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紀錄片，卻都用了虛構的故事和人物呈現法國社會內部的深層次矛盾，即是所謂的市郊青年問題。
最近美國因一名白人警察在執勤時不當使用武力引致疑犯死亡而引發的全國性示威活動，讓一些國家或地區反思警察濫權和不公的問題。此時法國導演 Ladj Ly 首部執導的長片《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 恰恰在近日上 映，當中描繪的警察行為對現在世界各地的情況猶有昭示，警民之間的衝突和張力似乎從無分國界。
《悲慘世界》在2019年的康城影展得到評審大獎，同時也在法國引起軒然大波，社會各界爭相談論這部電影，不少法國影評人將它和1995年 Mathieu Kassovitz 的電影《怒火青春》（La haine） 相提並論，原因是這兩部電影都不是紀錄片，卻都用了虛構的故事和人物呈現法國社會內部的深層次矛盾，即是所謂的市郊青年問題。要了解這個問題，首先必須要知道什麼是市郊以及它與法國的歷史和社會的關係。
市郊（banlieue） 一詞不是20世紀的新發明，其字源可追溯至11世紀。古法語中 ban 的意思是封建領主管轄的範圍，而 lieue 則是中世紀時量度距離的單位，所以 banlieue 就是指位於中心以外，但仍受同一套法律管制的區域。由19世紀開始，法國的工業急速發展，工廠開始在大城市的周邊建立。為尋找更多工作機會，不少人離開鄉村，放棄務農，變成工人。而因生活上的方便和便宜的租金，他們往往在工作地點附近定居，漸漸組成一個群體，更被城市內的人稱呼為市郊人（banlieusard），以強調他們有別的社經地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來自法國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移民開始湧入， 為了滿足他們的住屋需要，法國政府開始在市郊的城市大量建造公營房屋，形式各式各樣的屋邨（cité），亦由此開始市郊由工人集居的地方搖身一變成為移民的社群，電影中的故事發生的地方-蒙費梅伊（Montfermeil） 市內的萊博斯凱（les bosquets） 區便是一例。
蒙費梅伊是啟發法國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寫下他的著名小說《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的地方，這一本鉅著使19世紀法國的社會慘狀永存，Ladj Ly 將自己的電影也取同一名字，無疑是在向古人致敬，想走類似的寫實主義路線。上接雨果的經典小說，電影《悲慘世界》正正就表現了歷史的延續性：不論是19世紀的工人階級，還是今天的新移民，這個市郊城市的生活環境還是一樣惡劣，正義一樣在這個地方未能申張，兩個作者的同情眼光一樣是落在弱勢社群身上。
但其實在字面上，市郊僅僅是個地域概念，因此富有如巴黎近郊的凡爾賽市（Versailles）和塞納河畔納伊市（Neuilly-sur-Seine） 也可以算是市郊。但在近年媒體的報道和政治家的論述中，部分生活條件較差的市郊社群內的社會問題被放大，使市郊這個概念蒙上了陰影。這些社群一般都沒有充足的資源，居住環境擠迫，學校缺乏優良的師資和人手，居民教育水平偏低，以從事勞動性工作為主；而且又因不是政府重點發展的區域，被視為被社會遺忘的地方，罪惡叢生，敏感地區（quartiers sensibles）和無法之地（zones de non-droit）這些形容詞因此而生。而在這種市郊過日子的青年就是所謂的市郊青年（jeunes de banlieue） ，他們總被扣上不少負面的聯想，包括粗鄙、叛逆、暴力等等。所以今天的所謂市郊青年其實就是一個被汙名化的刻板印象，指的只是在那些缺乏資源、生活條件較差的大城市周邊區域活動的邊緣青年，當中不少缺乏有效的家教，更是一些小罪行的慣犯，《悲慘世界》中的 Issa（Issa Perica 飾）正有這樣的一個形象。他雖然不是暴力分子，但守法對他來說沒有很大的意義，跟朋友逃票到巴黎遊玩是平常事，即使連番因盜竊罪而被抓進警局，還是依然故我。在連番闖禍後，爸爸只會對他動怒打罵，媽媽甚至將他驅逐出外，間接造成後來發生在他身上的悲劇。
