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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樂派前總理富爾到中國談判
20世紀60年代，正是美蘇兩大陣營爭奪世界主導權的時期。在這兩大陣營中，都有主張推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國家，那就是在西方陣營裡的法國和在東方陣營裡的中國。中國與法國一樣，不甘於成為其他國家的附庸，在很多問題上有著共同點，如兩國都拒絕在美蘇一統之下的防止核擴散條約上簽字。共同的外交原則和對國家利益的看法，使兩國開始走到了一起。
法國是北大西洋集團的重要成員國之一。美國想在北大西洋集團中當盟主，常常以盟主的身份發號施令，這引起了歐洲一些成員國，特別是法國的不滿。他們同美國在政治、軍事、經濟上的矛盾逐漸增多，爭論和分歧也不斷加大。
1958年，戴高樂在法國重新上臺執政。他一上臺，就重提維護國家主權、民族利益、獨立自主等口號，把矛頭直指美國，法美之間的矛盾與爭執不斷加大和升級，控制和反控制的較量在暗中進行。美國千方百計要推行其“在美國領導下的大西洋共同體的歐洲”的計劃，與英國結成特殊的盟友關係，力圖把西歐置於美國的絕對影響和控制之下。而以法、德等為主的歐洲派，則提出了“歐洲人的歐洲”的主張，作為反對美國控制西歐的綱領性口號。
60年代初期，兩派矛盾發展到白熱化的地步。法國從實力地位出發，為了打破美國的核壟斷地位和核訛詐政策，一邊積極建立自己獨立的核力量，一邊大力團結除英國之外的西歐五國(義大利、聯邦德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試圖在歐洲形成一個反蘇抗美的第三種勢力。
看到歐洲一天天失去控制，美國十分惱火。面對法國的挑戰，美國軍事、經濟雙管齊下，向法國施加壓力。美國首先丟擲所謂的多邊核力量計劃，迫使法國交出自己的核武器；其次向歐洲共同市場內“摻沙子”，力促英國擠入歐洲共同市場，以牽制和削弱法國在歐洲共同體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時拉攏義大利、荷蘭等國；向聯邦德國施壓，破壞法、德一體化合作計劃。
戴高樂也不示弱，先是在1963年春，拒絕了美國炮製的多邊核力量計劃，後又在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布魯塞爾談判中，以強硬的態度迫使這場潛藏著美國陰謀的談判破裂。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部分裂日益公開和深化。在這種情況下，戴高樂不得不調整他的外交政策，以抗衡美國。這時，他想到了東方社會主義大國———中國，打通與中國的正常關係之路，就可以提高法國的戰略地位，因而與中國溝通，便成為戴高樂全球戰略中重要一環。
雖然戴高樂有意同新中國發展關係，但在當時，法國政府仍在阿爾及利亞進行殖民戰爭，而中國必須支援阿爾及利亞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直至最後勝利。因此，中法建交一直無法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1962年2月，法國同阿爾及利亞簽署了《埃維昂協定》，結束了戰爭，從根本上掃清了中法關係中的障礙。
1963年，戴高樂認為正式建立中法外交關係時機已經成熟，遂派老牌政治家、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作為他的代表，到中國進行談判。
這年，中國外交部接到了富爾的信，信中提出他希望來中國訪問。經過研究，中國同意了他的要求。但是，由於兩國尚未建交，不可能透過外交部進行邀請，於是中國就按照當時的慣例，交由中國外交學會來處理此事。中國外交學會是一個半官方的民間機構，隸屬於外交部，當時的會長是張奚若。
張奚若立即向富爾發出了正式邀請函。富爾曾於1957年來華訪問過，親眼看到過中國的實際情況，並對中國的內外政策做了認真的研究，曾對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華勢力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法國不應當奉行“兩個中國”的政策，戴高樂在不同程度上也同意他的看法。
為避免外界注意，富爾將這次訪問對外宣稱為私人訪問。
富爾向中國政府提交了法中建交的3個方案
10月2日，富爾攜夫人到達北京和中國領導人會面後，立即向中國政府提交了法方擬訂的法國政府和中國政府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3個方案：
1、 無條件承認方案。法國政府正式宣佈承認中國，中國表示同意。
2、有條件承認方案。法國政府表示願意承認中國，中國提出接受承認的條件。
3、近期承認方案。法國政府對中國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認，但兩國形成特殊關係的局面。
在這些方案中，有積極的正視現實的方面，正如富爾一再表示的那樣：“戴高樂總統已經答應，我們法國政府在和中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的時候，決不採取英國式的拖泥帶水的半建交方法。”但也有消極的方面，如它同樣保留著一個像小羊尾巴似的臺灣問題：法國希望在臺灣保留一名低階職位的人員。在這個問題上，富爾也自知理虧，雖然一再企圖辯解，但仍漏洞百出，一會兒說這是戴高樂的希望，一會兒說這是法國政府處理外交事務的傳統，一會兒又說這是純技術問題，絕不涉及“兩個中國”。
