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年中以來，澳大利亞國內反華派對外呼應美國政府遏華政策，對內煽動恐華情緒和對華敵意。這股反華逆流先是從輿論媒體和智庫發端，接著得到澳大利亞情報部門推波助瀾，後來逐漸體現在澳大利亞政府的對華判斷與決策中，兩國原本互惠互利的全面戰略伙伴關係斷崖式下跌到建交以來的歷史最低點。
新冠疫情暴發後，在華盛頓當局的慫恿和誘導下，澳大利亞政府更是多次製造事端，接連在所謂病毒起源、香港國安法、南海等問題上對華髮難。澳大利亞某些抱有冷戰邏輯的人錯誤地認為，澳大利亞要想在外交戰略上有所作為，就必須將自己捆綁在美國對華鷹派催動的反華戰車上。
但一些反覆被提及的事實，也使澳大利亞國內的對華理性人士不斷對堪培拉的錯誤做法提出疑問甚至反對。比如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貿易伙伴，也是澳大利亞最大國際遊客來源國和留學生來源國。兩國同為亞太地區重要國家，在一系列問題上優勢互補，利益相契。在疫情前，澳大利亞經濟將近30年來保持穩步增長，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對中國的巨大貿易順差。即使是在疫情期間，2020年第二季度，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出口也創下新高，佔其出口總量的48.8%。
政冷經熱的雙邊關係是跛足式的，不能穩定長久。為一個不斷強調本國利益優先進而越來越不可靠的盟國火中取栗，結果很可能是嚴重傷害澳大利亞自身國家利益。對這一點，澳大利亞有識之士心知肚明。
澳方在今年美澳外長和防長“2+2”會談中的表態引發一些複雜解讀。堪培拉一方面承諾緊跟美國加強在印太的軍事部署遏制中國，但另一方面又再次拒絕參加美軍在南海的所謂“自由航行”。澳外長佩恩說，澳大利亞有自己的立場，“無意傷害同中國的關係”。之後沒多久，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也公開表示“歡迎中國崛起”。對於美國封禁TikTok，莫里森表示不跟風。
堪培拉在行動上連連釋放敵意，它口頭上的態度回撥自不足信。但這至少表明，即便在國內反華逆流慫恿下，澳大利亞仍保持著一貫的“機會主義”做法，以免萬一中美對抗進一步加劇自己無路可退。
而且，澳大利亞的反華也非鐵板一塊。已有對華理性派強調要想真正符合澳大利亞自身立場和利益，就應與美反華戰略保持距離。比如工黨影子外長黃英賢所說，雖然澳中兩國在價值觀、政治體制等方面有很大差異，但澳大利亞必須更有成效地和中國開展接觸，管控分歧，“中澳脫鉤絕不應該是一個選項”。還有工黨成員提出，澳大利亞與中國在軍事領域的高層接觸至關重要，進而強調中澳兩軍代號為“熊貓袋鼠”的聯合演習對加強兩國互信具有重要價值。
兩國關係波動起伏，澳大利亞企業界更是冷暖自知。中國向來反對將經貿問題政治化，但澳大利亞反華輿論和政策毒化勢必導致兩國關係繼續走低，進而打擊中國企業和投資者對澳大利亞營商環境的好感和信心，最終還是會給兩國經貿關係帶來負面影響。澳大利亞媒體大亨克里·斯托克斯對此有著理性認識，指出澳大利亞作為一個貿易國，挑釁和激怒中國不是明智之舉，進而呼籲莫里森政府儘快“修補與中國的關係”。
對於在中美關係日益激化的情勢下如何自我定位，也有一些理性聲音主張澳大利亞應發揮彌合兩國分歧的橋樑作用，甚至是“施加我們對中美雙方的影響，使兩國從衝突邊緣回退。”
澳大利亞是亞太經合組織的創始國之一，在亞太地區政治、安全、經濟等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願意看到一個更有作為、在本地區和世界舞臺扮演更積極角色的澳大利亞。在當今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格局中，澳大利亞需要保持定力和清醒。改善和推進具有建設性的雙邊關係符合中澳兩國利益，澳大利亞理性和有識之士的意見應被更多聽取和採納，這樣才有助於推動兩國關係重校航向、行穩致遠。（作者是華東師範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