法國近代的很多社會學家都毫不吝嗇地以隔都（ghetto）形容市郊 ，其中的意味深遠。所謂隔都，即納粹德國時猶太人被要求居住的地方，當中沒有其他種族，裡面的居民也不享有外面的居民所擁有的公民權利。這個字的使用反映市郊這個在地理上已被邊緣化的區域已被視為一個同質、被排擠的種族隔離異域，在裡面居住和生活的人都是異類，有著與眾不同的文化、社會規則和運作模式。《悲慘世界》所描繪的市郊正是一個這樣的地方：裡面幾乎沒有一個白人，只有一個白人老太太，在非裔小孩們和警察起衝突的時候在家中冷眼旁觀。而市政府又無心管理城市，任憑居民以自己的方式解決問題，罪犯橫行無道，警察濫權暴戾。這使居民普遍不相信制度，更依賴群體互助，為了眾籌而成立的標會（tontine）便是一例。這些種種都突顯了市郊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環境的異特性，儼如國中之國。
而又有別於其他地方，警察在這裡雖然是主要維持秩序的力量，但並非唯一和最有效的一個。警察 Chris（Alexis Manenti 飾）和 Gwada（Djibril Zonga 飾）在對新拍檔 Stéphane （Damien Bonnard）介紹他們工作的城市時，便提到不少在同時控制和管治城市的勢力。這些持份者在市郊的生活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市長（Steve Tientcheu 飾） 是城市的官方管理人，也是警察三人專程到市中心市集去拜見的人物。但這些政府官員對市郊的管治並沒有很大的作為，對眼皮下發生的警暴和罪案都視若無睹，實際上做事的另有其人，例如經營煙館和販毒的黑幫頭目（Nizar Ben Fatma 飾） 。警察在追尋手握他們罪證的Buzz（Al Hassan Ly 飾） 時，便是將受傷的 Issa 交由他和他的手下看管，證明他們跟警察有合作關係，在有需要時會是執法者的助手，也是在各種勢力之間周旋的中間人。
另一群不容忽視的人是穆斯林兄弟會（les Frères musulmans） ，其成員會特意去跟城內的青年對話，試圖解決他們的家庭問題，代表的正是政府和黑幫之外的道德和宗教力量。Buzz 在被追捕時第一個去找的是已金盤洗手，改邪歸正的烤肉店老闆 Salah（Almamy Kanoute 飾），這並不單是因為他曾經是有頭有面的江湖大佬，也是因為他現在是穆斯林兄弟會的重要人物，足見這些虔誠的宗教領袖是市郊社會中受人尊重、可以信賴的人物。
《悲慘世界》一片著墨最多的當數警民關係。故事的背景是日更反罪惡小隊（brigade anti-criminalité，簡稱 bac） 兩天內所遇到的事情，在小隊的三個警察身上，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三種執法態度和與社群的關係，但同時又看到一個並非黑白分明的世界。
白人警察Chris象徵的是法律的扭曲和制度的腐敗。作為警察，他是社群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武力的執法者，但權力在他手上卻變成了欺壓市民的工具。不論是在巴士站非禮女疑犯，在屋邨暴力對待小孩，還是試圖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擅闖民居，都是以執法為名，在對方沒有還擊之力的情況下進行。在電影最令人深刻的其中一幕，Chris 在 Salah 的烤肉店大喊：“我就是法律！”（C'est moi la loi !） 這正是市郊警察自以為是、為所欲為的執法態度。社群中的人口大都是移民或其後代，伊斯蘭教是最大宗教。Chris 是個白人，在社群的外號是粉紅豬，而豬在伊斯蘭教中是不潔的，因此他的角色同時反映了在種族和宗教上少數族裔和主流群體的對立問題。若他就是法律的代表，那麼這個法律就是站在這個被區隔的社群的對立面，應該執行法律的人卻諷刺地是最大的違法者。法律不但沒有保護市民，反而成為了暴力和欺壓的盾牌，社會不公在此得到體現。有趣的是，Chris 卻有一位非裔妻子，在家也不對女兒動粗，所以其實他又並非一個徹底的壞人。在批評這個社會的同時，導演彷彿也想表達的是每一個人都是立體的，不可以被歸納簡化為一些既定範疇，就像那冷漠的市長也有個自己所關心的弟弟。
跟 Chris 這個老手相反的是初來報到的警察 Stéphane。他來自鄉村，對這個市郊社群的運作毫不認識，亦對兩個拍擋的過份行為甚為不解，但導演的鏡頭偏偏就是跟著他，為的無非是想從外人的角度展現市郊警察執法的荒謬和不公。Stéphane 所代表的正是一個守法、理性的執法者，一些在他眼中不合理的行為，在這裡偏偏就是常態。在完成第一日的工作後，他怒斥 Chris 和 Gwada 終日都在把事情搞糊，沒有做過一件正確的事，甚至在犯錯之後試圖毀滅證據，此乃一個未被同化的外人對於這些腐敗無能的警察的評價。如果說 Chris 是警暴的化身，那麼 Stéphane 就是警隊的良心，雖然他經驗不足，但是非對錯他還是分得很清楚。烤肉店老闆 Salah 之所以將無人機拍下的警察濫權罪證交給他，除了是為避免因影片流出而引發的騷亂，不想社群遭到沒有意義的破壞，也是因為他們兩人都站在道德的一方。