富爾對上述3個方案解釋說，戴高樂希望能爭取立即實現第一個方案，至於第三個方案，法國政府只是把它當作備用方案，根本無意採取。從富爾的解釋中不難看出，一方面法國政府對同中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要求是急迫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想避免正式公開宣告同臺灣斷絕外交關係，而想以法國政府自以為冠冕堂皇的無條件承認方式繞開這個矛盾。法國政府這樣做的意圖是，既可取得同中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實際結果，又可對法國統治集團內的反華勢力和親蔣分子作點妥協，並給臺灣一些安撫；此外在對美、英關係方面也留下適當的迴旋餘地。
富爾一再以戴高樂的口氣強調實現第一方案的重要性，反覆聲稱法國政府絕不是以此辦法搞“兩個中國”，而是法國政府認為法、中兩國無條件建交就意味著和等於法國政府斷絕了和臺灣的外交關係。同時他又說，戴高樂在發展同中國的關係方面無任何顧慮，法國是自主的，不需要顧及與別國的關係，也沒有必要看美國的臉色行事。富爾的這些解釋恰恰從另一個方面暴露了法國政府的內心所想。但富爾也知道中國政府絕不會拿原則做交易，所以又準備了第二方案，留下可進可退的機動餘地。
中、法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談判在形式上是比較和平的，氣氛是比較輕鬆的，最後達成協議的時間也是迅速的。但是，在談判桌上，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的態度也是堅決的。
中法建交與富爾的出爾反爾
富爾這次訪華，中國給予了最高規格的禮遇。毛澤東和劉少奇分別接見了他。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單獨或共同和他先後在北京、上海等地會談了6次。對一些重大國際問題的看法，雙方基本一致或比較接近，有著較多的共同語言。
富爾雖曾表示過在對華關係上玩弄“兩個中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並認為法國政府沒有理由奉行這一政策，但是當他正式受命與中國進行建交談判時，卻又以變相的“兩個中國”的方案作為了同中國討價還價的底牌。當然在中方的堅決鬥爭下，法國政府不得不面對現實，最後解決問題。
在這次談判中，中方始終本著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克服了法國方面帶來的一些障礙，速戰速勝達成了兩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協議，在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上，取得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突破。針對法國政府提出的3個方案和其中存在的問題，周恩來在詳細地闡述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後，提出了積極的有步驟的直接建交方案。中、法兩國政府建交宣告的內容有3點：
1、法國政府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正式照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立即建交、互換大使。
2、中國政府復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作為代表中國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歡迎法國政府的來照，願立即建立外交關係，互換大使。
3、雙方同時發表上述照會，立即建館，互派大使。
中國政府提出的建交方案非常合情合理，對於這樣一個合情合理的建交方案，就連能言善辯的富爾也覺得提不出任何異議，只是說，由於他未被授權簽署正式協議，他將攜此方案返法向戴高樂覆命後，立即答覆我方。中、法兩國政府關於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初步的但又是實質性的重要談判至此告一段落。
富爾回到法國，中法兩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談判事宜就交給兩國外交部來辦理了。經過雙方協商，法國政府外交部指派了專門的官員負責此事。當時中國指定的是駐瑞士大使李清泉出面和法國方面的代表接觸。
經過磋商，中法兩國於1964年1月18日達成協議，決定於1月27日同時發表建交公報，並於3個月內交換大使。
但在繼續磋商的過程中，富爾卻於1月11日以他個人的名義在法國報刊上發表了一篇重彈“兩個中國”濫調的文章。文章說什麼法國不承擔撤銷對蔣幫承認的義務，法國在臺灣設立領事官員純屬法國之事，甚至還說臺灣一旦獨立，法國仍可對其承認等。
針對富爾的謬論，中國政府決定於兩國建交公報發表的次日即1月28日，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宣告的形式表明中國的嚴正立場。宣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作為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同法國政府談判並且達成兩國建交協議的，按照國際慣例，承認一個國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也意味著不再承認被這個國家的人民所推翻的舊的統治集團。中國政府是根據這樣的理解，同法國政府達成中、法建交和互換大使的協議的。中國政府認為有必要重申，臺灣是中國的領土，任何把臺灣從中國的版圖割裂出去或者其他製造“兩個中國”的企圖，都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絕對不能同意的。
