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觀 之30篇 | 千年王安石

開欄的話 | 廬山觀：人民日報記者看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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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王安石

文/鄭少忠

今年是王安石誕辰1000週年。

縱覽二十四史，中國古代政治家中，文學素養最高的，當推王安石；文學家中政治影響力最大、最為久遠的，也當屬王安石。

作為文學大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文豪，王安石是耀眼的，他是中國文學版圖高聳入雲的山峰之一。作為政治家特別是改革家，王安石曾備受爭議，甚至長期被汙名化。作為思想家，王安石是落寂的，他太過超前，抑或他文學、政治等其他方面的成就甚巨，以至於很多人都忽略了他首先是一個思想家。

一

作為文學大家的王安石，是個神聖般的存在。

自古英雄出少年，此時少壯自負恃。王安石21歲即高中進士。王安石家族，從他爺爺輩到他兒子輩，四代人69年間，登進士者八人。有臨川王氏族譜為證：

叔祖王貫之，北宋真宗鹹平三年（1000年）進士；

父親王益，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進士；

長兄王安仁，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進士；

王安石，北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進士；

大弟王安國，北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進士；

三弟王安禮，北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進士；

小弟王安上，北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年）進士；

王安石長子王雱，北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進士。

英雄門第更英雄。王安石家族不僅演繹了“祖孫四代八進士”的傳奇，而且王安石這一輩還創造了“兄弟七人五進士”“兄弟七人兩宰相”的輝煌。其三弟王安禮元豐四年（1081年），拜尚書右丞，遷左丞（副相），參與執政議事。這種情況，遍查整個中國科舉史、中國古代政治史，也都是極其罕見的。

而王安石又無疑是這其間最耀眼的一顆明星。

王安石是我國曆史上傑出的文學家、政論家、詩人、詞人，但早年王安石的大志並不在此。生活的磨難、歷史的合力等諸多因素，把他打磨成蓋世罕見的詩文大家。

政治家有著一般文人沒有的洞察歷史風雲的敏銳視角和雄視天下的遼闊視野。作為詩文大家的王安石，大氣不凡、卓爾不群。王安石有詩詞1500多首，散文近800篇，這是一個極為龐大的寶貴遺產，絕不能僅從一般文人的視角審視之。可以說，在中國古代文學家中，沒有任何人像他那樣在政治上留下那麼大、那麼久遠的影響力。王安石變法雖然持續的時間並不是很長，但它的影響深遠，成為千百年來說不盡道不完的話題，這就要求我們從政治家特別是改革家的視角，來研究他的文學作品。

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王安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絡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他反對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文者“務為有補於世”，並把“務為有補於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這種理念，多少會忽視文學作品的審美感，有點將文學作品政治化的偏狹，蘇軾也曾予以批評，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這正好成就了他的政論文最出色的特點：立意高遠、雄健簡練，邏輯嚴謹、說理透徹，奇崛峭拔、筆鋒犀利，有居高臨下奔瀉而下的磅礴銳氣，這是其他文學大家都難以望其項背的。如《答司馬諫議書》，短短300多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多次寫信，指責新法侵官、生事、徵利、拒諫、致怨，王安石寫道：“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徵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這篇文章從大處、高處著手，條分縷析，言簡意賅，逐一反駁，為歷代政論文精品之精品。清人劉熙載點評說：“半山（即王安石）文善用揭過法，只下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是何簡貴！”

作為詩文大家，王安石的詩紮實沉雄，其詞豪放曠遠，其文意境深幽，其書法“清勁峭拔，飄飄不凡，世謂之橫風疾雨”。一代宗師歐陽修盛讚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憐愛、推崇之情溢於言表。

