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9月26日，德國舉行了聯邦議會選舉。引人關注的是，這次選舉的結果以一種奇異的方式呈現：選前都認為誰能笑到最後難以預測，但結果卻並不出人意料。左翼的社民黨以後來者居上的方式，贏了主要對手聯盟黨不到2個百分點，從而得到了與獲選進入議會的綠黨和自民黨談判組閣的優先權。根據德國選舉規則，如果社民黨能夠與其他兩黨達成聯合執政協議，德國新政府就將首次以“三黨聯合”的方式成立。
選前之所以難以預測，一是因為出現了聯盟黨、綠黨和社民黨在民調中交替領先的局面，德國民眾的猶豫和搖擺心態顯露無遺，兩大主流政黨“一統江湖”的格局被漸次打破；二是人們還難以從“默克爾時代”營造的、長達16年的政治穩定性中擺脫出來，難以接受越來越不確定的德國政治現實。選舉結果之所以並不意外，是因為德國政局變化到今天已有跡可循。在2017年上屆選舉中就已出現的“多黨並存、大黨不強、小黨不弱”的政治碎片化現象，不過是在本次選舉中得到集中體現並被進一步強化了。
“大黨根基鬆動、小黨地盤穩固”的德國政治生態現實，將直接反映到接下來的組閣談判中。由於社民黨和聯盟黨差距微弱，無論由誰來發起組閣談判，綠黨和自民黨作為入閣夥伴的不二人選，它們在談判中討價還價的空間都將得以擴大。各黨政策主張的契合度、相互妥協的意願，以及在新政府中的權力分配交易，是決定組閣談判成功與否的主要因素。
不甘心在聯盟黨的陰影下做“千年老二”的社民黨欲在此次選舉後翻身做主的意願強烈，而長期執政的聯盟黨也不甘心就此下臺，它們向綠黨和自民黨妥協的空間也會加大。這很可能被兩黨加以利用，在組閣談判中提高要價，除了更多地強調自身的政策主張外，還將在外交部長、財政部長和經濟部長等重要職位的爭奪上表現出更強烈的慾望。
因此組閣談判的結果會進一步反映到新政府內部的權力分配和在決策的權重上，除了獲取總理一職外，主要政黨在新政府中的決策權極有可能遭到弱化。在這種背景下，政治博弈加劇、決策效率下降、政策剛性不足等後果就很難避免了。不得不說，這實在不是一個能夠適應德國當前政治需要的理想狀況。
在經歷了長達16年的“默克爾時代”後，無論是選前的各黨主張重點還是選後的各黨政治格局，都表明德國社會“求變”的心態和“求穩”的需求至少同樣強烈。儘管主要政黨的施政原則仍是“穩中求變”，但新政府複雜的三黨合作/博弈格局，將很難避免出現“小黨主導變革、大黨負責維穩”的分工局面，這又會進一步放大政府內博弈和競爭的一面。
這種情形在默克爾執政後期實際上就已經在德國政府出現：外交、國防和經濟部門之間不時各說各話甚至公開爭論，只有在將矛盾上交給默克爾本人後，德國政府才能維持一個表面和諧但暗地裡少不了各行其是的狀況。在聯盟黨和社民黨多年搭檔、前者當家做主的背景下尚且如此，對於如今缺乏默克爾式拍板人物的“三黨共治”格局，就更難有比以往樂觀的期待了。
如果德國新政府按照這種態勢產生並運作，我們就將不得不面對一個政策求穩卻又左右搖擺、強調共識卻又政出多門的新夥伴。儘管對外政策和對華關係不是此次德國選舉中的熱門話題，但一些輿論將“穩中求變”裡的“變”瞄準了默克爾的對華政策。
德國的對華政策在新形勢、新格局和新政府的背景下的確需要變，然而，是朝著將共識與分歧對立起來甚至主動挑起矛盾的方向去變，還是朝著讓競爭促進合作並且讓雙邊關係更具韌性的方向去變？是以將內外壓力向中方轉移的方式去變，還是堅持沿著求同存異、務實合作的道路去變？這些都應當是德國新政府需要做好功課並向中國夥伴明確傳達的資訊。
德國政治的新形態，將問題擺在了未來的德國新一屆政府面前，儘管有更多不確定性出現，但德國共識政治的傳統仍在，並會在必要時展現出它的強大。
就目前而言，德國經濟社會的基本狀況良好，在面對疫後經濟復甦和新技術革命挑戰時仍舊擁有巨大潛力。如果能夠在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中明辨利弊並保持定力，不被“地緣政治競爭”帶偏，不被“意識形態對抗”矇眼，德國仍有機會迎來一個沒有默克爾的、長期穩定和快速發展的“默克爾時代”。這應當成為德國從當前政治狀態出發後的理想願景。（崔洪建，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