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美國加州，一對小姐妹展示接種新冠疫苗後貼上的醫用膠布。近日，美國多地開始為兒童接種新冠疫苗。圖片來源 視覺中國
綜合編譯 袁 野
泰隆叔叔走了。在去南佛羅里達醫院的路上，48歲的泰隆·莫蘭德懇求侄女麗莎·威爾遜：“我想打疫苗。”
“你現在還不能打。”威爾遜告訴他。
泰隆沒能回家。8月22日，他去世了。
麗莎的祖母莉莉·莫蘭德緊隨其後。加上麗莎，她養大了10個孩子。莉莉對新冠疫苗信心不足，覺得它“太新了”，一些家庭成員也勸她別打疫苗。8月底，89歲的她感染了新冠病毒，在泰隆葬禮的第二天被送進醫院。不到24小時後，她去世了。
又過了一天，麗莎的一個表兄弟死於新冠肺炎併發症。幾天後，另一個表兄弟去世。然後是第三個。9月14日，第四個表親死於新冠肺炎。
短短3周內，麗莎的6位家族成員病逝，他們都沒有接種新冠疫苗。儘管如此，一些親戚仍舊主張不打疫苗，認為健康又強壯的人能扛過去。
據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11月3日，美國迎來了令人難以釋懷的數字：75萬美國人死於新冠肺炎。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資料，如果這些死者組成一個州，其人口將排在全美第47位，比阿拉斯加州、佛蒙特州和懷俄明州的人口還多。
在美國各地的殯儀館瀰漫著悲傷。人們忍不住要問：“這些人是最後一批嗎？”“我們是不是本可以阻止這一切？”
這些問題導致家庭分裂，引發憤怒的指責。《華盛頓郵報》稱，與關於死亡的其他問題不同，這些問題或許確有答案——當前死於新冠肺炎疫情的絕大多數美國人，正是那些沒有接種新冠疫苗的人。
死亡給家庭帶來傷痛和分裂
最初，祖母的死讓麗莎家族裡的“所有人感到難以置信”。當其他表親無法呼吸的訊息傳來時，“我們一直在打電話問，‘這個人怎麼樣了？那個人怎麼樣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裂痕在家族中逐漸顯現。麗莎的一個叔叔沒有參加母親的葬禮，因為他“害怕打疫苗”，不想跟敦促他接種疫苗的親戚們爭吵。
隨著美國死亡人數累積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麗莎10名猶豫不決的親戚改變主意，接種了新冠疫苗。其他人仍舊固執己見，一些人乾脆對病毒和疫苗都避而不談。
“我們不生氣，只是對他們不肯打疫苗感到不安。”麗莎告訴《華盛頓郵報》，她和丈夫及4個已成年的子女都接種了新冠疫苗。
9月的一個週日，麗莎的一位表兄弟、牧師吉爾伯特·格蘭特林與數十名親戚在佛羅里達州來回奔波，參加3個親人的追悼會。
“我看著家人問自己：‘什麼時候人們才能醒悟？’”格蘭特林說。9月，他主持了4場親戚的葬禮。傷心之餘，他不停地敦促那些執迷不悟的人去打疫苗：“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把該做的事做了，來保護我們的家人？”
去年夏天，家裡出現第一個新冠肺炎病例時，麗莎就給祖母莉莉打電話，試圖向家人解釋新冠疫苗是安全有效的。祖母不肯聽，她堅稱自己身體好得很，從沒住過院，每天都給家裡消毒，而且是獨居，跟所有人都保持社交距離，不會有事的。
但這樣的生活讓祖母感到寂寞，於是她見了一些人。“她放鬆了警惕。”麗莎說。
莉莉的去世促使一些家庭成員轉而支援疫苗，其他人依舊堅持己見。他們認為，信仰比科學更重要。
“疫苗與你們的信仰並不矛盾。”身為牧師的格蘭特林反駁道。人們不為所動。他們的“頑固和懶惰”讓格蘭特林灰心喪氣。
日子一天天過去，更多的人病倒了。一些親戚在疫苗問題上保持沉默，另一些人指責他們不打疫苗，還阻止其他人去打。
“死亡加深了分歧……我一直在祈禱，希望我們重新走到一起。”格蘭特林無奈地說。
疫情暴露更深層次的分歧
人們願意相信，死亡能讓生者更團結，但有時，它帶來前所未有的分裂。布倫達·古爾德見證了這一切。
古爾德在佐治亞州梅特市經營一家殯儀館，她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安撫死者家屬。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這項工作變得艱難無比。
她看到了恥辱——人們不情不願地承認，自己的親戚死於新冠肺炎；她看到了無知——人們閉目塞聽，用“病毒沒有那麼危險”的說辭麻痺自己，直到痛失親人；她看到了盲目——一些人認為只有信仰，而不是科學，能解決這種流行病。