王安石的詞，今存20餘首，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王安石現存詩1500多首，詩歌創作以退居江寧為界，前後兩期詩風有很大差別。前期詩歌以關心時事和同情勞動人民的疾苦為主要題材，緊扣當時時政，直面尖銳問題，把自己渴望濟世匡俗的理想抱負糅進了詩中，如《感事》《河北民》《收鹽》《讀詔書》《元日》等詩，密切聯絡現實生活，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各個方面，表現了他主張革除弊政、關心民生疾苦的進步思想和博大胸懷。

後期詩歌是指他辭相後特別是第二次辭相的創作。仕途的豐富經歷，變法失敗的複雜心情，使他的詩風發生很大的變化，他更加註重對仗、用典、聲律等方面的精益求精，追求詩歌的藝術美。後期的隱居生活，他流連、陶醉於山水田園中，抒發一種閒恬的情趣，藝術表現上愈臻圓熟，其觀察細緻，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如《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一個“綠”字，妙不可言。

又如《書湖陰先生壁》：茅簷長掃淨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

再如《江上》：江北秋陰一半開，晚雲含雨卻低徊。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

這些詩妥帖自然、新穎別緻、意境清麗、錘鍊甚工，表現出“荊公體”的老練圓熟。他博觀約取，熔鑄前人，以獨特的抒情方式和藝術風格，創立了為嚴羽《滄浪詩話》所標舉的“王荊公體”，廣受後人稱道。

和其他文學家、政治家一樣，王安石也鍾情於歷史，歷史涵養了他們的學識，給了他們採擷不盡的創作素材。但比他們更幸運、也更痛苦的是，歷史給了王安石最好的機會，神宗皇帝給了他最好的平臺、最大的支援，皇親國戚和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給了他最猛烈的反抗、最強烈的打擊。作為集文學家、政治家、思想家於一體的王安石，被無情地挾裹到歷史的洪流中。歷史洪流的撞擊、擠壓、燒烤，使得王安石如同孫悟空被關在煉丹爐裡一樣，他的能量也在其間不斷滋養、聚集，千淬百鍊——竟然不經意間鍛造了他獨特的政治人生和獨具一格的慧眼，淬鍊了他剛正堅毅的政治品格和文風，他總能將一些蓋棺定論的史評定論重新推倒，作出一些常人不敢想、想不到的判斷，為文學注入了一股清流，為政治帶來了一縷清風，為歷史開闢了一片屬於自己的新天地。

商鞅是變法改革中的悲劇人物，雖然他幫助秦國實現了富國強兵，卻被“車裂而死”，後世包括歷代儒生多是否定詆譭。但王安石的七絕《商鞅》選擇“徙木北門”“一諾千金”這一小故事為切口，前兩句即居高臨下：“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後兩句以“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託物言志，就翻新詮釋出全新的文學、政治新意，表明作者對商鞅變法的尊崇，顯示出一個卓越文學家高妙的政治歷史觀。

再如其史論《讀孟嘗君傳》，全文不足百字，然層次分明，筆力峭拔，王安石開語警策，首先提出“孟嘗君不能得士”的主旨，隨後一轉一駁，把“士”和“雞鳴狗盜”之輩區別開來，自然嚴謹；最後得出結論，說明孟嘗君不能得士的真正原因是，雞鳴狗盜之徒出入其門，真正計程車是不會跟孟嘗君走的。全文轉折三次但嚴謹周密，詞氣凌厲而貫注，勢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辯的邏輯力量。清人沈德泉評論道：“語語轉，筆筆緊，千秋絕調。”劉大櫆評論“寥寥數言，其文勢如懸崖斷塹，於此見介甫筆力。”再如《書刺客傳後》《傷仲永》等政論文章，評價人物，視角獨特，言人之未言，發人深省，加之筆力勁健，富有感情色彩，其文學價值、史學觀點、政治智慧和政治影響均比同行高出一籌，令人服膺。

二

作為政治家、改革家的王安石，曾飽受爭議。有人罵他是“民賊”，是“古今第一小人”；有人贊他是“聖人”，是“古今第一完人”。列寧稱他是“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

