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丁堡，一個集蘇格蘭國王住所和監獄的城堡，蘇格蘭的象徵
為了“制止可怕的殺嬰罪的令人不安的蔓延”，根據英“威廉國王及瑪麗女王陛下第一國會二屆會議特別制定的有關法令：凡屬隱瞞懷孕狀況，並未能證明分娩時另外有人照料之婦女，如嬰兒死亡或失蹤，應被視為犯殺嬰罪；上述懷孕狀況的事實一經證明屬實或本人供認不諱，則將受法律嚴厲制裁”，以上法律規定之罪，需證明屬實，或本人供認不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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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丁堡監獄》
英國作家司各特（1771—1832年）的《愛丁堡監獄》以一起殺嬰案貫穿整部小說。“聖萊納德崖的百合花”、不滿18歲的姑娘艾菲，在參加一個郊區小夥子們尋歡作樂的活動時，認識了喬治。在得到結婚的保證後，艾菲失身於喬治並懷孕。喬治家境富有，他父親喜歡的一個僕人的妻子瑪茄麗特曾當過喬治的奶媽，她有一個美麗但輕浮的女兒麥琪。由於他們原來的關係，麥琪經常找喬治，喬治誘姦了她並生下一個孩子。瑪茄麗特准備把女兒嫁給一個有錢但又老又有殘疾的男人，為了保持體面，親手把這個孩子害死了，結果麥琪精神失常。為此，喬治的父親將喬治逐出了家門。而現在，艾菲懷孕了，喬治的父親付給喬治一筆錢，宣佈斷絕父子關係。
走投無路的喬治在參加一起搶劫稅務官的犯罪中被捕。這時，艾菲將要臨盆，喬治不得不把所有的錢交給了瑪茄麗特，讓她照料艾菲，而瑪茄麗特卻對喬治懷有深切的復仇慾望。艾菲生下一個男孩，但是孩子離奇地失蹤了。
瑪茄麗特為了阻止艾菲與喬治結婚，將艾菲懷孕、生下孩子及孩子失蹤的事告發了。根據法令，如果艾菲不能提出嬰兒自然死亡的證明或將仍然存活的嬰兒帶來，那麼嬰兒不是被她親手殺死就是在知道或默許下遇害，即犯有“法律推定的謀殺嬰兒罪”，從而應判處她死刑。
高度蓋然性規則的理論源自於西方自由心證制度，主張案件的證明標準只須達到“特定”高度的蓋然性即可，即這種高度達到“法官基於蓋然性認定案件事實時，應該能夠從證據中獲得待證事實極有可能如此的心證，法官雖然還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但已經能夠得出待證事實十之八九是如此的結論”的程度即可。
樊崇義在《證據學》中說：推定是由法律規定或者由法院按照經驗法則，從已知的前提事實推斷未知的結果事實存在，並允許當事人舉證推翻的一種證據法則。在訴訟中，推定有很大的作用，能夠依據公平原則，合理分配當事人的舉證責任；解決疑案，有助於對某些事實加以認定，有利於迅速審理案件等。但推定也有一定的侷限性，即在訴訟過程中，透過推定而認定的事實和得出的結論不是百分之百，與客觀真實仍會有一定的差距。也就是說，推定的蓋然性雖然很高，但仍存在出現錯誤的可能。所以，在司法實踐中，就要給推定不利的一方以更多的反駁機會，不能濫用推定。
