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佐治亞州的丹尼爾夫婦結婚20多年後，在同一天因新冠去世，留下了兩個十幾歲的孩子。
馬丁·丹尼爾的侄子科尼利厄斯說，53歲的馬丁和49歲的特里娜·丹尼爾，沒有接種疫苗，他們在2021年6月底被感染新冠，7月初離世。失去父母后，15歲的瑪麗娜由科尼利厄斯照料，18歲的邁爾斯正在讀大一。
“沒人知道，如何應對失去父母的悲傷。”科尼利厄斯說，“同一天失去父母，這太難受了。”儘管很難熬，瑪麗娜正用踢足球當做積極的、宣洩情緒的出口。
邁爾斯在大學表現得不錯，科尼利厄斯說，邁爾斯也有數十名同學的父母因新冠去世。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資料顯示，美國累計死亡病例數已逼近100萬例。逝者中，很多都是兒童的父母或主要看護者，這些兒童因此成為“新冠孤兒”。
英國帝國理工大學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22年4月初，美國約有19.7萬18歲以下未成年人，因新冠疫情失去雙親中的至少一位；接近25萬兒童因新冠疫情，失去主要或次要監護人。
黑格夫婦的4個孩子
【1】更“受傷”的少數族裔
與美國許多社會問題類似，新冠疫情“孤兒潮”衝擊下，少數族裔等群體更容易“受傷”。據《大西洋月刊》報道，資料顯示，美國拉丁裔、非洲裔和原住民兒童因新冠疫情，成為孤兒的可能性分別是美國白人兒童的1.8倍、2.4倍和4.5倍。
“新冠孤兒”種族差別背後，是美國社會長久存在的深層次問題：收入和機會的不平等、少數族裔的高失業率及由此造成的健康保險缺失。
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趙晨對九派新聞說，美國政府並沒有給低收入者較高的醫療福利，他們又沒有錢買商業保險，被感染新冠後，很多人支付不起醫療費用。
“從疫情防控的角度看，美國的少數族裔的生活條件相對更差，沒有辦法像白人那樣，有獨立的住所，他們往往都是混居，不能在家辦公，因為大多從事勞動密集型工作。疫情出現後，他們也不得不冒風險去人口密集的地方工作，所以他們感染的肯定更多，”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劉衛東對九派新聞表示。
美聯儲認為，收入和財富差距，造成家庭對抗疫情風險的能力差異。由於少數族裔兒童的父母雙方，外出打工的比例高，兒童由祖父母監護的比例比平均水平高兩倍，而老年群體新冠致死率較高，這造成惡性迴圈。
【2】“我們會哭著抱在一起”
“新冠孤兒”可能面臨飢餓或流離失所。他們可能被陌生的親屬收養，或被送往福利院，或在學校被取笑。
他們因病死亡、自殺、濫用毒品和暴力犯罪的風險遠高於其他兒童。皮尤研究中心調查顯示，“新冠孤兒”患上焦慮、壓抑、創傷和情緒低沉等心理疾病呈上升趨勢。美國兒科學會等機構已經宣佈，兒童心理健康進入全國緊急狀態。
趙晨說，“美國毒品氾濫，在缺少監管和自律的情況下，估計會有一定比例的新冠孤兒與毒品沾邊。”
據美媒ABC報道，去年8月，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黑格夫婦感染新冠後，沒能挺過來，留下4個孩子。據孩子們的祖母蒂娜說，46歲的傑夫·黑格和40歲的埃米爾·黑格沒有基礎病，但他們沒打疫苗，入院後病情惡化，最終先後離世。父母的離世徹底改變了4個孩子的生活，兩個大的孩子已經上中學，兩個小的只有7歲和6歲，分別寄居在親戚家。
蒂娜說，6歲的埃默裡會在教室跟同學們說，父母已經因新冠去世。7歲的傑克遜很“敏感”，經常說很想媽媽。“我跟他說‘我也是’，然後我們會哭著抱在一起。”
蒂娜正密切關注著孩子們的心理健康，“我們正儘自己所能去照顧孩子，希望他們能感受到愛和快樂。”她正敦促大家接種疫苗，“我很幸運能養活我的孫子，但我也會想到，有些經濟條件沒那麼好的家庭，無法負擔醫療費、喪葬費和撫養費等，這對孩子們的打擊將是災難性的。”
