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安部部督2015一號特大盜墓案有了結果。有“摸金校尉”祖師爺之稱的姚玉忠數罪併罰，被判死緩，多名手下被判有期徒刑。盜墓犯罪，人人切齒，不少網友和專家呼籲對盜墓犯罪施以更為嚴厲的處罰。然而，如果文物非法買賣得不到遏制，尤其是“國內盜墓——境外洗白——迴流國內”的利益鏈條依舊存在，嚴刑峻法難有實效。
打擊盜墓，不要神話嚴刑峻法
網友和專家呼喚嚴刑峻法，無非是認為重刑的威懾力能減少相關犯罪。重刑能否減少犯罪，這個話題過於宏大，學界也多有爭議。我們不妨把這個大話題放在一邊，考察一下嚴刑峻法對盜墓犯罪有多大作用。
對盜掘古墓，我國過去並不缺嚴刑峻法。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雖然屬於非暴力性犯罪，但1991年我國增設此罪的時候，最高刑即是死刑。然而，盜墓犯罪依舊高發。
2005年，時任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張柏表示，據這幾十年來的初步統計，被盜的古墓達20萬座左右。被盜古墓不僅數量大，速度也很快。2011年，中國盜墓史研究學者倪方六曾哀嘆，“目前古墓被盜和消失的數量與速度，都是中國歷史上最高最快的。也許用不了30年，連盜墓賊都會陷入無墓可盜的‘尷尬’。”
盜墓後留下的盜洞，這在古墓較多的地方很常見
嚴刑峻法效果不佳，是因為它不是盜墓犯罪的對症良藥：1、古墓常在荒郊野外，我國文物保護力量薄弱，無法有效保護，案件發現遲，破案率低，犯罪分子有僥倖心理;2、盜掘文物產業化，文物出手快，取證困難;3、改革開放後，民間收藏之風盛行，民間藏品需求量大，盜墓有利可圖，自然有人鋌而走險。
在2011年透過的《刑法修正案(八)》中，13個非暴力性犯罪取消了死刑，其中就有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支持者的理由之一就是遏制文物走私等犯罪活動，根本上還是要靠綜合治理和提高破案率。反對者雖然擔心會減弱震懾力，但也不得不承認，盜墓案件高發原因眾多，盜墓死刑的存廢並非打擊盜墓犯罪的關鍵。
盜墓猖獗，“盜墓——洗白——迴流”的產業鏈是更重要的原因
被盜掘的文物要想變現，可以在國內買賣，但風險較高;走私到國外，更容易找到安全穩妥出手大方的賣家，因此文物走私也是處理非法文物的常見手段，據山西公安廳警官李殷估計，每年大概有10萬件以上的非法出土文物流出境外。然而，境外只是很多珍貴文物的中轉站，它們最終的目的地還是國內。
被譽為“收藏界深喉”的吳樹曾這樣評價迴流文物：大陸走私的文物，一個人在香港買下來後，發票一開，再透過海關回國，便可改頭換面，變成了合法文物。由於文物合法對中國的藏家來說非常重要，品相好一些的迴流文物，再拍賣時都會獲得高額利潤，最高可達10倍。
高額利潤，使得“國內盜墓——境外洗白——迴流國內”產業鏈非常發達。據業內人士介紹，透過專門負責運輸的犯罪分子，從古墓中盜出的文物，1小時左右就能出手，3天的時間即能透過二次倒手讓文物出境。
出境的方式有很多種，個人隨身攜帶、集裝箱夾藏和透過郵運快件大批次多品種走私文物都很常見。對文物流失威脅最大的來自海船集裝箱貨運。走私量大，但海關只能維持5%左右的抽檢比，這意味著走私文物20次至少成功19次。
盜墓者無所不偷，古墓重達1噸重墓門也被盜
除了私藏夾帶，偽裝過境是文物走私屢試不爽的方法。由於文物鑑別難度大，海關警員又不是專業文物鑑定人員，許多出土文物都以打上“出口藝術品”標籤的集裝箱成批出境，絕大多數情況下也能順利通關。