由愛丁堡大學法律系畢業的小說作者司各特顯然熟悉這一法律常識，故為艾菲提供了多次有利的反駁機會。首先作者讓辦理艾菲案件的米德爾堡治安推事，為了找到有利於艾菲的證據，選擇了一個晴朗的日子步行到聖萊納德崖去，找艾菲的父親做工作，讓艾菲的同父異母姐姐珍妮出庭作證。因為從姐妹情來說，艾菲很可能將自己懷孕的事告訴了姐姐珍妮。在開庭的前一天，這一請求獲得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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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各特作品插圖
在法庭上，當珍妮進入法庭時，艾菲懷著渴望的乞求神色，飽含淚水，向姐姐伸出雙手：“哦！珍妮，珍妮，救救我，救救我！”珍妮也情不自禁突然把手伸給妹妹；艾菲將姐姐的手緊緊握在自己兩手中間，用嘴一再吻著，淚珠不斷滴在手上。高居審判席的審判長，竟沒有及時制止這一“無論如何是不能容許的”行為。小說雖然對艾菲一方給予了“儘可能的反駁機會”，但庭審並沒有向有利於艾菲的方面轉變。
蘇格蘭關於口供的慣例是，凡是被拘留的嫌疑犯，首先都由治安推事加以訊問。他不一定非要回答向他提出的問題不可；只要他認為與他利害攸關，也可以保持沉默。但是對於他認為適當而作出的回答，都被正式記錄在案，由犯人本人及治安推事在上面簽字，在審訊時該記錄被提交法庭。這還不能成為正式口供，而只是一種佐證，被用來作為支援法律上的正式證據的輔助材料。雖然律師們利用這一微妙區別而要求庭審共同遵循這一原則，即不能要求一個人為他自己作證，但事實上，上述非正式口供仍然常常被用作指控的手段，因為那是犯人親口講的話。
犯人對治安推事的訊問，的確有權根據自己的意願保持沉默，但是他們都會自然地覺得，拒絕回答司法當局與案件有關的訊問，本身就是犯罪的證明，最後必定被投入監獄。誰都希望無罪獲釋，只有很少的人會選擇緘默不語，多數人會表示自己願意坦白交代問題。艾菲由於受瑪茄麗特的威脅，且出於對喬治的保護，在預審的時候，沒有提到他們的名字。
公訴人指控艾菲：根據已經掌握的材料和被告人口供，證實艾菲沒有把懷孕一事告訴旁人。這樣，對懷孕的隱瞞構成了本案成立的首要條件，而且她供認沒有為分娩做準備；艾菲自己供認生下一名男孩，但如果她提不出嬰兒自然死亡的證明或將仍然存活的嬰兒帶來，那麼根據法令，嬰兒必定為她所害。
公訴人使用的證據有：1.兩三個女證人的證詞，她們已經看出艾菲懷了孕，並向她打聽情況，不過她生氣地矢口否認；2.治安推事訊問被告人的口供，訊問她曾否將懷孕一事告知旁人、是否為分娩有所準備？她聲言沒有；問她嬰兒下地時是否活著？她說肯定活著。
而律師的答辯意見則認為，“最後確定艾菲是否有罪，不取決於她原來對自己情況的交代，而取決於證明對她是否有利。”1.艾菲相信引誘她的男子會來恢復她的名譽，她生氣地否認專愛搬弄是非的婦女的無禮刺探，難道不是人之常情嗎？2.艾菲是受了喬治委託的那個照料她的壞女人瑪茄麗特的騙，“那個照料她的女人可能出於罪惡的動機把嬰兒搶走，也說不定小孩真的遇害了”。3.在引誘她的人即喬治挽回自己名譽的希望破滅後，她在適當的時機和地點，確實曾經向她最信賴的人，也即她的同父異母的姐姐珍妮提到她失身而引發的災難處境。在這裡我們不得不對小說中律師的這一基於想勝訴，想為艾菲洗冤的願望而想當然杜撰的這一“最有力的證據”感到遺憾。
同時，辯護律師不同意以預審口供將被告人定罪，“審訊以外的口供本身是不作數的；凡是不作數的東西不能作為起訴的依據”。而且，“檢察官未能滿足法令規定的第二項要求，即證明生下了一個活著的嬰兒；這一點本應在假設嬰兒被害之前予以證明”。
