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沒有制定全面對華戰略的情況下就發起較量，是犯下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在新近出版的《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抉擇》一書中，新加坡外交學者馬凱碩尖銳地指出美國在中美博弈這場地緣政治競爭中犯下的戰略錯誤。同時，他列出中美競爭中10個最關鍵的核心問題，這10個核心問題將引領讀者對中美博弈這一21世紀具有決定意義的地緣政治競爭進行清晰冷靜的研判。對美國來說，需要明白的是，中國的崛起不可阻擋，但這並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作為中美兩國的朋友，馬凱碩寫作這本書的目的，也正是希望能驅散籠罩在中美關係上的重重誤解迷霧，使雙方更好地瞭解對方的核心利益。
▲《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抉擇》，[新加坡]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著，全球化智庫（CCG）譯，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書評
中美之間的重大地緣政治競爭並非不可避免
——評《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抉擇》
吳其勝
美國上一屆政府出於自身政治需要，在過去幾年對中國實施各種遏制和打壓行徑，給中美關係造成了嚴重損害，並使得雙邊關係陷入自建交以來最為困難的局面。新一屆政府上臺後，美國的對華政策能否做出正確調整？未來的中美關係將沿著何種方向演進？中美之間的戰略博弈將會給各國造成什麼影響？中美能否以及應該如何避免惡性競爭？這些都是國際戰略界普遍關注的議題。在《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抉擇》一書中，新加坡著名的外交家和國際問題專家馬凱碩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
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將中國視為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堅信中國是其最大的外部威脅。在美國看來，中國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影響力必然伴隨著經濟規模的增長而壯大，中國還會利用自身的影響力來改變其他國家的意識形態或政治實踐。美國不少政治精英認為，中國社會主義的成功本身就是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威脅，並將與中國的競爭界定為“ 自由開放的社會和封閉的威權體制”之間的鬥爭。
馬凱碩大使在其新著中對這種幾乎類似於宗教信仰般的認知進行了駁斥，指出了美國政治和知識精英對中國的重大戰略誤判以及導致這種誤判的根源。
在這本新著中，作者認為，中國與蘇聯不同，中國並沒有去挑戰或威脅美國的意識形態，中美在意識形態、政治價值觀方面實際上並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兩國之間也不必然陷入嚴重的地緣政治衝突。如果真如美國所認為的，中國社會主義的成功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威脅，那麼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應該同樣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威脅。但事實是，“東南亞的非社會主義國家，甚至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感覺不到任何來自中國意識形態的威脅”。因此，美國在這方面犯下了一個典型戰略失誤，就是用對抗蘇聯的舊戰略來應對中國的新挑戰。
對於美國為何會做出這樣的戰略誤判，馬凱碩大使從文化和利益兩個方面進行了分析。
一方面，美國國內之所以出現對華強硬的氛圍，是因為美國的對華反應受到了潛意識下的情緒驅使，尤其是受到種族主義和文化偏見的影響。曾有美國官員明確指出究竟是何種因素引發了西方人對中國的反應。例如，曾在特朗普政府時期擔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的基倫·斯金納指出，與中國的競爭其實是一種與“非白種人”力量的競爭。這種觀點反映出在西方人的潛意識深處，埋藏著一種對所謂“黃禍”的本能恐懼，這種潛意識中的恐懼也影響了美國決策者對中國崛起的反應。在美國的政治精英的潛意識中，中國代表著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因而他們對中國的崛起存在本能上的惡意揣測。
另一方面，將中國塑造成美國的首要外部威脅，也受到美國國內軍工利益集團和相關受益者的推動。冷戰結束後，美國依然保持著龐大的國防開支，並頻繁捲入代價高昂且不必要的海外軍事衝突。雖然削減不合理的國防支出和減少海外干預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但在美國國防承包商的遊說下，美國很難做到這一點。
此外，美國眾多的戰略智庫形成了龐大的智庫產業，同樣也從更多的海外干預中獲利。正如哈佛大學的斯蒂芬·沃爾特教授在其著作《善意製造的地獄》中所指出的，如果美國停止海外干預，這個行業從業者的“飯碗”將會不保。
顯然，美國戰略智庫與國防工業遊說團體之間形成了密切的共生關係。透過誇大外部威脅，說服政府給予更多的資源，鷹派智庫能因強化“中美之間的重大地緣政治競爭不可避免”而從國防承包商那裡得到慷慨支援，相反，淡化外部威脅的智庫通常獲得的資金較少，影響力也較弱。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戰略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群體性思維，競相渲染外部威脅，包括中國對美國的威脅。
在避免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上，美國除了要克服文化偏見和抵制國內利益集團的遊說，同樣需要拋棄“美國例外論”和美國永遠是世界第一的幻想。在《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抉擇》一書中，馬凱碩大使指出，改善中美關係的最大障礙是深深植根於美國人信仰中的一個強大和無形的心理構想，即“美德假設”。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美國的政治家和知識精英把美國描述為“山巔之城”“自由世界的領袖”“不可或缺的國家”“地球上最後的希望”。這種“美國例外論”認為美國人與眾不同，美國的價值觀、政治制度和歷史是獨一無二的，值得全世界欽佩、學習和模仿，也認為美國註定成為國際舞臺上的佼佼者。但在馬凱碩大使看來，這種所謂的“美德假設”在現實中根本站不住腳，美國的價值觀、政治體制存在嚴重缺陷，“美國例外論”無法掩蓋美國社會存在的諸多頑疾。
近些年來的大量研究表明，美國的社會和政治體制存在各類問題，包括社會分化、政治體制僵化等。例如，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底層50%的人口平均收入一直停滯不前，這也是主要發達國家中唯一有這種情況的國家。與社會收入差距擴大相關的是，美國的政治安排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其國內重大的政治和社會決策都由金錢來驅使。美國已成為被富有的“貴族”統治的國家，富有階層可以實現美國社會有史以來最大的財富轉移。階層的嚴重分化也導致社會流動性的降低，從社會底層上升到社會頂層的通道變得越來越狹窄。《經濟學人》在2018年釋出的資料顯示，一個出生在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美國人，長大後進入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機率只有7.8%，這在主要發達國家中墊底。根據世界不平等資料庫，在社會平等方面，中國比美國做得更好。中國社會的流動性也遠大於美國，中國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進入高收入階層的可能性比美國更高。
在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體系多極化勢不可當的歷史背景下，美國需要走出原有的“舒適區”，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國就各自的核心利益尋找交集。1809年3月，美國前總統托馬斯·傑斐遜在卸任時曾寫道：“一個好政府首要且唯一合法的目標是關心人民的生命和幸福，而不是破壞它們。”在促進兩國民眾的經濟福祉這一核心國家利益上，中美是一致的，兩國在經貿和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也能找到廣闊的合作空間。此外，在諸如應對氣候危機、打擊恐怖主義和在全球範圍內推動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上，中美也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也依賴兩國的協調與合作。
在如何擴大合作、減少衝突上，中國已經做出選擇。中國不尋求對外擴張，不尋求輸出意識形態，不尋求挑戰美國的地位，並主張在“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基礎上，與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
未來，兩國能否避免陷入重大地緣政治競爭，還依賴於美國能否適應時代的變化，改變扭曲性的戰略視角。這不僅關係到兩國民眾的長期福祉，也關係到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本文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作者：吳其勝
編輯：薛偉平
責任編輯：朱自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