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候任總統拜登日前對外宣佈了他的最高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團隊成員，並表示，美國“準備好領導世界，而不是退出世界”，這標誌著美國未來很可能對過去4年堅持的“美國優先”原則做出重大轉變。拜登強調，美國“準備好對抗我們的對手，而不是拒絕我們的盟友”。那麼，未來拜登的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團隊會如何依託“盟友體系”這個支柱，來展開新的外交思路呢？
從四方面恢復“領導地位”
實際上，透過蒐集、梳理和分析近幾年，特別是2020年以來拜登外交政策擬定核心人員（如布林肯等）的公開講話、文章和會議文稿，就能從某種程度上看出拜登外交團隊對上任後的對外關係，特別是對華關係的思考和潛在政策。
拜登團隊在此前的對內對外輿論塑造中，一直稱拜登如果上臺將扮演“危機總統”的角色。要實現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其重要保證是長期穩定的國際環境，特別是以美國為領導者的國際秩序的延續。預計拜登團隊將從四個方面著手，試圖重新恢復美國“國際秩序領導者”的地位。
首先，重新加入並加強在全球事務多邊領域的合作，“美國優先”應該是美國作為全球的表率，而不是孤立起來。措施包括重新加入《巴黎協定》，考慮恢復多邊的朝核、伊核談判，並且在新的領域擴大影響力和主導力，例如網路空間秩序構建等。
其次，重構盟友關係，著重加強美國、北約和亞太盟友三方之間的機制化合作。考慮構建一個聯通北約盟友與亞太地區盟友的正式機制，超越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戰略”，以及此前的“亞太再平衡”。最終目標是成立一個機制化的、由美國領導的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盟友體系，以此來處理地區熱點問題，制衡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
第三，恢復並加強價值觀外交，聯合所謂“民主國家”、捍衛人權和民主等所謂普世價值。因此，預計未來拜登團隊會向世界宣告美國價值觀的重要性，以此來提振“民主國家”的信心，服從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領導。
第四，清醒意識到美國自身綜合國力的相對下降，在國際問題上有選擇性、按照比例投入精力和力量。中國和俄羅斯無疑是美國的戰略重點，然而美國在中東反恐投入了過多的精力。拜登團隊實際上並不反對特朗普政府逐步減少在中東地區、反恐領域的投入，把精力和資源更多地配置在美國所在的西半球國家上。目前，美國每年數百億美元的對外援助中，有200億投向了中東、北非和南亞等伊斯蘭國家，120億投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給拉美國家的援助僅有20億美元。拜登團隊認為，面對不得不進行的戰略收縮，未來美國很可能將對拉美國家進行更多的投入和政策傾斜。
利用三種力量優勢
基於以上戰略考量，拜登團隊會改變特朗普時期對華“對抗與對手”政策，而轉變為“競爭與合作”的關係，透過國際秩序、同盟國、價值觀力量，來鞏固和延續自身優勢。
一是，拜登團隊認為，美國目前在塑造新的國際秩序的競爭中相比於中國處於劣勢，國際秩序建立和維護不可能缺乏設計者和領導者，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意味著主動放棄美國的領導權，這讓中國有了更多機會。預計美國新政府會重新恢復以多邊主義為主的外交政策，以現有國際秩序框架為基礎，而不是以中國話語權體系下提出的全球治理體系，與中國在國際問題上展開競爭或合作。
二是，美國的國家實力已無法單獨應對地區局勢的挑戰，必須團結盟國來共同應對。儘管特朗普政府輕視北約和亞太盟國的作用，但客觀上北約和亞太盟國的團結程度較以往存在提升。拜登團隊會利用這種需要，響應北約和亞太盟國的訴求，在重新發揮領導力的同時與其協商，應對所謂“中俄對本地區帶來的挑戰”。
三是，民主和人權的價值觀仍然是美國最強大的外交工具之一，拜登團隊不會就此放棄，反而會更大程度地利用其制衡中俄等國。在拜登團隊看來，價值觀外交是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舉措。尤其是未來在新疆、香港問題上，拜登團隊覺得特朗普政府沒有利用好西方的價值觀同盟，所以未來美國很可能會重新透過價值觀外交來恢復自己的“盟主”地位。
“四位一體”對華政策
拜登團隊在過去一段時間裡一直強調，“新冷戰”、中美“脫鉤”都不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美國必須在競爭中，而不是在對抗中贏得與中國的競賽。總體上看，未來拜登團隊很可能採取“政治、經貿、法律和軍事”四位一體的對華政策模式。
政治上，利用領導人之間良好的私人關係，適當低調地處理具有強烈爭議性的問題。拜登方面在競選中多次提到這種方式曾取得過良好的效果。未來，要繼續透過這種“沉默外交”“低調外交”來處理雙方關係中的非核心利益關切。
在經貿關係方面，拜登團隊認為應在公平貿易的前提下，與中方進行雙邊談判解決矛盾。特朗普政府採取的簡單粗暴的單邊模式並未取得應有效果，使美國企業同樣遭受了損失。拜登團隊的最終目標是維護並主導全球自由貿易秩序。
在國際法制問題上，拜登團隊認為，特朗普政府嚴重損害了美國的威信，需要重新利用國際法來應對中國的挑戰，贏得各國的支援。預計在南海問題上，拜登團隊會重新迴歸奧巴馬政府對華“法律戰”的基本思路。
為了讓以上措施能夠順利實施，拜登團隊認為軍事實力是“制約中國的保障和底線”。在他們看來，特朗普政府的極限施壓策略收穫寥寥，美國必須保持對中國的軍事壓力，在大是大非以及核心利益上顯示美國的軍事決心，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中美之間出現誤判而導致軍事衝突。（作者是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