律師使用的證據也是幾個證人的證言。她們都稱讚艾菲品行優良，是個非常出色的姑娘，但這對於證明案件事實無關緊要；最重要的是，姐姐珍妮沒有因為妹妹面臨被處死刑而撒謊。珍妮是虔誠的長老會派清教徒，良知和責任使她不願也不能作偽證。最終，審判長對庭審的總結講話，還是採信了預審口供，雄辯的律師未能扭轉庭審的局勢。
被律師抱著很大期望的珍妮說出的證詞使他遭受挫敗後，他又大膽地進行了最後一搏，指出“對那個姑娘起訴所依據的法令過於嚴酷”，以此博取陪審團的同情。而且，艾菲在法庭上也一再稱“我對於我可憐的小孩的死沒有罪”，但是，陪審團還是聽信了審判長對庭審的意見：“口供雖然大體都是正式審訊以外的交代，但是檢察官引為證明加以宣讀則顯然是一個普遍使用的慣例”。法官沒有采納辯護律師的答辯意見，沒有接受“考慮一下本案極其嚴峻的特點，隨意推斷是萬萬使不得的”的最後請求，最終確定艾菲犯有所控罪行，被判處死刑。
推定果真出了錯。案件的事實是艾菲當時生下一個男嬰，但產後，艾菲得了一般產婦往往會得的產褥熱。在她發燒，神志不清，臥床不起的時候，男嬰被精神失常的麥琪當作自己的孩子抱走了。後來，孩子又被一個女流浪者帶走了，而且這個孩子一直活著，一直活到小說情節結束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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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各特肖像
司各特是英國著名的歷史小說家和詩人，他生於蘇格蘭的愛丁堡市，愛丁堡大學法律系畢業後取得了律師資格，繼承父業從事律師工作。1789年他當上了蘇格蘭塞扣剋郡副郡長，1799年擔任了該郡的首席法官，1806年被任命為愛丁堡市高等軍事法庭庭長。他小說中對庭審的逼真把握，與他的職業生涯息息相關。
1804年，司各特與人合夥開了一家印刷廠，後來印刷廠倒閉，債臺高築。本來他完全可以宣告破產，輕鬆地了結此事，但他選擇了還債這條艱難道路。為了還清全部債務，他不停地寫作，日日夜夜忘我地創作。當時很多家報紙都報道了他的企業倒閉的訊息，充滿了同情和遺憾。他把這些文章統統扔到火爐裡：“沃爾特·司各特不需要憐憫和同情，他有寶貴的信用和戰勝生活的勇氣。”
他的一個債主看了司各特寫的小說後，專程跑來對他說：“司各特先生，我知道您很講信用，但您更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作家，您應該把時間更多地花在寫作上，因此我決定免除您的債務，您欠我的那一部分錢就不用還了。”司各特說：“非常感謝您，但是我不能接受您的幫助，我不能做沒有信用的人。”那天，他在日記本里這樣寫道：“儘管我的前方是一條艱難而黑暗的路，但卻使我感到光榮，為了保全我的信譽，我可能困苦而死，但我卻死得光榮。”
司各特以蘇格蘭為背景的詩歌十分有名，但拜倫出現後，他意識到自己無法超越拜倫，於是轉行開始寫作歷史小說。1813年，英國政府打算授予他“桂冠詩人”的稱號，但他婉言謝絕了。他成為英語歷史文學的一代鼻祖，有“西方歷史小說之父”之稱。在他創作的作品中，以蘇格蘭為背景的歷史小說最為成功，而其中首推距今200多年前的小說《愛丁堡監獄》。馬克斯·韋伯就認為，這部小說是司各特“最激動人心的作品之一”。
小說中，艾菲的姐姐珍妮不願在法庭作偽證，寧可歷盡艱辛，不遠千里徒步到倫敦，以同鄉的情誼請求蘇格蘭貴族阿爾蓋公爵幫助，最終見到王后，使妹妹艾菲獲得特赦……
（來源：檢察日報 文字：李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