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這個元旦假期，在松江讀書的女兒陳月（化名）時隔數月再次回到家中。
然而，單身老父親陳濤（化名）卻沒有什麼喜悅之情。或者該這麼說，現在的他，還在因不知道該如何和女兒相處而苦惱。
“她在家也不怎麼和我說話。”陳濤嘆了口氣，“只要她不再出去惹事，就很好了。”
2020年1月，喝了一晚上酒的陳月捲入了一起聚眾鬥毆案件，因為當時還不滿16週歲，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檢察院對她進行保護處分，沒有提起公訴。
雖然是法律意義上的撫養人，但陳月的媽媽早就宣稱，不管這個女兒了。所以，出事之後，陳濤只能把陳月帶回自己家。僅僅幾個月，陳濤便覺得女兒是如此陌生，孩子犯了錯自然要教育，可是，怎麼教？
15歲少女輟學還傷人
“你是陳月的監護人嗎？她出事了，你趕緊過來處理一下。”接到寶山海濱新村派出所民警打來的電話時，陳濤心裡“咯噔”了一下。
對於這一天，他其實早有預感，只是事情真的發生，他仍不免擔心：“女兒究竟出啥事了？”
在課堂上抹淚的老父親
已過知天命之年的陳濤身體一直不太好，工作有一搭沒一搭，對陳月這個獨女卻是寄予厚望。從小到大，都是他接送女兒。陳月也沒有讓他失望，到初二時，每次考試都穩居班級前五名。
“用老師的話說，保持下去考個市重點高中完全沒問題。”儘管已經時過境遷，但談起女兒當年，陳濤還是十分得意。對這個中年男人來說，女兒一度是他的驕傲。但他從來沒有注意到，女兒乖巧的外表下隱藏著的真實想法。
矛盾在2018年下半年，陳月念初三時爆發。“她和隔壁班一個男生開始談朋友。”陳濤極力反對，但此時他正和妻子鬧離婚，女兒不願跟他，要和支援自己談戀愛的媽媽一起生活。陳濤脾氣上來了，“既然她媽媽支援，她也想跟她媽媽過，那我還管啥？”
陳濤和妻子離婚後，女兒判給了媽媽，但為了讀書方便，暫時還住在陳濤那裡。儘管成績明顯下滑，陳月還是考上了一所區重點高中，之後搬到了媽媽那裡。
早就和前妻徹底斷了聯絡的陳濤幾個月後才知道，搬過去沒多久，陳月就輟學了。當時只有15歲的她每天和結交的新朋友在外遊蕩玩耍，有時還夜不歸宿。原本支援她談戀愛的媽媽也看不過去，兩人大吵了一架，陳月甩了媽媽兩個耳光，離家出走。“她媽媽也生氣了，幾個月沒和她聯絡。”當陳濤得知此事時，陳月已經在外“浪”了許久，“那時我就知道，她早晚要出事。”
匆匆趕到派出所，陳濤看到近半年不見的女兒。她和另外兩個女生並排坐在一張長椅上，臉上還掛著一幅滿不在乎的笑容，對面貼牆站著一溜男孩。“她是你女兒？”民警指著陳月說，“可以啊，年紀最小，打架最兇，第一個衝上去，還拿著棍子，把人打傷了。”
那天晚上11時左右，陳月一行三女八男像往常一樣，四處碰運氣找到一家不嚴查未成年人的酒吧。不料，其中一個女生的前男友一行人也在這家酒吧喝酒。兩撥人越看越不對勁，從言語挑釁到互相辱罵，直至凌晨5時左右，動起手來。陳月揮舞著一根棍子，把對方一人打傷。
如果她是成年人，很有可能被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事實上，與她同夥的成年人都被判了刑，只有不滿16週歲的她被處以保護處分，其中一個條件是，她和她的監護人要一起到檢察院指定的場所，接受親職教育。
家長要和孩子一起來上課
七八月的上海午後，正是酷熱難耐的時節。陳濤把女兒從沉睡中搖醒，兩人匆匆扒了幾口午飯，便頂著大太陽出門。3號線到友誼路站，1號口出，再向南走上一兩百米，友誼路街道紅帆港黨群指導站便是他們的目的地。
親職教育最早起源於德國，旨在教育家長如何成為合格稱職的好家長。近年來，這一概念在我國未成年人司法保護體系中逐漸受到重視。“熊孩子背後通常有個‘熊家長’，家庭保護不到位往往是未成年人涉罪或受侵害的重要原因，許多中國父母卻完全沒意識到，當好父母也是需要學習的。”陳月案的承辦檢察官、寶山檢察院未檢組負責人孫麗娟說。
從2017年的家長課堂，到2018年邀請華東政法大學心理學專家進行心理團體輔導，再到2019年將涉罪未成年人親職教育規範化，檢察官們一直在努力做一件事：幫助家長們認識到為人父母的職責、學會與孩子溝通。2020年，寶山檢察院特意把課程安排在了暑假，借用街道的場地，還請來了華政心理老師金蓓蓓作為授課老師。過去一年間，所有接受保護處分的涉罪未成年人和家長，都要一起來接受至少4個學時的親職教育。
老師正在給家長和孩子上課，這裡的孩子們都是“涉罪未成年人”
