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中國模式成功怎可能是美國的“恩賜”

英國《金融時報》不久前刊發了一篇討論中國發展模式的文章，認為從經濟上講，中國模式沒有特殊之處，只是放大版的東亞模式。而東亞模式得以成功的核心,又在於西方國家尤其美國的扶持。換句話說，日本、亞洲四小龍以及中國大陸經濟相繼崛起，主要是美西方讓利的結果。

不得不說，這代表了西方不少人的內心看法。而這又是一種很典型的“西方中心主義”論調。

除在經濟上得到美國“許可”，之前在東亞模式下實現騰飛的亞洲經濟體在政治上不同程度地實現了西方民主化，在戰略上也大體跟著美國走。而中國的不同在於，經濟取得成功，但其他兩方面都堅持自身道路，政治上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沒走西式民主之路，戰略上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等所謂“挑戰”了美國主導的秩序。正是基於這些，隨著最近幾年中美關係持續緊張，文章認為中國挑戰和打破了賴以成功的東亞經濟模式。暗含的意思，就是沒了美國許可，中國模式難以持續。

怎樣才算真正的“亞洲崛起”

東亞模式成功背後確實有著美國扶持的因素，但美國提供的外部寬鬆環境只能說是一個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冷戰時期，美國出於對付蘇聯陣營和拉攏盟友的需要逐漸開放市場，同時也有意識地對外轉移一些美國不想繼續承載和發展的技術與產業。但它當時開放市場的物件並不只有東亞國家，而是面向大部分發展中國家。

但為什麼只有東亞國家抓住機會並取得如此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呢？這就得從其他方面找原因了。其中包括東亞國家的勞動力素質普遍較好、工作勤勞，另外商人信譽也比較好。東亞國家大都致力於現代化，政府廉潔程度相對較高、專業性強。這些基本都是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結果，跟美國因素關係不大。

過去有種說法，說是二戰以後跟著美國跑的國家都富了，跟著蘇聯跑的國家都窮了。但這顯然不完全對。一方面，跟著美國跑的大部分國家依然窮困；另一方面，20世紀50年代我們倒向蘇聯，尤其“一五”計劃期間蘇聯援建中國156個專案，幫助奠定了新中國的工業基礎，對我們後來的經濟崛起十分關鍵。

二戰以後，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相對成功是有美國扶持因素，但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東亞本身的文化和傳統。美國市場開放面向100個以上國家，但只有東亞部分國家崛起，這就證明東亞的內因是主因，不能過分誇大美國作用。

具體到中國模式，中國大陸的歷史發展脈絡跟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又不一樣。我認為，東亞崛起關鍵在於中國大陸崛起。沒有中國大陸崛起，東亞頂多算是區域性崛起。之前那些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通常被西方學界解釋為西方體系的外延和強化。它們在經濟上得益於美國扶持，政治上走西式民主，戰略上也大體跟隨西方，因此那些國家的經濟成功被說成是以美國為首西方的成功。

在意識形態上，這更可以被解釋成所謂“西方的勝利”，它是“教師爺”，教的學生也好。因此西方學界強調，東亞模式的成功除了經濟發展還有政治民主化和戰略上向美西方選邊站。他們看到中國大陸在經濟上取得歷史罕見的成功，但政治上卻走了所謂“威權主義”，戰略上甚至挑戰美國秩序，感到非常失望。

但事實是，只有中國大陸崛起才真正代表了東亞或者說是亞洲崛起，這樣才有可能促進近代幾百年來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有所變革。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比較典型的描述是“中心—外圍”理論，即以美西方小圈子為“中心”，其他更廣大國家都是“外圍”。西方認為這種秩序和體系是合理的，但從公正公平的角度來講顯然並不合理。

西方率先工業化有偶然性

那麼，如何解釋“中國模式”的成功呢？我們可以從近代史中找到一些答案。人類近代史的表象是從古代演進到現代，即所謂現代化。但實質是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或者說是從第一文明走向第二文明，從手工勞作走向大機器生產，這個過程就是工業化。西方崛起的關鍵就在於它率先掌握了大機器生產的相關知識、技巧和體系，進而能夠藉助現代製造業的威力橫霸天下。

某種程度上，西方崛起過程具有一定的歷史偶然性，但西方後來卻把這種偶然性崛起絕對化了。

西方文化的源頭一般被認為是希臘。去了希臘就能知道，那裡很難發展農業，因為地勢上丘陵多，地理和土地條件等都不具備發展大規模農業的基礎。但希臘也有優勢，陽光充沛，在地中海邊的港口資源很好，便於航運。這些優勢，使希臘可以種植蘋果、葡萄和橄欖等一些高附加值經濟作物，用於跟小亞細亞、黑海沿岸和北非等地換取糧食。

