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誤地預測阿富汗局勢後，美國情報機構又栽了……美媒24日爆料稱，美情報機構按照總統拜登的要求，如期向白宮遞交了新冠溯源評估報告。然而，該報告無法確定新冠病毒是源於自然界還是實驗室。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實驗室病毒洩漏”陰謀論的源頭，是一個藏身於印度西孟加拉邦、靠網路搜尋和翻譯軟體編故事的“科學愛好者”。而這個僅以網名“探索者”（The Seeker）示人的造謠者（如圖）來自一個名叫DRASTIC的網路陰謀論組織。有專家表示，這樣的組織背後少不了反華勢力的支援。
DRASTIC到底是個怎樣的組織？
DRASTIC的全稱是“新冠病毒調查分散式徹底自主搜尋小組”。《環球時報》記者查詢該組織網站發現，這一組織的核心成員大概有30多名，每個人幾乎都開設有匿名的推特賬號，且職業背景五花八門。透過這一“社交媒體矩陣”，DRASTIC的成員們不斷散佈“武漢實驗室洩漏”的陰謀論和假訊息，並對那些持公正科學立場的科學家發動攻擊和“網暴”，試圖坐實“武漢實驗室洩漏新冠病毒”的陰謀論。
說起來，DRASTIC炮製陰謀論的手法可以稱得上是荒謬可笑。印度《第一郵報》曾這樣形容該組織的工作：“谷歌搜尋、推特、谷歌翻譯……這些可能不是人們認為的應該用來調查人類幾十年時間中最大秘密的工具。然而，一個由業餘研究人員組成的團隊已經設法利用這些工具，蒐集證據，使世界各地的媒體和情報界對這一‘新冠病毒從中國實驗室洩漏’的假設另眼相看。儘管沒有確鑿證據，但這些‘網路偵探’設法拼湊出來一個強有力的論點。”
可以看出，儘管《第一郵報》出於立場原因對DRASTIC的工作不吝溢美之詞，但它仍然無法掩蓋這樣的一個事實：所謂“實驗室洩漏”是一群不專業的人、利用不專業的工具、拼湊出毫無證據且不專業的“結論”。但就是這樣捕風捉影的“結論”，卻得到了很多西方媒體與情報機構的“高度關注”。
今天許多在西方大行其道的謠言，最早都出自DRASTIC之手。比如，“新冠病毒來自中國雲南的一座銅礦，由武漢病毒所科學家帶回後洩漏”這一曾被美國主流大報《華爾街日報》採用的陰謀論，最初就是由DRASTIC一個網名叫“探索者”（The Seeker）的核心成員一手炮製的。據印度媒體報道，“探索者”大概20多歲，曾是該國西孟加拉邦的一名科學老師，學過建築設計、繪畫和影視製作。
美國新聞網站CNET曾詳細地描述過這條謠言的“誕生”：“冠狀病毒、非典、馬蹄蝠、雲南……‘探索者’給自己倒上一大杯茶，點上一支菸，透過智慧手機和膝上型電腦，在中國最重要的科學論文資料庫之一——中國知網的搜尋欄上敲下這幾個關鍵詞……經過多次嘗試，他偶然發現了自己想要的東西。”
“那是一名中國醫生寫的碩士論文，說2012年中國雲南一座廢棄銅礦的工人發生過六例未知病毒引發的肺炎，而中國武漢病毒所的科研人員對此進行了取樣……‘在那一刻，我覺得我有了重大發現’。”美國新聞網站CNET報道稱，這名“探索者”僅僅讀完了摘要，就立即在自己的推特上釋出了一篇極長的推文，將新冠病毒的源頭指向了武漢病毒所，還不忘打上“DRASTIC”的標籤。
DRASTIC還頻頻發表所謂的“報告”或“論文”。比如，該組織的建立者博斯蒂克森與其他兩名成員合作撰寫過兩篇文章《擬對武漢實驗室進行法醫調查》《RaTG13和7896進化枝的調查》，前者捕風捉影，尋找證明武漢病毒所進行新冠病毒實驗研究的“線索”，後者則力圖說明武漢病毒所從雲南帶回的RaTG13與新冠病毒之間的相似度，證明“新冠病毒是實驗室構造”這一結論。
