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潔篪會晤沙利文，傳遞了哪些重要資訊？｜新京報專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資料圖。圖/新華社

當地時間6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盧森堡舉行會晤。雙方就中美關係和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了坦誠、深入、建設性的溝通和交流，同意以落實好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為主線，加強接觸對話、減少誤解誤判、妥善管控分歧。雙方均認為保持溝通渠道順暢是必要和有益的。

此次會晤是兩人自5月18日電話會議後的一次面對面會晤。根據雙方公佈的新聞稿，美方強調了“管理兩國之間的競爭”，而中方則“堅決反對以競爭定義中美關係”，並要求美方“端正對華戰略認知，作出正確抉擇”，同時重申了中方在領土主權等問題上長期堅持的原則。

美國對華定位發生劇烈變化

回顧5月26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的對華政策演講和6月10日中美兩國代表在香格里拉對話會（SLD）上的交鋒，可以看出中美關係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

一方面，中美兩國在諸多涉及兩國乃至全球的戰略和安全問題上存在不少分歧，很難就具體問題達成外交妥協。另一方面，雙方就互動過程中的技術性問題存在高度共識，特別是保持溝通交流和加強危機管控。

中美兩國經濟總量佔據全球前兩位。美國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主要的貿易順差、資金和技術的來源地。可以說，美國是影響中國經濟社會建設的最大外部因素。

同樣，在美國看來，中國是唯一具有經濟、外交、軍事、科技等綜合實力的強大國家，也是本世紀唯一有實力挑戰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國家。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中美關係的未來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世界的未來。

6月10日，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正與同期參加香格里拉對話會的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舉行會談。圖/國防部官網

回顧中美關係的歷史，美國對華定位發生了劇烈變化，從冷戰初期的敵人逐漸變成冷戰後期的合作者和新世紀初的利益攸關方，再到現在的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對華政策也從敵對轉向合作，再轉向競爭。

在這個變化的過程中，有很多因素潛移默化地發揮作用。這既源於物質上的技術進步、經濟發展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也源於美國不斷強化意識形態屬性，以各種“小動作”在國際上拉幫結派製造分裂所致。

在美國看來，中國在實力上的崛起進一步凸顯了與美國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價值觀上的差別和潛在衝突。冷戰結束後，美國願意繼續與中國維持合作的一個潛在前提是：因為贏得冷戰而高度戰略自信的美國有能力透過接觸政策改變中國。

現在，美國已經沒有這個自信了，因此開始對華轉向戰略競爭。這既是出於物質上的安全考慮，也是出於意識形態上的本能。這也是近年來美國對華政策從大國協調逐漸走向大國競爭的關鍵原因。

中美關係不能走向衝突

中美存在競爭，並不意味中美關係一定會走向衝突。中美兩國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其結果是無法想象的，也是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承受的。

對這一點，雙方都很清楚，這也是雙方一直進行高級別對話的原因所在。維持兩國的戰略穩定，歷史上有很多可以借鑑的經驗和教訓。針對兩國互動過程進行技術性干預，使雙方的戰略謀劃和政策行動保持在理性可控範圍內，一直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

例如，2014年達成的《海上意外相遇規則》（CUES）和中美《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機制》、《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以及2020年中美舉行的首次危機溝通工作組會議，都是技術上規避衝突和避免危機升級的重要舉措。如同打牌，玩家要遵守規則，或在互動中形成新的規則與心照不宣的默契，才能避免起衝突。

大國博弈中，願望不等於實力，國家戰略更不是賭博。任何試圖“畢其功於一役”的想法與行動既不可能實現，也高度危險。最為關鍵的問題是，作為兩個核大國，中美兩國在互動過程中要維持真正的戰略理性，從最純粹的現實主義出發，謹慎、冷靜地定義本國利益及其排序，謹慎、冷靜地處理兩國關係出現的一切問題，以維持戰略穩定，保持外交轉圜空間。

撰稿 / 梁亞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

編輯 / 馬小龍

校對 /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