她經常看到分裂——遺屬們為是否該反對打疫苗、反對戴口罩吵成一團，把親人的死歸咎於對方。“我從未想過，在美國會有這樣的一天：當事情變得艱難時，我們沒有團結起來。”古爾德對美國《紐約時報》說。
分歧不僅存在於疫苗和口罩等問題上。《紐約時報》指出，關於新冠病毒的爭論暴露了美國人更深層次的分歧。
“他們覺得，這不是在為疫苗或總統爭吵，而是在為自己的價值觀，以及該如何看待自己而爭吵。”美國密蘇里大學傳播學教授本傑明·華納說。
“疫情像政治分歧一樣破壞家庭關係，這並不奇怪。”他告訴《紐約時報》，“這的確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目睹親友死亡 他們改了主意
佛羅里達州波爾克縣副警長克里斯托弗·布羅德海德因新冠肺炎去世，年僅32歲。他的遺孀埃莉莎聽到了周圍的風言風語。
“比如，‘哦，都怪他沒有接種疫苗。’”埃莉莎告訴《華盛頓郵報》，克里斯托弗不反對接種新冠疫苗，只是“他工作太忙了”，抽不出時間去接種。為了照顧兩個女兒而辭職前，埃莉莎也是警察。
“他每天要工作16個小時。”她說，克里斯托弗本打算在8月初接種第一劑疫苗，結果在接種的前幾天感染了。
這對夫婦和他們的大多數朋友、同事沒有接種新冠疫苗，只有在工作需要時才戴口罩。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同意白宮關於口罩、疫苗的強制要求。
8月30日，在克里斯托弗的葬禮上，埃莉莎要求來賓戴口罩，並委託警長辦公室在舉辦葬禮的地點設立了新冠疫苗接種點。
“我知道每個人對口罩有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埃莉莎說，“但考慮到我經歷的一切，我看著丈夫緩慢而痛苦地死去……前來參加葬禮的人必須戴口罩，因為我不希望任何人經歷我經歷過的一切。”
大約800人參加了這場葬禮。主持葬禮的牧師丹·麥克布萊德說，他看到的每個人都戴著口罩。
《華盛頓郵報》稱，佛羅里達州州長反對強制“口罩令”，還對強制戴口罩的學校施以罰款。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暴發以來，麥克布萊德第一次看到有家庭要求葬禮來賓必須戴口罩。“沒有人掰扯這件事。人們照辦了。”他說。
波爾克縣警長格雷迪·賈德是前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他曾經宣佈，如果特朗普訪問該縣，“不必（戴口罩）遮住臉”。但在克里斯托弗的葬禮上，賈德發表講話，建議人們接種新冠疫苗。
埃莉莎對自己透過葬禮讓更多人接種新冠疫苗的做法感到驕傲。“即使那天只有一個人打了疫苗，也是挽救了一條生命。”她對《華盛頓郵報》說，“我丈夫就沒有白白犧牲。”
達斯汀·潘塔隆在這場葬禮上接種了第一劑新冠疫苗。他和克里斯托弗在警察學院是同學，畢業後成為同事。
潘塔隆曾經反對強制接種。“我看到的關於新冠疫苗的一切，都圍繞著總統選舉或者類似的事情。”他告訴《華盛頓郵報》，政治因素讓他遲遲沒有接種。
然而，隨著感染“德爾塔”毒株的患者擠滿佛羅里達州的醫院，潘塔隆“每天都接到通知，發現自己認識的很多人得了新冠肺炎，甚至即將病重不治”。
克里斯托弗的葬禮，是潘塔隆和女友詹紐瑞·蕾西參加的第一場新冠肺炎死者的葬禮。
那天晚上，潘塔隆告訴蕾西：“我想讓你和我一起去接種疫苗。”
“你可以去，但我還沒準備好。”她回答。
“我知道我們對疫苗是怎麼看的。”潘塔隆說，“但我不想年紀輕輕就死掉……我不想躺在臨終病床上說，‘要是我早點兒打疫苗就好了。’”
“克里斯托弗的死讓我們改變了主意。”蕾西說，“如果哪天我突然想打疫苗了，那就是今天。我覺得，這是在向他致敬。”
接種疫苗時，蕾西哭了。“我又緊張又害怕，但我還是來了。”她說。
即便是現在，新冠疫苗在他們的朋友中仍然有爭議。蕾西對《華盛頓郵報》說：“我不會告訴一些人，我接種了新冠疫苗。”
埃莉莎目睹過新冠病毒是如何傳播的。當克里斯托弗病倒時，她和兩個孩子也感染了。他們在醫院裡進進出出時，佛羅里達州正處於疫情的最高峰，每天都有數百人死亡，醫院不得不拒絕一些病人。
把克里斯托弗送進醫院時，埃莉莎不知道，她以後再也沒有機會吻他了。
“我不知道那是我最後一次碰他。”埃莉莎說。她開車去給他買手機充電器，回來時，醫護人員不允許她再進他的病房。
如今，埃莉莎在等待接種疫苗。感染新冠病毒滿90天后，她才會被允許接種新冠疫苗。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