境外漂白也不是很難。不出名的文物可以在境外直接購買，有了發票，也就有了合法的身份;比較大型或知名度較高的古董，則有黑市掮客透過假造檔案，聯絡不知情的博物館為非法文物漂白;此外，境外“藏家”、拍賣行通過幾輪買賣，也能讓文物變白。
破解這個產業鏈，要加強對入境文物的監管
打擊走私和漂白文物，需要國際合作，很難短時間內見效。但這個產業鏈的最後一環——迴流國內，中國還是能有所作為。目前，我國對文物進口並沒有太多的限制，個人攜帶古董文物入境並無太多特殊規定，按照自用、合理數量原則驗放，超出自用合理數量的應按一般貨物辦理進口手續或予以退運，與一般物品無太大的差異。
相比之下，文物大國希臘對文物出口和進口都有嚴格限制：個人攜帶文物入境，須提前向海關申報，與進口文物有關的當事人要提供證據，證明文物是合法獲得的，如果進口的文物是從希臘非法出口的盜竊物、盜掘物，該文物的所有權將歸屬國家。有這樣的法律，即使有人把希臘文物偷出去，想再賣給希臘人也很困難，因為一旦被發現是被盜文物，希臘的進口商不僅賺不到錢，還會血本無歸。
而在中國，文物迴流常常被看作“國力強盛和文化繁榮”的標誌，卻忘記了迴流文物由於有了合法的身份，價格更高，需求增大，會直接刺激國內古墓盜掘行為的增加。目前，我國大部分文物都是以自用物品的名義被個人攜帶入境，加強對入境文物的監管，不僅應要求提前申報，還應該讓他們提交更充分的合法證明，不能一張發票就說了算。
適度增加個人購買和持有非法盜掘文物的成本和風險，會促使人們尋求購買那些合法檔案更完整的海外流失文物，盜掘文物的需求降低，盜掘活動也會減少。
最重要的措施，是讓民間收藏曬在陽光下
在我國的《文物保護法》中，雖然禁止“其他單位或者個人”從事文物的商業經營活動，但實際上這幾乎是一紙空文，未經批准的所謂舊貨市場、古玩市場都在經營文物，有業內人士估計，文物黑市中80%的文物是盜掘文物。
收藏者手中有多少文物，有多少是合法的，有多少是非法的?誰都搞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下，藏家買了盜掘文物，可以以海外親友饋贈、傳家寶的形式公開拍賣，文物部門根本無法驗證。
希臘政府依靠健全的法律和有效的管理保護文物
在希臘幾乎不會發生這種情況。希臘實行強制收藏申報制度，文物收藏者必須向文化部門提供所收藏文物的資訊，包括文物詳細的說明與照片等，並且至少每隔六個月提供一次新增的目錄。未履行申報義務而轉讓的，文物將收歸國有。
希臘允許個人文物轉讓，但也有交易限制。個體收藏者轉讓文物時，應履行報告登記義務，否則轉讓行為無效。珍貴的文物交易時，不僅要申報，還要提供詳細資訊。未經批准而轉讓的，轉讓無效，且根據情節可能被處以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就讓希臘的每個收藏者的個人藏品都處在文化部門的監管之下。即使部分人願意冒險買賣盜掘的藏品，但藏品本身缺乏相關檔案，再次交易很難，更不要說賺錢了。所以，希臘幾乎沒有人會買賣那些沒有登記和相關檔案的文物。
相反，在中國的文物市場上，對於文物的來路，買賣雙方常常心照不宣的是，“你不問我不說”。結語嚴刑峻法打擊盜掘古墓，只是打擊盜賣文物產業鏈的最底層，摸金校尉倒下一波還有一波。而完善文物登記制度，對進口文物加強監管，盜掘文物沒有了市場，沒法流通，摸金校尉們自然就失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