據報道，儘管眾多孩子陷入悲慘境遇，美國政府卻沒有采取有力措施幫助他們，甚至未確認他們的孤兒身份。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查爾斯·奈爾森說，“新冠孤兒”數量仍在增加，美國需要確保孩子們得到需要的幫助和指出，目前，“新冠孤兒”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
“政府不想過多關注‘新冠孤兒’未來的生存和發展，對他們的成長會有很不利的影響。他們失去了親人，心理狀態本來就不穩定，在成長過程中，也需要更多物質和心理上的撫慰。如果得不到足夠教育，更容易走上邪路，”劉衛東指出，美國少數族裔的犯罪率，本來就超過白人，監獄關的大部分都是少數族裔，如果這麼多“新冠孤兒”得不到足夠關懷，可能有一部分會走上犯罪道路，形成惡性迴圈，少數族裔正在犯罪人口的佔比會更多。
【3】只能依靠慈善機構和人權組織幫助呼籲
沒有政治代言人、遊說資本的孤兒們，被有意無意地“遺忘”。
據《福布斯》報道，疫情以來，美國聯邦政府發放了數萬億美元的紓困金，富豪在疫情期間財富甚至增加了50%，但卻沒有任何法律或行政命令，專門為這些“疫情孤兒”提供幫助。由專家學者發起的非營利組織“新冠合作社”，去年曾給美國總統寫公開信，呼籲政府採取行動救助“新冠孤兒”，迄今未得到迴音。
劉衛東表示，富人在疫情中變得更富，並不是因為得到了政府的救助，“特朗普政府減稅，對於富人是有利的，拜登想增稅，但現在也增得不順利。在疫情的威脅下，富人受到的影響更小，他們的生活和辦公條件，是一般人沒法去比的。他們還可以利用疫情發財，比如從事醫療行業、網際網路行業，新冠反而幫助其財富更快增長。”
“‘新冠孤兒’無疑是最大的弱勢群體，他們已經沒有父母了，是沒有代言人的，”劉衛東說，他們只能依靠一些慈善機構和人權組織幫助呼籲，但呼籲的力度和影響力有限，所以孤兒自然而然被“遺忘”。“美國社會就是不同利益的群體在博弈，並影響政府政策，誰更有權力和資金，誰的影響力更大。”
“新冠孤兒”數量與日俱增，美國政府和地方對他們實行了一些幫扶措施，但缺少強有力的國家戰略。在白宮近期釋出的一份備忘錄中，聯邦政府含糊承諾，相關機構將在數月內，起草一份支援“因新冠失去親人的個人和家庭”的報告。白宮應對新冠疫情工作組高階政策顧問瑪麗·沃爾解釋，這項工作的重點在於，提高人們對現有可用資源的認識，而非成立需要額外資金的新專案。
在美國各州，針對性專案也遠不夠。《大西洋月刊》報道稱，解決“新冠孤兒”危機或許不像研發疫苗那麼緊迫，但時間也很關鍵，孩子們在成長，早期干預可能對減少創傷和改善整體健康水平至關重要。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社會流行病學家蕾切爾·基德曼提醒說，如果錯過了關鍵時期，兒童或在未來人生中，一直揹負著這一負擔。
劉衛東認為，對於這些“新冠孤兒”，首先要有資金保證有人陪伴，因為義工不可能無條件長期陪伴；其次是提供相應機構，比如多建立“新冠孤兒”的寄宿學校，配備優秀教師，出臺相關法律，如果有對他們的歧視要進行制裁，確保他們能獲得社會關懷和正常的社會地位。
“這確實是需要花功夫去投入，如果政府不重視，不調配人力物力，那很難進行。”
卡蘭德拉·庫克從嚴格意義上說，可能並不算“新冠孤兒”，她已經21歲了，在她大一的時候，母親因新冠驟然離世。她不得不退學去安排母親的葬禮，沒有其他親人的幫助，要獨自面對這一切，她感到無助。然後，她為自己的學費發愁，大學通知她，她的學生貸款已經用盡，“我媽媽去世了，我沒有什麼可依靠的了。”
在加州，立法者正考慮為“新冠孤兒”成立信託基金，但這在全美沒有一點兒聲響。據報道，研究人員發出“艾滋病孤兒”的警告後，對他們的救援計劃在13年後正式實施。
“希望這次，我們不要再等上13年。”卡蘭德拉說。
九派新聞記者 李沐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