自“熙寧變法”（也稱“王安石變法”）以來，很長時間、很多情況下，王安石都被人妖魔化甚至被稱作為“妖”。王安石之後的兩宋和明清朝廷，當局以各種方式塗黑他、否定他、侮辱他，甚至把北宋滅亡歸咎於變法。但歷朝歷代都有不少人為他鳴不平甚至正名，梁啟超稱他是夏商周“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當之矣”！

神聖的光環與罪惡的陰影如此“聚焦”在一個人的身上，那還是讓我們把目光回溯到北宋王朝吧。

公元1067年正月，宋英宗病逝，19歲的太子趙頊登基，成為大宋王朝的新主人，是為宋神宗。年輕的宋神宗血氣方剛，懷揣著富國強兵的抱負。但可惜的是，他接手了一個爛攤子：繁榮景象的大宋王朝，其實自太祖時積累下的隱疾不斷擴散惡化，內則兵力衰弱、財政虧空，外則不時被北遼、西夏侵擾。神宗治國心切，他急需一位能臣給他出謀劃策。環顧朝野，性格強毅、不流於俗、品行才能俱佳的王安石，就成了神宗心中改革者的不二人選。

熙寧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躋身執政之列，次年拜相。在神宗支援下，王安石主導的、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王安石變法”的大幕開啟了。

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於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深以為然。為推動變法的實施，朝廷設立了制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負責。作為主管財政的中央政府機構，包括鹽、度支、戶部三個部門，其目的是為了集中財權，更好地協調國家的財政收支，為國聚財、理財。經奏請神宗同意，王安石還薦舉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選派提舉了一批青年才俊，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

變法伊始，王安石就置身於風口浪尖。要改變宋朝積貧的現狀，王安石認為，要理天下之財，實現“民不加賦而國用足”；要用行政手段干預、指導經濟；要抑制大地主的兼併，幫助貧苦的百姓，讓老百姓富起來，使國庫充盈起來。但在很多遵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主利從”的儒生看來，此舉無異於“剝民奪利”。御史中丞呂誨打響了反對變法的第一槍，他痛陳王安石十大罪狀，指責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詐似信”。這十條罪狀中最嚴重的一條是“動搖天下”，他指責王安石以變法為名，新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包攬財政大權，這是擾亂國家體制，挑戰祖宗家法，並斷言“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也”。面對洶湧而來的詰難，王安石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勇往直前。曾經的“嘉祐四友”之一的司馬光，因政見分歧導致兩人關係“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長久以來論爭不斷，且終生未解。

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意是取代民間富戶之家的高利貸。由政府拿出一筆錢糧，作為利息較低的青苗貸款提供給農民，讓農民在春天青黃不接時吃飽肚子，糧食收穫後再加息償還。如此農民有飯吃，國庫有餘糧。但在反對派看來，國家放貸收息，這不就跟乘人之危、唯利是圖的不良商人一樣嗎？這讓喻於義的君子情何以堪？又豈止是離經叛道？！

王安石的免役法，是針對差役法的改革，本意是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變法改派役為僱役，也就是讓民眾將其應服之役（力役、徭役等義務勞動）摺合成“免役錢”交給官府，由官府僱人當差。原來不服役的官戶和寺觀則出一半，叫助役錢。這一改革初衷是農民出錢不出力，不用再服役，也不會耽誤生產；社會閒散人員得以接受官府的僱傭，成為專業化的差役，既多了條生路，也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但改革觸犯了封建大地主集團特別是皇親國戚（事實上既不服役也不出錢）的顯性、隱形諸多特權，受到他們百般汙衊和抵制就再正常不過了。

實行市易法，本意是為了平抑物價、穩定市場，由市易司出錢，收購滯銷貨物，等市場短缺時再賣出，以此限制豪商大賈對市場的控制。這無疑是極具先進性的改革措施。可其負責人呂嘉問卻操作不當，把這個意在平抑物價的機構，變成了壟斷市場、操控物價的剝削機器，把京城商販的生意都搶了，導致民怨沸騰，連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都為此找到皇帝流淚控訴。

