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就中美競爭、對華政策等話題接受專訪。值得注意的是，沙利文坦承，美國政府過去犯下了一個“錯誤”，認為能夠透過美國的政策從根本上改變中國體制，“但這不是拜登政府的目標”“拜登政府並不是要讓中國發生根本性的變革”。
輿論場中不乏討論之聲：如何看待這一罕見表態，結合拜登政府對華戰略“競爭、合作、對抗”的總框架，未來其對華政策將遵循什麼方針？
熱衷改變他國體制是美國的基本政治思維。究其根源，主要涉及基督教的傳教心態和美國消除外部威脅的安全觀。在與中國的交往中，美國也沒有避諱改變中國體制的想法。
比如，克林頓執政之初，就在自由主義大戰略的指導下將促進民主、人權與自由市場經濟置於國家現實利益之上，導致中美關係經歷短暫的摩擦期。著眼於此，克林頓政府轉變策略，於1996年正式出臺全面對華接觸政策，期望在“正常交往”的背景下協調美國的目標。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以遏制為主、接觸為輔向以接觸為主、遏制為輔的演變過程。
直到特朗普上臺，對華鷹派佔據美國決策核心，遏制手段頻出，中美間各領域的競爭性與矛盾性凸顯。目前，美國政界與學界就對華“接觸戰略”仍在進行激烈討論，其中佔據決策主流一派的基本觀點可表述為：美國對華政策並未如預期般推動中國政治和經濟的自由化，也沒能將中國轉化為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所謂“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美國高估了自己決定發展道路的能力。
但必須看到，如今他們所言的不尋求改變中國，並不意味著美國政治精英們真正接受了中國體制，而只是承認了從外部撼不動中國體制的現實。沙利文在解釋中說，美國現在的對華政策目標是，在可預見的未來建立一個兩個大國都能有操作空間的國際體系，但這種“共存”的條件應該有利於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
由此可見，雖然採取了更“委婉”的語氣，但美國秉持的，依然還是干涉中國內政、指責中國體制“異類”、粉飾美國肆意插手亞太事務行徑之心。誠如觀察者所言，促使美方做此調整的是中國的不斷成功和更加政治自信。我們不必對美國“示好”期望過高，關鍵要繼續保持定力和發展勢頭，一心一意辦好自己的事。
事實上，此番表態也確實並未影響美國對華進行圍堵、打壓等實際敵對行為的烈度。僅本屆國會就出臺了300多項反華議案，美方還將900多箇中國實體和個人列入各種單邊制裁清單，嚴重破壞了中美之間的正常交往。在疫情防控、臺灣問題等方面，美方仍在肆意政治化操控。本屆美國政府能否做到徹底拋棄“改造他國”的幻想，迴歸理性、務實管控兩國關係的外交軌道仍有待觀察。
總的來說，“美中長達半個世紀的接觸時代已經結束”,此屆政府對華政策評估接近尾聲，一種新的對華總體方針——“競爭性共存”基本確立。
以更大視野來看，這麼多年來，美國不僅在改變中國體制上碰了釘子，在其他國家那裡也不成功，反覆證明其根本沒有資格充當他國的教師爺。
與此同時，美國深陷國內治理危機。疫情造成的經濟損失和聯邦政府累積的債務，不斷削弱著美國政府的治理效能；困擾美國社會已久的貧富差距、種族矛盾、民粹主義、槍支暴力等痼疾正在催生新的危機。美國與其整天盯著別人，不如先管好自己。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政黨外交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