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通脹危機，朔爾茨借鑑“西德經驗”

（觀察者網訊）與美英等西方國家一樣，德國也飽受通貨膨脹高企的困擾，民眾生活成本不斷上漲。面對日益惡化的危機，德國總理朔爾茨決定學習五十多年前西德政府的經驗。

據德國電視一臺7月4日報道，朔爾茨4日召集德國企業和工會的高階代表，在總理府舉行了首次“協同行動”（Konzertierte Aktion）會議以應對通貨膨脹。朔爾茨稱，危機在未來幾個月內不會好轉，德國正面臨一次“歷史性的挑戰”。

德國電視一臺《今日新聞》：朔爾茨讓民眾準備面對長期的危機

朔爾茨將危機歸咎於疫情造成的供應鏈中斷和俄烏衝突，稱這兩大因素造成了普遍的不確定性。他表示，為了應對日益嚴峻的通脹問題，他正在重新使用1967年西德政府的“協同行動”措施，該行動將邀請德國企業、工會專業機構和銀行的高階代表舉行多輪會談。

他還警告說，當前的情況不會在幾個月內好轉，因此德國民眾也需要為長期的物價飆升危機做好準備。

“危機在短期可預見的未來不會改變，換句話說，我們正面臨一次歷史性的挑戰。”朔爾茨在會議結束後告訴德媒，“作為一個國家，只有我們在解決方案上達成一致，我們才可能度過這場危機。”

他表示，德國政府的社會夥伴們在4日的會議上達成了共識，未來幾周還將再次召開會議，設計應對德國民眾生活成本飆升的“工具”。

報道稱，德國經濟部長羅伯特·哈貝克、財政部長克里斯蒂安·林德納和勞工部長鬍貝圖斯·海爾將共同制定應對物價上漲的聯合措施，但最終結果可能要到秋季才會公佈。

德國總理朔爾茨 圖自澎湃影像

早在6月1日舉行的聯邦議院一般性辯論中，朔爾茨就已經提出過重返“協同行動”的設想。他當時表示，德國政府希望與社會夥伴一同討論應對物價飆升的方案，“這可能會是一次‘協同行動’。”

1967年，時任聯邦德國經濟部長卡爾·席勒（Karl Schiller）首次提出了“協同行動”的設想，作為對抗經濟衰退的對策。他召集西德政界、僱主、工會和銀行進行對話，尋求協同應對通貨膨脹和失業率的措施。

德國電視一臺指出，當時的西德和現在的德國都面臨工資-價格螺旋形上升的風險，即物價上漲導致工會要求大幅漲薪，而公司又試圖抬高物價將成本轉嫁給客戶。席勒試圖透過“協同行動”來協調工會與僱主之間的薪資問題，避免陷入這樣的“惡性迴圈”。

儘管行動取得初步成功，但由於各方力量都有自己的“小心思”，合作在此後十年間仍逐漸瓦解。報道稱，僱主和工會害怕集體談判權遭到政客的干涉，央行則不希望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影響，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制定共同方針的難度也越來越大。最終“協同行動”在1978年徹底結束。

與朔爾茨的樂觀態度相比，與會德國各界人士仍抱有不同的看法。德國工會聯合會主席雅斯門·法希米（Yasmin Fahimi）在4日的會議後表示，該機構想要先弄清楚導致危機的因素是什麼，各方還需要討論德國家庭和公司如何應對不斷上漲的能源成本。

法希米堅持認為，德國並不存在工資-價格螺旋形上升的風險，提高工資不會加劇通貨膨脹。

德國僱主協會聯合會主席萊納·杜爾格爾（Rainer Dulger）則提到，德國正面臨“兩德統一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和社會政治危機”，“公司及其員工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杜爾格爾強調，工資增長只能透過集體談判的方式協商，“這件事不會發生在總理府”。他認為，德國政府可以透過減少稅收等措施來提供幫助。

7月4日，法希米、朔爾茨和杜爾格爾在“協同行動”會議後舉行聯合新聞釋出會 圖自澎湃影像

德國電視一臺也指出，“協同行動”的根本舉措是各方自願對利益做出協調，但這終究是有限度的。如果僱主協會和工會的利益差距越大，他們之間達成妥協的難度也就越大。

德國當前也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壓力。德國統計局6月29日釋出的資料顯示，德國6月通脹率同比漲幅8.2%，較5月份的8.7%有所下降。能源依然是造成通脹的關鍵因素，6月德國能源價格較去年同期上漲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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