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10月10日文章，原題：許多印度人無法證明自己的親人死於新冠，這可能是一個問題今年春天，當殘酷的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印度時，安基特·斯里瓦斯塔瓦跑遍印度城市瓦拉納西的所有醫院，為感染新冠的母親求醫問藥。但是，醫院已經沒有床位、氧氣、藥品和檢測裝置，他的母親很快便去世了。
最近，印度政府公佈了一項補償計劃，將向每個新冠死者家庭提供5萬盧比（約670美元）。理論上講，該計劃應能幫助到像斯里瓦斯塔瓦這樣的人。但專家們認為，一些新冠死者家屬可能最終拿不到補償金，這讓許多在疫情中失去頂樑柱、如今溫飽成問題的印度家庭感到焦慮。
在丈夫死後，夏爾馬（左二）只能一個人照顧孩子。而她不是個例。
未被統計的死者
根據印度最高法院上週一批准的指導方針，如果親人在確診新冠後30天內死亡，家屬可以獲得補償金。如果是在醫院接受新冠治療時死亡，家屬也有資格獲得補償，即使死亡發生在診斷30天以後。死者必須新冠檢測呈陽性，或被醫生“臨床確診”為新冠肺炎患者，才能被記錄為新冠病例。家屬申請補償時，必須提供死亡證明，說明新冠肺炎是死亡原因。
但對於印度許多人來說，這些規則帶來很大問題。早在疫情之前，印度的死亡人數就存在少報。根據最近的一項研究，該國通常只有86%的死亡病例在政府系統中登記，所有登記的死亡病例中只有22%給出由醫生證明的官方死因。這個問題在疫情期間更加嚴重，有數百萬像斯里瓦斯塔瓦母親這樣的新冠死者沒有被統計進去。總部設在德里的SBS基金會主席吉特表示，即使有死亡證明，許多死者的死因也沒有被記錄為新冠，因為沒有得到醫生確診。許多新冠死者的死亡證明“說他們死於肺衰竭、呼吸系統疾病或者心臟驟停”。
指導方針稱，家屬可以申請修改死亡證明上的死因。一個區級委員會將審查申請，並檢查死者的醫療記錄。如果他們認定新冠是死亡原因，會發放新的死亡證明。不過，關於委員會將用什麼標準來判斷幾個月前的死亡原因，以及家屬需要提供什麼證據，尚無進一步的細節公佈。
繁瑣的官方程式
今年4月，普賈·夏爾馬的丈夫死於新冠。她感到無助和孤獨，不知道如何養活兩個年幼的孩子。這位33歲的母親說：“我不知道怎麼辦。我沒上過學，不知道靠什麼來賺錢。”
夏爾馬錶示，雖然她丈夫的死亡證明上寫的死因是新冠，但她可能仍要面臨一場艱難的“戰鬥”。印度政府存在長期拖延和官僚主義問題。SBS基金會主席吉特說：“弱勢或貧困人群受到的打擊最大，首先來自新冠，然後是整個體系。”由於他們的文化水平較低，要應對體系中的複雜問題是一項“繁瑣的任務”，其中包括收集證明檔案、填寫表格、與當地官員溝通並提供醫療資訊。
夏爾馬在6月申請一項國家支援時就已經領教了政府的繁文縟節。她說：“我在別人的幫助下填寫了所有表格，每天都去政府辦公室，可是到現在一點訊息都沒有。我覺得這筆錢不會有結果。”雖然她會申請新冠補償，但表示沒有信心拿到錢。
無法解決所有問題
許多人和夏爾馬一樣感到失望，認為政府的補償太少，來得也太晚。
第二波疫情實際上給整個印度造成創傷，暴露了政府的失誤，並在公眾中播下深深的憤怒，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感到被領導人拋棄了。許多因素加劇了第二波疫情。政府行動遲緩，沒有事先做好準備，導致在最絕望的時刻出現嚴重的醫療供應短缺。短缺還導致黑市繁榮，哄抬了氧氣瓶和藥品的價格。由於看不到政府的幫助，許多家庭別無選擇，只能拿出所有積蓄並且借錢，希望藉此拯救親人。非營利組織“針與針”的創始人茜姆蘭·考爾說，一些婦女在失去家庭支柱的情況下，要獨自照顧好幾個年幼的孩子，“她們已經負債累累”。“政府一次性補償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比如教育子女，支付租金，或者提供每日餐桌上的食物。理論上聽起來可能不錯，但這還不夠。”
對於大多數家庭，尤其是那些因新冠而失去多名親人的家庭來說，“5萬盧比無濟於事”，失去母親的斯里瓦斯塔瓦表示。他說，更深的傷痕依然存在，還有對政府的憤怒。政府“幾乎沒有為應對新冠做任何準備”，但“除了從悲劇中恢復，沒有其他選擇”。（作者傑茜·楊、雷婭·莫古爾、斯瓦蒂·古普塔，陳俊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