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經濟學人》週刊12月5日文章，原題：“大辭職”證據稀少 1919年，隨著“西班牙流感”影響式微，西雅圖的工人們焦躁不安。許多人受夠了時間長、收入低的工作。船廠工人罷工，其他行業工人也跟進以示團結。報紙上充斥著機械師、消防員和油漆工辭職的故事。
如今，西雅圖似乎再次成為勞資關係發生重大轉變的起點。今年10月，當地木匠工會結束為期數週、因為工資和工作環境而發起的罷工。由於擔心員工流失，當地科技企業的工資2020年以來提高近5%。西雅圖似乎成為所謂“大辭職”的例證。
“大辭職”從本質上提出這樣一個命題：新冠疫情引發一種文化轉變，員工們在重新評估自己的生活側重。從事低層級工作的人將不再忍受低工資或糟糕的工作環境，白領階層嘲笑長時間工作的想法。有的人變得更加懶惰或者更愛享受，還有的人對金錢的渴望降低，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簡單生活的樂趣。據說，這將導致一場辭職海嘯，但幾乎沒有確鑿的證據支援。
美英的“大辭職”論似乎最為強烈。9月，創紀錄的440萬美國人辭職；今年三季度近40萬英國人辭職後換了工作，這也是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但其他發達國家難見“大辭職”現象。去年10月，9.6萬加拿大人因為“不滿意”而辭職，疫情前夕這一數字為13.2萬。在日本，辭職人數接近歷史最低點。此外，在世界許多地方，幾乎沒有跡象表明工人膽子變大（可能被視為辭職的預測指標）。如果說疫情改變了僱員的世界觀，那麼他們把它隱藏得相當好。
其他因素可能有助於解釋勞動力的減少。例如，許多人仍然害怕感染新冠，因此可能會避開公共場所；還有，移民返回輸出國。即使辭職潮在很大程度上是英美人的現象，但有證據表明這是因為他們變得不願工作？蓋洛普最近的一項調查表明，“員工敬業度”已接近歷史最高水平。很難想象越來越多的人渴望辭職。
這為辭職飆升提供了兩種更為普通的解釋。一是與職位空缺有關。當有很多空缺職位時，人們會更自信地遞交辭呈。目前職位空缺率極高，部分是因為疫情導致新興行業的需求激增（比如，電商使用的倉庫）。另外，在英美，許多去年就想離職的人，到現在才鼓起勇氣。考慮到這些“被壓抑”的案例，最近的辭職回升看起來就正常多了。
真正的“大辭職”會出現嗎？這可能需要更徹底的文化變革。家庭成員需要共同決定他們未來的消費需求，而且接受必要收入會大幅減少。這將意味著沒有出國度假，減少外出就餐，減少家用電器，以及更少的聖誕禮物。任何在西雅圖或其他地方參加過今年“黑色星期五”促銷活動的人，都會很快打消“這種變革可能會發生”的想法。（傳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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