中國政府這個聲明發表後，法國政府沒有再提出新的說法，富爾也變得沉默起來，因為他發現拿臺灣問題做文章不是一個有建設意義的策略。
戴高樂訪華的願望一直未能實現
戴高樂對中國一直神往不已，對毛澤東和周恩來懷有很深的敬意，在他生前，多次流露想來中國訪問的願望。中國方面也非常歡迎他訪華。他的訪華願望一直未能實現，這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的是戴高樂作為一代偉人，他有著異乎常人的自尊心，不願先來華，而希望中國領導人先邁出第一步，率先訪問法國，以免給人留下屈尊就駕的印象。可是，在當時，中國也有一條類似的原則，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中國領導人同資本主義大國領導人進行互訪，必須“他先我後”。
1964年8月，法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對我國駐印尼代辦說，戴高樂最近要到拉美各國訪問，他想去中國訪問，以加強同中國的關係。
10月，西哈努克親王向陳毅副總理建議邀請戴高樂訪華。
12月，富爾向我國駐法大使黃鎮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議。
1966年2月17日，法國外交部亞歐司司長馬納克向我方表示，歡迎周總理訪法，同時歡迎陳毅副總理出國訪問時順道訪問法國。
5月16日，戴高樂接見黃鎮大使時又親自重申邀請周總理訪法。法國此舉除了要求法中應在政治上保持經常、密切的往來以加強彼此的關係外，另一個羞怯的意圖其實也很明白，戴高樂總統是想先讓周總理訪法，以便他下一年訪問柬埔寨和日本時順便回訪中國。
6月22日，黃鎮大使對法國蓬皮杜總理說，周總理表示願意訪法，並感謝法國總統閣下的邀請。但遺憾的是，由於該年下半年周總理的日程已有安排，不能應邀訪問貴國。周恩來認為，兩國領導人的相互訪問對促進兩國關係的發展和增進兩國之間的相互瞭解是有益的。他願意邀請蓬皮杜總理於今年下半年訪華。蓬皮杜總理說，如周總理在時間允許的時候來法訪問，他將受到同我們兩國關係相稱的接待。我很滿意地聽到中國政府和周恩來總理邀請我訪華，但我的日程也很緊，下半年議會要討論預算，1967年初要舉行大選，選舉期間，政府首腦不能出國訪問。
1969年4月28日，戴高樂因“建立區城”和“改革參議院”兩項法律草案舉行公民投票失敗而不得不宣佈辭職，從此退出政壇，隱居科龍貝教堂，潛心寫作自己的回憶錄，不再和公眾見面。戴高樂以總統身份訪華的願望終於未能實現。
戴高樂去世後，中國政府決定以最高規格弔唁
即使是在下臺後，戴高樂的訪華願望仍然很強烈，並多次在不同場合表示了希望訪華的願望。
1970年6月，美國《新聞週刊》曾有一篇報道提到，戴高樂曾向其友人表示，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會見毛澤東。
但是，正在為自己的回憶錄而辛勤工作的戴高樂卻不幸於1970年11月9日因心臟病發作驟然辭世了。
由於戴高樂為中法建交做出了重大貢獻，所以在他去世後，中國政府決定以最高規格弔唁，以表達對這位法國國家首腦和世界著名的將軍的敬意和深切悼念，並推動中法兩國友好關係的發展。
毛澤東主席、董必武副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分別給戴高樂夫人和法國總統蓬皮杜發去唁電。毛澤東在唁電中寫道：
“獲悉夏爾·戴高樂將軍不幸逝世，謹對他，反對法西斯侵略和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的不屈戰士，表示誠摯的悼念和敬意。”
董必武和周恩來在唁電中表示，相信“在戴高樂將軍推動下建立起來的中法兩國的良好關係，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將會繼續得到發展”。
戴高樂將軍的宗教悼念儀式在著名的法國巴黎聖母院舉行，中國政府任命黃鎮大使為中國特使參加了法國政府舉辦的這次悼念儀式。
在北京，董必武副主席、周恩來總理、李先念副總理、郭沫若副委員長等領導人到法國駐華使館參加了使館舉行的弔唁儀式。
中國還在天安門、新華門和外交部下半旗以示哀悼。
中國對戴高樂逝世的隆重悼念，在法國官方和各階層人士中特別是戴高樂的生前友好和家屬中引起強烈反響。
11月14日，法國駐華使館給中國外交部來照，轉達法國領導人對中國領導人的深切謝意，說法國政府和人民高度評價中國政府和人民為戴高樂將軍的逝世而舉行的哀悼，因為這不僅珍貴地表明瞭對光榮的死者的敬意，而且也進一步證明了中法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
12月1日，毛澤東收到了戴高樂夫人給毛澤東發來的感謝電，電報說：“您友好的來電和悼念戴高樂將軍的話使我十分感動，我真誠地感謝您在我的痛苦之中對我表示的同情。”
法國新聞媒介對毛澤東所發唁電非常重視，法國電臺一收到毛澤東的唁電，立即全文播發，並發表評論認為，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態度”。
戴派青年組織“爭取進步青年聯盟”主席格羅斯曼說：“正如毛主席永遠是正確的一樣，他在唁電中對戴高樂將軍的評價也完全是正確的。”他們還熱情地認為，毛主席的唁電“是所有唁電中最好的”。
中國人民不會忘記戴高樂總統生前為實現中法關係正常化而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