地理條件決定了作為西方起源的希臘是一個商業性文明，對主要西方國家來說，對外貿易就成了生命線。但隨著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崛起，尤其是1453年佔領君士坦丁堡、消滅拜占庭帝國之後，歐洲與東方的陸上貿易路線被切斷了。這對當時東方的中國和印度等影響不大，但對歐洲來說卻是要命的。很大程度上是為拓展貿易空間，當時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王室資助一批航海家探險，開啟了“地理大發現”時代，達伽馬往南繞過好望角進入印度洋，哥倫布往西發現美洲大陸，之後又有庫克船長發現澳洲大陸。“地理大發現”後，歐洲國家開始向新大陸殖民，這樣一來國內人力不夠用了，再加上當時歐洲大陸正處於混戰狀態，這些因素促使歐洲國家尋求使用機器生產來彌補人力不足。

以上這些因素合在一起促使歐洲各國發展機器、實現技術突破，繼而率先進入工業文明。西方就是藉助工業文明主導了現代國際體系，逐步形成“中心—外圍”模式。

中國對自身模式更加自信

實踐證明，工業文明對農業文明在經濟效率和軍事效率等方面具有絕對優勢。其他國家眼前也只有一條路，就是向工業文明過渡，發展大機器生產和現代製造業。在這方面，東亞地區之前有日本和“四小龍”，現在有了中國大陸，而且我們還擁有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體系最完整的製造業。

這是中國崛起的根本。它絕不是美國“恩賜”的結果，而主要是因我們為工業文明這顆新種子在中國生根發芽提供了新的適宜生態。

歐洲工業化前有過一個準備階段。除了軍事失敗和“地理大發現”等外部因素，歐洲內部社會變化方面也曾經歷重大變革。這個過程可以簡要總結為3個R。第一個是Renaissance，文藝復興；第二個是Reformation，宗教改革；第三個是Revolution，革命。它們各自的功能可以概括為，文藝復興把歐洲中世紀以神為中心轉變成以人為中心，把人解放出來。歐洲宗教傳統強大，雖然把人解放出來但也沒能完全擺脫上帝，於是宗教改革就搞了一個妥協，即“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革命，則主要是英國光榮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在現實社會甚至政治層面打破封建等級，社會有了更強的流動性，政治層面形成有關“共和”的共識。歐洲在內外交困中同步實現了這三個R，為後來的工業化奠定了基礎。

對比西方國家工業化這些經驗，在非西方國家中，我認為只有中國完整地完成了類似這三個R的準備階段。五四運動或新文化運動打破封建禮教和傳統理學，有著類似西方文藝復興的同等功能，把人解放出來。而中國傳統上的宗教本就不是很強，因此宗教改革這個任務不重，跟前面的啟蒙階段基本同步進行了，中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其中也發揮了巨大作用。而中國做得最好的是革命，1949年建立新中國。因此大概邏輯，就是20世紀初開始的啟蒙加上中共領導的革命，我們用了少半個世紀就把西方300年的三個R任務完成了，隨後開始工業化。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工業化發展就比較成功，透過與蘇聯的合作以及自身努力基本奠定了整套工業化框架。隨著之後跟美國恢復建交，外部環境逐漸寬鬆，我們又開啟改革開放，引進和學習西方技術和知識，工業化就更快走向成功。

回顧這個歷史過程，外部環境和因素當然重要，但中國發展的主體性或者說內在邏輯，無疑起著決定性作用。無論幾千年來的歷史傳統以及儒家文化主體特徵，還是近代以來的求索發展及馬列主義以“中國化”“時代化”的方式落地生根，都決定了我們必然選擇當前這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絕不會學西方多黨民主那套安排。

這無疑讓美歐那些“西方中心主義者”非常失望。美國最近兩屆政府不斷加大對華遏制和打壓，這不可避免會使我們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內發展的困難增加，但今天的中國更應該有信心克服前進路上的這些障礙。

前面說了，現代文明的密碼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率先開啟和實現了工業化。但現在我們也基本掌握了工業化，這就有了獨立自主的本錢。而且中國絕不可能走向封閉，即使美國鐵了心地要把中國排斥在它的小圈子之外，我們仍有很多其他機會。再說，美國國內不可能鐵板一塊，至少商界主流仍然希望對華開展合作。美國同盟體系裡的國家也不可能都緊跟它跑。最後就是世界不等同於西方，在中國和西方以外，還有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也還大有文章可做。

換句話說，我們已有相當完整的工業體系，只要繼續把自己的事做好，同時繼續有效維持和拓展外部合作空間，那麼美國試圖透過排斥中國或搞脫鉤來限制中國發展，就絕不可能得逞。（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