然而，所有這些DRASTIC“調查”到的內容都不符合哪怕最基本的科學常識，早已為科學家所闢謠：今年7月，中科院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主任、武漢病毒所研究員袁志明介紹，2012年，武漢病毒研究所先後收到了昆明醫科大學第一人民醫院採集、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送來的雲南省墨江縣4名礦工的13份血清樣品，經多次核酸、抗體、基因組測序，沒有在礦工的血清樣品中檢測到蝙蝠冠狀病毒，這表明這些病例與新冠病毒毫無關係。
袁志明解釋說，RaTG13是武漢病毒研究所團隊在2013年從雲南墨江縣採集的生物樣品中檢測到的一個病毒序列，並非從2012年收到的礦工病人血清樣品中發現。沒有證據表明RaTG13和類似蝙蝠冠狀病毒與2012年墨江礦工疾病有任何關聯。
匿名釋出、分散行動，終極目標是“抹黑武漢病毒所”
“成員匿名釋出資訊、分散行動是DRASTIC組織的顯著特點。”長期專注於網路安全領域研究的西北政法大學教授舒洪水在仔細研究了DRASTIC活動模式後，對《環球時報》記者分析指出，該組織的成員大多使用化名釋出作品，只有少數人才願意使用真名出現在官方網站或社交平臺上，就連該組織的創始人的名字比利·博斯蒂克森也是化名。
《環球時報》記者注意到，該組織部分成員甚至拒絕出現在該組織相關的網站或是社交平臺上。因此，DRASTIC官方網站的說明稱，許多成員“出於隱私、安全和專業方面的考慮，更喜歡匿名操作，因此未在此頁面上列出”。而一些註明了自己身份或國家的賬號顯示，他們中包括自稱來自印度的微生物學家、來自法國的工程師、來自紐西蘭的銀行分析師、來自西班牙的工程師等等。
舒洪水進一步解釋稱，“分散行動”則體現在該組織的文章釋出與活動規模上。DRASTIC大部分的文章或報告都是由1人或2-3人完成，並且思考角度也不盡相同，成員之間更傾向於獨立、自主蒐集與新冠病毒起源有關的證據，集體行動很少。團隊創始人比利·博斯蒂克森也曾與非團隊成員合作完成所謂的“報告”。
在這樣的活動特點背後，DRASTIC的組織和行動是純自發的嗎，還是背後可能有其他力量？這名網路安全領域專家認為，純自發的行動“不太可能”。
“他們背後應該有反華勢力推動，這可以從他們的一系列活動中看出。他們雖然表面力圖溯源新冠病毒，但是真正的終極目的是證明‘新冠病毒起源於武漢病毒研究所’，這種有罪推定式的求證方法和美國在溯源問題上的做法異曲同工。”舒洪水認為，“他們自稱是科學家和資料專家，如果是純粹自發的行動，他們的溯源努力不會是像現在這樣執著於政治色彩濃厚的有罪式推定。”
不過，他表示，對於他們背後的力量，也只能侷限於“反華勢力”這個龐大而模糊的群體。正是由於該團隊巧妙的“分散行動”策略，再加上沒有相關支援報告以及捐贈說明，暫時無法判斷其背後具體的操縱者、支持者抑或政府勢力。舒洪水指出，美國在新冠溯源問題上一直針對中國，在國際上已形成惡劣風氣，一些反華勢力在這一問題上緊跟美國步伐，試圖把疫情責任甩鍋給中國，DRASTIC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記者注意到，DRASTIC受到西方主流媒體關注大概是從今年2月開始。英國天空電視臺，美國《新聞週刊》《名利場》《華爾街日報》，還有許多印度媒體，紛紛引用過這一團體的觀點，並開始炒作這一團體是怎樣“以一己之力改寫了有關新冠起源的敘述”。今年3月，該組織一篇題為《對離線的武漢病毒研究所資料庫的調查》的文章，經由英國《太陽報》報道後，被多家西方主流媒體轉引，繼而成為該組織影響力最大的文章之一。
