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蘇南通海門區三星鎮一賣甘蔗老人遭遇一群穿保安制服人員粗暴“執法”的影片引起了廣泛關注。鎮政府在事發後回應稱這些人是某外包公司員工，按合同承擔市容管理相關工作。鎮政府領導表示對這件事很重視，不僅上門道歉，而且宣佈解除與涉事外包服務公司的合作關係，將其列入黑名單。海門區政府還召開全區城管執法人員警示教育會議，要求深刻吸取教訓，宣傳文明執法、溫情執法。
此事之所以會引起輿論的極大憤慨，不僅因為當事人是一位值得同情的老人家，而且夾雜了複雜的社會心理。大眾的社會心理中普遍包含了廣義的社會公平價值，感同身受的同情心，尤其是對弱者的同情心，當然也包含一種對粗暴行為的本能反感。每每發生這類事件之後，都會討論城市管理人員粗暴執法的合法性問題，遺憾的是這些討論似乎沒有帶來多少改變。
購買服務是當前政府多中心服務的一種，如果購買協議中對雙方權責已做明確約定的話，對涉事服務公司施以處罰是應當的。城市管理從市政府到鎮政府，再到購買服務的第三方公司，這是一條委託-執法鏈條。每個環節都有相應的法律規定，是依法治國的一部分。儘管市容管理存在一些爭議，但是如果沒有管理的話街道秩序會變得相當混亂。市容管理的職權既有法治基礎，也有公共倫理上的合倫理性。可是為什麼會經常發生粗暴執法的現象，恐怕還是與城管的職權設定有關。
大部分城管粗暴執法案例都有涉及收繳、扣押和損壞私人物品的行為，在執法中該不該扣押當事人的物品，這是城市管理中普遍遭遇的執法困境。查扣財物涉及公民財產所有權，行政管理中本應當慎重對待。筆者認為，保障公民權利優先於城市管理，小商販售賣的物品都屬於私人財產，城管執法時強行扣押乃至損害物品的行為都涉嫌侵犯公民財產權利。城市管理只有法理基礎夯實了，才能明確其職責許可權範圍，明確執法的邊界。如果邊界不清，城管就可能僭越法院、公安的職權。因此，城管扣押當事人財物的行為，就存在濫用權力的嫌疑。合理的執法應當是對行為人的管束，先引導（如劃定片區或者頒發牌照等等），不服從引導的可以申請警察介入，依靠司法力量處理違法違規者。
城市管理是國家權威在街面的延伸，權威的意義在於確立一種公共秩序。秩序意味著以法理為核心的理性治理，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少，完全自發的秩序是不可能出現的。理性治理秩序也意味著一種現代文明，每個人都是文明的一分子。國家透過每年評選和複查“文明城市”來敦促地方提升城市文明，為人們創造一個理想的工作生活居住環境。這種滿含共同體想象的城市文明，本身與每一個居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是一致的。
然而，眾所周知的實際情況是，城市規劃並未給予小商販以充足的街面空間。城市規劃給予小商販的空間過於狹小，使得小商販無法在更開闊的空間裡與居民生活需求對接。城市規劃將大部分城市空間交由各種企業單位、公共部門和公共交通佔據，市民的生活被強制引導至政府和企業控制的大商超、大集貿市場或者整齊劃一的街面商鋪。
流動小商販之所以不受歡迎，原因在於在城市管理者的美學意識裡，個體的分散交易不符合整齊統一的美學要求，或者認為小商販不在正規的稅務管理系統內，對城市經濟沒有貢獻。驅趕流動小商販的後果是，抑制了小商販的生計空間，抬高了市民的生活成本，這種管理方式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是相悖的。海門當地政府說要溫情執法，可如果城管職責仍不能釐清，恐怕類似事件還會在其他地方發生。
（南方都市報，作者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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