人們決不能偏聽偏信。當然，我們必須面對現實，這是一場戰爭，歷史明確表明，在戰爭中此類暴行屢見不鮮，這也是人類要阻止戰爭爆發的原因。
如果布恰事件真像媒體報道的那樣，那這無疑是一次暴行。但除此之外，人們還必須始終牢記，西方長期以來一直在歪曲此類指控以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就此事件而言，我們不必為暴行辯護，但我們也要警惕西方並小心它們進行政治溝通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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