因推行新法，王安石奏請神宗啟用了很多新人，但一些支援變法的新人，有的也不是真正為朝廷和百姓著想，只是想攀附新貴，作為自己平步青雲、撈取好處的臺階。加之大宋王朝積重難返，很多新法並沒有實際執行到位，甚至完全變了味。有的地方官員強行讓百姓借貸，隨意提高利息，青苗法等成了官府放高利貸的苛政，受到了王公貴族和基層老百姓的強烈抵制。

公元1074年春天，大宋王朝遭遇了一場久旱，饑民流離失所，宋神宗整日滿面愁容。有大臣畫了流民圖，向皇上進言：“去安石，天必雨。”久居深宮的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也向皇帝哭訴，擔憂京城混亂，大旱將使朝廷失去民心。焦頭爛額的宋神宗終於妥協，同意王安石辭去宰相職務。

雖然神宗並沒放棄變法，之後還親自主持變法，並一度再次拜王安石為相，成績斐然。十餘年後，由於對西夏戰事的慘敗，38歲的宋神宗憂鬱而終；兼之王安石痛失愛子，心灰意冷，遂再次辭去宰相，歸隱山林。高太后啟用變法的反對派首領司馬光，迅即全面廢除了新法。

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實現富國強兵。從新法次第實施到廢罷，其間將近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每項新法在推行後，雖然產生了一些弊端，但成效顯著。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地主的兼併勢力，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打擊了官僚、豪紳地主的隱田漏稅行為和對市場的操縱、壟斷，使農戶所受的賦稅剝削有所減輕。新法還大力興建農田水利工程，對農業生產的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人民負擔減輕，財政收入明顯增加，國庫充裕，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

三

一千年來，人們從來沒有忘記過王安石。他去世後40多年才出生的“政敵”朱熹曾感慨地說：荊公“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一些主張加強國家干預的近代中外學者，甚至還把他譽為“中國古代的凱恩斯”。

歷史不僅記住了他的詩詞歌賦、子曰詩云，更記住了他理財富國強兵的驚世之舉，更應該記住這個遠見卓識思想家的“時代之光”。

思想就如同長夜中的明燈，照亮、引領人們的行程。王安石具備了思想家的所有特質。

青年王安石，就顯示出了他作為思想家的遠見卓識和堅毅深邃。

公元1050年（皇祐二年）夏，他初涉宦海，在浙江鄞縣知縣任滿回江西臨川故里時，途經杭州，寫下了這首久為傳唱的《登飛來峰》：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年輕的詞人，不，思想家，借登飛來峰直抒胸臆，寄託壯懷。本來，雞鳴看日出是很壯麗的景緻，但在王安石看來，北宋仁宗時國家表面上看似平安無事，實際上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銳。作為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有遠大理想、家國情懷的知識分子，王安石懷著要求變革現實的雄心壯志，希望有一天能施展他治國平天下的才能。他一登到山嶺塔頂，就聯想到雞鳴日出時光明燦爛的奇景，透過對這種景物的憧憬表達了對自己前途的展望。彷彿是在向世人宣示：浮雲遮不住我的視線，困難壓不垮我的精神，因為我站得最高，看得更遠。這就不難理解他做了宰相後，任憑舊黨怎麼反對，他都始終堅毅前行；這種境界，又豈能用個“拗相公”就能解釋得了？一個成熟思想家撥雲見日、高瞻遠矚的思想境界和豪邁氣概躍然紙上！

思想家是深邃的，也是痛苦的。惟其深邃，就更須博大；惟其深邃，就愈加痛苦。普通百姓多是慮飢寒之苦，士子文人也是多為名利所累。作為深邃的思想家，肩負的使命是窮宇宙興衰之理，祈人間萬世之福。除卻“士子的機巧”他比較欠缺外，王安石兼有哲人的遠見、文人的敏銳，更有一般士子少有的韌勁，他思接千載，融通古今，創荊公新學，有著以天下蒼生、社稷興亡為己任的博大情懷。