夾在 Chris 和 Stéphane 之間的是非裔警察 Gwada。他是一個複雜的角色，既是人所畏懼的警察，似乎與壓迫者一夥，但同時又是移民後代，來自他工作的社群，會說當地人的語言，在三人組之中是和社群關係最密切的一個。表面上，他只是一個普通的警察，對 Chris 西部牛仔式的胡作非為習以為常，不會像 Stéphane 一樣加以阻止，但其實他和 Chris 不同，因為他的內心還有善的一面，在用防暴彈打傷 Issa 之後會感到內疚，甚至還在回家後在母親面前哭泣。後來 Stéphane 約他到酒館把無人機的記憶卡交給他處理，就是相信他會憑自己的良心做正確的事。
某程度上，Gwada 是一個模糊的人物，算不上是 Stéphane 那樣的白警，但又未變成 Chris 之流的黑警。他對小孩施暴一事的解釋是他在群眾包圍下感到受威脅，一時控制不了自己，於是鑄成大錯，從這事可見在社群工作的警務人員的無奈：他們一開始或許也是奉公守法的執法者，但在與社群的連串磨擦和針鋒相對之後開始跟他們管理的人互相恐懼和憎恨對方，變得容易失控，並相信軍事式的對抗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Gwada 不是最壞的人，但最壞的事卻是由他所造成。
電影從警察的角度出發，但真正的主角其實是那些市郊青年們。隨著電影的推動，觀眾看到的是一代人在壓迫之下的反抗和報復。故事發生在2018年的夏天，正值暑假，學生們都不用上課，但又沒有金錢像其他法國人般去度假，於是流連在屋邨找樂子，從自制泳池到用水槍射警察，都可以看到他們天真的一面。其中的 Issa 也是個做事不考慮後果的天真小孩，到馬戲團偷幼獅是為了向朋友炫耀及在社交媒體上拍照打卡，並非為了一些更深遠的目的，所以當他在球場被警察抓捕，他的朋友都堅稱他沒有做錯。這樣的一群人，當然不是中產家庭中的乖孩子，但也算不上是不良分子，最多隻是迷失的青少年，但他們卻往往是暴力的受害者。在電影中段 Issa 不但被警察槍擊致面部重創，還被馬戲團老闆 Zoro（Raymond Lopez 飾） 放入獅子籠教訓。而 Buzz 則沒有犯罪，只是用無人機拍下了警察的罪過，卻成了黑白兩道共同尋找的目標。
在百般欺凌之下，這些年青人卻沒有可以求助的門路。警察本應是保護他們的人，但在 Gwada 犯錯打傷 Issa 之後，這些公僕卻拒絕承擔責任，倒是想盡辦法毀滅證據，就如 Chris 所說：“我們從來都不認錯，我們總是對的。”（jamais on s'excuse, on a toujours raison） 。至於政府，Issa 的朋友有嘗試過到市長辦公室尋求協助，但市長更關心的是 Buzz 的影片會否影響他的仕途，對自己的市民愛理不理。黑幫分子則為了做生意，不想亂，也跟市長和警察站在同一陣線，一同到管有影片的 Salah 那裡談判。影片本身到最後也沒有被公諸於世，在送 Issa 回家後，Chris 更恐嚇他不能將事情的真相公開，否則會有嚴重後果。
在電影的高潮，Issa 和其他青少年把警察困在一棟大廈中，用各種武器攻擊他們，並毒打前來調停的市長，炸燬黑幫分子的汽車。這些都不只是 Issa 個人的私怨，乃是整個市郊青年群體對社會的怒吼。他們不信任法律和制度，市郊的地方勢力也幫助不了他們解決問題，因此社會和建制變成了他們的公敵。他們要的東西其實很簡單，就是公平公正，享有一個公民應有的權利，但卻得不到。連錯在警察一方的時候，真相也被埋沒，記憶卡被沒收，他們的故事永遠不為人知。
《悲慘世界》的故事發生在2018年，2005年在巴黎多個市郊爆發的騷亂歷歷在目，當年警察所使用的武力有過之而無不及，與政府處理社會運動的手法同被指是令騷亂蔓延至全國不同地方的導火線。2005年10月27日，在巴黎北部市郊克利希蘇布瓦（Clichy-sous-bois），有兩名青年 Zyed Benna 和 Bouna Traoré 為了逃避警察截查，躲在一所變電站裡，不幸被電死。同日晚上，大批示威者上街抗議，遭到警方鎮壓。群眾活動維持幾天後，在10月30日的一場衝突當中，警方向一所清真寺投擲催淚彈，被視為是向穆斯林宣戰，隨之全國多個城市紛紛出現騷亂，不少學校、汽車和公共設施被焚燬。但在整個過程當中，警察的暴力和挑釁有增無減，時任總統希拉剋（Jacques Chirac） 抱置之不理的態度，放任內政部長薩科齊（Nicolas Sarkozy）用鐵腕手段鎮壓街上的民眾。