“DRASTIC的影響力正在不斷上升”，舒洪水認為，該組織藉助關於新冠病毒的持續性虛假宣傳，得到了越來越多西方媒體的關注，而且關注它的媒體還越來越“大”。“傳播受眾極廣的CNN在6月刊登了一篇關於這一組織的資訊，由此也可以看出，該組織也有意藉助權威度高、受眾廣的新聞媒體的宣傳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為何DRASTIC這樣由大量業餘人士組成的團隊能夠得到西方主流媒體的大量曝光？舒洪水對《環球時報》記者分析認為，首先，該團隊釋出的資訊雖然不專業，但往往博人眼球，沒有“束縛”，能夠得到民眾的關注。面對流量利益的誘惑，一些沒有道德底線的媒體自然會選擇報道他們。其次，該團隊倡導的所謂“獨立、透明、不受干擾調查”既與西方明面上倡導的“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相合，又與美國等一些國家實際上想借疫情溯源名義汙名化中國、遏制中國發展的深層意圖相一致，因此二者可謂“一拍即合”。
新冠溯源敘事背後的“政治戰”與“社會動員”
從新冠病毒溯源的國際輿論敘事變化來看，儘管有關“武漢病毒實驗室洩漏”的陰謀論一直存在，但直到今年2、3月份起，才逐漸成為西方媒體的主流敘事。有分析認為，這和拜登政府對新冠病毒溯源的態度變化有密切關係，這導致一些曾經持左派立場的專家學者的立場也發生或明顯、或微妙的轉變。
中國外交學院教授李海東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美國政府推動“武漢病毒實驗室洩漏”的對華陰謀論，背後是其透過輿論進行美國社會動員的考慮。他分析認為，在確定對華大國戰略競爭的政策定位後，美國的政策精英已開始在大眾層面塑造所謂的“對華敵視共識”，以確保高層的對華戰略決定可獲得社會層面的普遍認同和持久支援，從而塑造該戰略的可持續性和“合法性”。毫無疑問，DRASTIC等組織的行為為美國的這種輿論動員提供了“炮彈”。
值得注意的是，DRASTIC除炮製涉華陰謀論外，還被爆出多次騷擾堅持“新冠病毒自然起源”的科學家。美國新聞網站CNET報道稱，“在推特上，一個人要接近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學家只需要點選一下滑鼠。於是，DRASTIC成員把目標對準了那些拒絕參與‘實驗室洩漏論’的病毒學家和流行病學家，他們甚至錯誤地指責一些人為中國共產黨工作。”
中國社科院美國問題專家呂祥持與李海東類似觀點，即美國正在借溯源問題對中國開展一場“政治戰”，並正在動員或明或暗的各種手段。他對《環球時報》記者解釋說，美國正試圖給人一種感覺，即它們將依靠自身強大的情報能力、透過大量機密手段，尋找新冠在中國的起源，從而“證明”中國政府應對美國遭受的疫情承擔責任，這是美國在疫情這一前所未有的危機狀態下作出的一種非常病態的“政治戰”表達。
這名美國問題專家表示，在用“政治戰”打擊自己不認同的國家方面，美國有多年的傳統、相應的組織、豐富的經驗和強大的規劃手腕，其“炮製洗衣粉為生化武器”的能力是其他國家歎為觀止、無法比擬的。以中情局為例，該機構有三分之一的專業人員長年專注於針對各國的政治滲透與政治鬥爭。而中國沒有應對和開展“政治戰”的專業機構、傳統和能力，未來可能也不會去建立這樣一套機制。
他認為，基於上述背景，美國的確可能部分達到其目的，即消耗中國的外交資源，中國有關部門必須花很多精力去應對。但同時必須看到，“政治戰”也是對美國自身政治和社會資源的巨大消耗，而這種消耗要比對中國造成的實際損失大得多。
（環球時報）
找記者、求報道、求幫助，各大應用市場下載“齊魯壹點”APP或搜尋微信小程式“壹點情報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體記者線上等你來報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