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家呂忠梅記得很清楚，5年前，針對未成年人沉迷網路遊戲等問題，她擔任駐會副主任的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組織過調研。委員們建議，制定一部“未成年人網路保護條例”。
一個問題是，誰是條例的實施主體——未成年人保護涉及很多方面，誰是第一責任人？
政協委員們在調研中聽到了各種說法：有家長說學校是第一責任人，有校方說家長是第一責任人，有的家庭和學校都認為政府是第一責任人，政府部門有人說網際網路平臺是第一責任人……
2018年，這個問題被帶到全國政協雙週協商座談會上。政府、家庭、學校、網路平臺的代表，就誰是第一責任人各自表達意見。呂忠梅說，從立法的角度來講，這是明顯的“利益不一致”。政協提出的第一條建議就是要建立綜合性保護機制。
那次協商的成果體現在2021年6月起施行的修訂後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單設了“網路保護”專章，政府、學校、家長、網路平臺等的責任全被納入。
1月11日，在全國政協社法委的媒體見面會上，呂忠梅告訴記者，未成年人保護是十三屆全國政協社法委持續跟蹤的重點問題，那場協商會也是十三屆全國政協開局的一場立法協商會，此後每年一次。
她以此為例來說明：立法協商，就是要解決重大的利益協調問題。政協立法協商的目標，是充分保證各方利益訴求能夠在立法過程中“能表達”和“被聽到”。
在公眾認知裡，立法權屬於人民代表大會，政協參與立法協商的依據是什麼？這位法學家說，依據來自憲法、法律和中共中央檔案。根據憲法和立法法的精神，立法要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2019年，中共中央《關於新時代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強調，“黨委和政府有關部門就有關重要決策、重要法律法規等，在政協聽取相關界別委員意見建議”。
她指出，立法協商渠道很多，如召開法學家諮詢會是其中一種。而政協立法協商是一種機制性協商、組織性協商，發揮的是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的作用。
“立法的過程是個利益充分表達的過程，立法的過程也是個利益充分協調的過程。如果說在立法過程中，某一方面的利益訴求沒有在法律中得到體現，就意味著這個群體的利益是會被犧牲掉的，是得不到法律保障的。”呂忠梅說，要讓各種利益能夠在立法過程中充分表達，讓一些“沉沒的聲音”不被淹沒掉。“能表達”，也要“被聽到”，達成共識和平衡。在政協這個平臺上，不同界別的委員來自不同方面，能讓利益的表達更加充分，共識的凝聚也更加充分。
她舉的一個例子是，我國正在研究修訂仲裁法。國際貿易中，仲裁是一種古老的併為全世界認可的糾紛解決方式。全國政協為此召開的雙週協商座談會，首次面向在中國註冊的境外仲裁員徵求了意見，“充分展示中國加強制度性開放的良好形象”。
她介紹，除了每年一場的立法協商會，全國政協社法委還接受全國人大法工委、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等部門的邀請，參加立法協商活動。一些重要的黨內法規和檔案出臺前，也會向政協社法委徵求意見。
統計顯示，5年來，全國政協社法委辦理法律法規和重要檔案徵求意見150餘件，報送的調研報告、政協資訊得到中央領導重要批示36次，有關意見建議被45份法律法規和檔案採納。
以連續5年的全國政協立法協商會為例，5年的主題分別涉及未成年人網路保護條例、著作權法、行政複議法、社會救助法、仲裁法等的制定和修訂，很多成果得到採納。比如，著作權法最新修訂中，“有10條建議是基本上完整採納”。
十三屆全國政協總共舉辦了68場雙週協商座談會，其中社法委承辦了14場，12場與法治建設有關。法治建設是政協社法委的三大工作領域之一。
“這表明法治建設在政協的關注度是在不斷提升的。”呂忠梅說，每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相關部門都會主動來函，好幾場雙週協商座談會都是原計劃中沒有、應有關部門邀請臨時增加的。“在法治領域的工作，非常有意思的是，從過去我們請別人來協商，現在變成了他們主動要到政協來協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轉變”。
不僅如此，很多部門代表參加立法協商會後反饋說，從這裡，能夠聽到不同層面、不同群體、不同行業“多聲道”的聲音，能夠發現立法過程中視線的“盲點”。
她表示，全國政協社法委對很多問題都是連續多年跟蹤，一直盯到問題解決為止。“我們的職責就是讓委員‘說了不白說’，委員們提出的合理的意見建議一定要能夠得到採納落實”。
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施行一年多來，全國政協社法委持續關注法律實施後的情況。呂忠梅介紹，從調研來看，有的地方出現了未成年人矯治專門學校、未成年人法庭減少的現象；在一些學校，心理諮詢室裡的教師是兼職的，而專職心理教師評職稱又面臨障礙……透過政協協商，這些問題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重視。
“專門學校的問題，教育部已經給我們來函了；關於中小學心理教師的問題，他們都作出了積極回應。”呂忠梅說。
在中國老齡化背景下，全國政協正在開展的一項民主監督議題是“推進社會適老化改造”。2021年起，全國政協社法委將此作為“十四五”規劃期間專項民主監督的議題，這意味著這項民主監督將持續5年。
全國政協社法委副主任王爾乘表示，這是希望充分發揮政協人才薈萃和地位相對超脫的優勢，充分開展民主協商，實現民主監督。
過去兩年，政協的民主監督調研組去了很多老舊社群和老年人家庭，打撈了不少很容易“沉沒”的聲音。有的社群全部加裝了電梯，但整體來看，由於利益難以協調，加裝電梯阻力較大。不少公共汽車的低地板改造做得不錯，但與之相銜接的站臺改造得很少——改造存在著“縫隙”。
這些聲音透過委員們的民主監督報告，引起了重視。市場監管總局牽頭成立了一個適老化改造標準化聯合工作小組，加強統籌協調。住建部、民政部和一些省份也採取了措施。
“我們透過這兩年的民主監督實踐探索，也深深體會到，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是協商式的監督，是和黨和政府同心同向的監督。”王爾乘說，其中關鍵是要堅持問題導向，實事求是地幫助政府推動解決困難問題、滿足百姓所需；要有長遠的眼光，不能脫離實際，提出切實可行的意見和建議；要持續發力，以“釘釘子”的精神，爭取做一件成一件。
呂忠梅還記得，在政協的一次協商會上，一位村委會主任發愁地說起了村裡的社會治安案件：有人小偷小摸，下手的是東家的雞西家的狗，沒有大額犯罪，但屢教不改，讓人頭疼。一位刑法專家聽後，與村主任聯絡，幫助村裡建了一套法治幫扶的公共服務系統——那是一個差點兒“沉沒”的聲音，透過專門協商機構平臺被放大、被聽到後的小小成果。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