對於兩名青年的死，薩科齊先是否認政府有錯，認為事件與警察執法無關，只是意外；而面對暴動者，警察打擊罪惡是責無旁貸，犯法者一定要受到懲罰，手法必須嚴厲才會有效。在事件發酵前他曾到訪另一個市郊城市阿讓特伊（Argenteuil），並對當地居民說政府會幫助他們清除他們忍耐已久的流氓（racaille） （Vous en avez assez de cette bande de racailles, hein ? Eh bien, on va vous en débarrasser），此處指的流氓當然就是那些被汙名化的市郊青年。無獨有偶，在同一年的6月，一名叫 Sid-Ahmed Hammache 的11歲小孩在市郊城市拉庫爾訥沃（La Courneuve）遇上童黨槍戰，不幸中彈死亡，之後薩科齊曾公開表示要用高壓水柱清洗機清洗這個屋邨（on va nettoyer au K?rcher la cité），不禁令人想起種族清洗。從這兩句現已變成經典的說話中，可見在政府和警察眼內，市郊和屋邨都是危險的地方，而危險的來源就是那些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的市郊青年。換言之，這些人都是不良分子，甚至是垃圾，都應當被滅絕、清理，如此社會才能得到安寧。
法國政府一直著力於這些社群的市區重建和與外界的交通接駁，在這些方面的政策其實成效昭然，今日很多市郊城市已不是當年破舊骯髒的貧民窟。但社會的不公有沒有得到改善？市郊青年活得有沒有比以前更有尊嚴？在2005年的事件中可以清楚看見暴力滋生暴力，市郊青年固然是一個問題群體，也有部分人是罪犯，但政府和警察只看到這一面，卻忽略了他們真正的聲音。當一個群體被視為是壞掉了的，而社會的態度是要清除他們，他們自然就會視這種對抗為挑釁，於是就是要壞到透給你看，因此市郊青年的問題有很大程度是由政府和社會對他們的偏見所造成。向他們釋出善意，獻出關懷，幫助他們融入主流社會，讓他們感到自己是國家的一分子，並非被遺棄的一群，這才是他們真正需要的。對抗和打壓或許有即時的效果，但長遠而言只會使雙方的仇恨升溫，亦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悲慘世界》中的慘劇便是一個例證。
“親愛的朋友，請謹記，世界上沒有劣種或惡人， 只有壞的耕種者”（Mes amis, retenez ceci, il n'y a ni mauvaises herbes ni mauvais hommes. Il n'y a que de mauvais cultivateurs） 。電影的結尾以雨果《悲慘世界》的這句名句作結正是想傳遞一個資訊：凡事必有因，沒有人是生而敗壞的。在市郊屋邨里居住的青年也有正常生活，也是普通人，甚至也對自己是法國人的身份感到驕傲，與其他法國人一同在三色旗下慶祝法國贏得世界盃。但社會卻不接受他們，不理解他們，使他們被感到被遺棄，淪為二等公民。在沒有其他渠道之下，他們唯有用暴力來反抗社會，以過激的行為宣洩不滿，走上一條不歸路。他們真正需要的是幫助，不是否定 ; 是平等的機會，不是歧視。
現任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 看畢電影后說自己感到震撼，並承諾政府會盡快改善問題社群裡的生活環境，被轟是離地，但其實亦代表了那些甚少踏足市郊的中產階級人士對這些地區的亂象的觀感。倘若政府和主流社會繼續漠視市郊青年這些邊緣人的景況，他們的憤恨只會愈來愈強，最後一觸即發，就像電影中 Salah 對 Stéphane 說的一句話：“你不能防止憤怒和吶喊。”（Vous n'eviterez pas la colère et les cris） 若說導演 Ladj Ly 想借《悲慘世界》這部電影解釋的是為何市郊青年會變成暴動者，最後的開放式結局似乎是在說這個故事並未完結，最壞的情況現在還可避免，而改變的責任正落在有能力的掌權者手上。他亦曾在訪問中表示他的電影是對政界的一個警號（mon film est un cri d'alarme adressé aux politiques） 。
2016年，一名非裔青年 Adama Traoré 在巴黎北面城市瓦茲河畔博蒙（Beaumont-sur-Oise）被警方拘捕後死亡。這事件被廣泛認定為警察濫用武力的又一例子，在國際維權運動 black lives matter 的背景下又在法國激起新一輪的社會運動，市郊社群作為法國社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將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