和陳濤一起上課的家長約有十來人。孫麗娟分析，參加親職教育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大類：一類是父母離婚，家庭關係破裂導致父母與子女之間產生隔閡；一類是父母常年在外務工，孩子成了留守兒童；還有一類是孩子進入青春期，父母不懂如何與孩子溝通。
這些家長中，有一位小張的父親專門從杭州趕來。他是江西人，十五六歲便外出打工，生下小張後留在老家交給爺爺奶奶照顧。十多年間，他已經離婚重組了家庭，幾乎沒有和小張一起生活過。小張初中唸完便輟學，一個人跑到上海打工，偷了宿舍工友的手機和鞋子。
考慮到小張的父親在杭州工作，孫麗娟本想將小張送到杭州，看看能不能在當地接受親職教育。沒想到小張的態度異常堅決：“檢察官，我不去父親那裡，我就要留在上海。我可以再找工作，能養活自己。”
趕到上海的老父親也是一副暴脾氣，指著小張大罵：“你不就是嫌我那裡工作累嗎？我像你這年紀的時候，比你累多了。我下午就要回杭州，你愛走不走！”
孫麗娟攔住了這位父親，問了他3個問題：“你知道你兒子找了什麼工作嗎？知道他住的地方是啥樣嗎？知道那裡還缺啥生活用品嗎？”
末了，孫麗娟要求他退掉回杭州的票，去兒子住的地方看看，給兒子買點東西。經過兩個多小時的家庭教育指導，父親終於答應退掉下午回杭州的票。看到父子並肩離開檢察院的背影，孫麗娟感到特別欣慰。
“很多家長習慣了這種蠻橫的溝通方式，卻不知道越這樣，孩子越不聽。”孫麗娟說。
重新學習如何為人父母
類似的話金蓓蓓也在課上反覆強調，陳濤記住了。儘管這個骨子裡很驕傲的上海男人，一直稱是媽媽對女兒的縱容和不負責導致了現在這個結果，但他還是承認，從很早之前，女兒就已經不和他說真話了。
“我一直想扮演個嚴父，所以她從小沒考好會被我罵，在學校和同學吵架了也會被罵，有時候多抱怨幾句我也要批評她。”陳濤說，罵的次數多了，陳月雖然在他面前依舊乖巧，實際上一句也聽不進去。更重要的是，陳月開始疑神疑鬼，陳濤接她放學時，在街邊和其他家長聊了幾句，期間看向剛走出校門的陳月一眼，她都覺得陳濤是在別人面前說她壞話。所以，當父母鬧起離婚，她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看起來更加支援自己的母親。
陳濤開始了顯得有些笨拙的嘗試。哪怕女兒深夜才回家，他也不再大聲訓斥，而是努力用看似不經意的聊天，打探她去了哪裡，和誰一起。只是，除了簡單的應和，陳月還是不怎麼願意和他說話。
長時間累積下的矛盾，很難通過幾節課消除。在一節課上，金蓓蓓讓家長們坐成一個圓環，孩子們坐在外圍，每位家長要面對自己的孩子說出3個優點。其中一位家長說著說著就哭了：“儘管他現在犯了錯，但我還是要說，他很聽父母的話，很尊重我們。”
“切。”話音剛落，他的孩子便扭過頭去，用明顯故意壓低，又恰好能讓大家都聽見的音量說，“看我幹什麼，我才不要聽你說話。”
課堂上，一位少年和父親緊緊相擁
檢察官們也清楚，滴水穿石非一朝之功。在孫麗娟看來，能讓親子關係有一點點好轉，阻止這些未成年人繼續滑向犯罪的深淵，對親職教育來說就已經足夠了。剩下的，只能交給這些受教育者自己，以及時間。
父女關係可能再也回不去從前，陳濤依舊有些欣慰。上完課之後，女兒不再夜不歸宿，還主動提出想繼續上學，想洗掉身上的紋身。現在，她在松江一所職業學校，表現也還不錯。“親職教育課上講的道理，她還是聽進去了。”
2019年至今，寶山檢察院開展親職教育144件，家長滿意率100%。孫麗娟對親職教育抱有更多期待。目前，親職教育主要靠檢察機關組織開展，專業性和強制性都有所欠缺。今年，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就將正式實施，其中第118條賦予司法機關對失職監護人予以訓誡，責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導的職權。
“親職教育變成了強制親職教育，能讓更多家長來學習如何更好地為人父母，希望我們攜手社會各界，做的更多更好。”孫麗娟說。
來源/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 王閒樂）
【來源：海陽市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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