王安石首先是思想家，主要是政治家、改革家，當然也是文學家，雖然成為文學家並不是他的本意。荊公新法的理論源泉建築在其新學之上，而新學的核心便在於經世致用。王安石深感傳統儒學特別是專注於名物考證的章句之學無補於世，必須要突破漢唐儒者章句訓詁之學的侷限。他親自撰釋經義，闡發儒家經典中所蘊含的深刻義理，對經典進行創造性闡釋；同時相容幷包，吸收諸子百家和佛、道二教的思想營養，創立起指導、引領政治變革的“荊公新學”。在經學上，他推倒唐疏漢注，開出宋學義理一路，程朱理學從此出現；在政治上，他推倒漢唐帝王，直奔三代理想，欲以《周官新義》，託古改制，建立理想國家，啟發了近代康梁變法。

更有學者指出，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能於天人之際，確立大綱領，僅有殷周、春秋戰國、宋代三個時代。這三個時代，是思想者的大時代，而王安石，就屬於周公、孔子一類的大人物，是開時代思想之先機的。借用陳亮對朱熹“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之譽，王安石亦當足可與之匹配也！

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王安石深知，要窮興衰之理，祈萬世之福，實現富國強民，必須加強“新學”指導，進行系統改革。王安石變法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國家要指導經濟、調節市場，進而聚富於國、富國強兵。青苗法，政府像農業銀行；市易法，政府似商業銀行；均輸法，政府探索集中採購；募役法，就是勞役的貨幣化經營……你不得不驚歎，王安石的思想、實踐、探索，遠遠超越他同時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遠遠超越了他的時代幾百年甚至1000年——維新志士梁啟超、民國達人胡適，竟然不約而同地用社會主義學說類比王安石變法新舉措。

四

王安石是不幸的。

客觀上變法使得“宋廷撕裂”，北宋王朝陷入“黨爭”的漩渦。朝廷空前分裂，昔日的摯友形同冰炭。以司馬光為首（包括太皇太后等皇親國戚）的政敵的百般責難；改革者內部不團結；一些急功近利者借變法之名取巧謀私甚至專權誤國；支援變法事業的神宗皇帝的英年早逝等諸多原因，使變法事業功虧一簣。

從仁宗時代的“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到徽欽二帝的“靖康恥，猶未雪”，北宋王朝由盛而亡，只花了短短100年時間。他殫精竭慮挽救大宋王朝，去世41年後（即“靖康之難”北宋亡國前）仍然多次封官加爵，配享孔廟，後又被褫奪，最後竟卻成了一些人眼中的北宋亡國的“背鍋俠”。

但王安石又是幸運的。

他去世後，他的政敵、大文豪蘇軾奉旨追悼。蘇軾作為舊黨中的一員大吏，以皇帝的名義起草這份檔案，但他沒有以舊黨的口吻全盤否定王安石，而是秉心至公地以闊大的胸襟，公正、高度地評價了王安石：

朕式觀古初，灼見天命。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為，冠群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群於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

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摹，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暗之中。胡不百年，為之一涕。於戲！死生用舍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為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

細細品讀東坡居士的“命題悼文”，怎能不讓人感慨萬千？雖然此後的兩宋和明清朝廷，當局都以不同方式否定王安石、塗黑王安石、侮辱王安石；但歷史還是記住了他，越來越多的人在以各種方式紀念他、懷念他。

是非成敗轉頭空，千秋功罪誰評說？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拗相公”的身影越來越模糊，但王安石的形象卻越來越清晰、越來越高大——

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荊公千古。

（原載《江西日報》2021年8月13日9版，作者鄭少忠系人民日報社江西分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