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壓致死的八分鐘影像釋出的那一天，許多人，包括作為美國社會的 “局外人” 的我在內，在全球疫情之下再次感受脆弱、悲哀和憤怒。一週內，反對種族歧視的遊行在美國全境蔓延。我住在芝加哥南部的海德公園，週六下午四點，downtown 的遊行已經持續了一個小時。 我覺得沒有理由繼續在屋子裡躺著刷推特里的遊行動態，決定出門去走入抗議的隊伍。
到遊行現場去
由於中心地帶被封鎖，Uber 司機把我放在了芝加哥南聯邦路，四周空無一人，這種詭異的場景使我心裡湧起一股巨大的荒謬與無常感。與面對這場大瘟疫時的情景一樣，在步入遊行前，我對芝加哥的生與死仍然一無所知。在這些莊嚴的歷史建築和現代摩天大樓腳下，我在它們巨大而沉默的地基之間行走，頭頂的火車在建築物縫隙裡的軌道上穿梭。
走到下一個更中心的街區，抗議種族歧視的車隊正在路上緩慢移動，無節奏地發出鳴笛聲。車身上貼著 “ENACT CPAC NOW”，“JUSTICE FOR GEORGE FLOYD”“SOUTH ASIANS for BLACK LIVES”等標語。
@theofficebot 在芝加哥拍攝，除特別註明外，本文圖片均由本文作者提供
抗議者中超過一半是白人，其餘是非裔和拉丁裔，而亞裔除了在車身上貼著 “南部亞裔為非裔發聲”的那位，幾乎沒有。有人把身子探出車窗，有人坐在車頂，雙手舉著標語牌，“NO JUSTICE NO PEACE”，“WHITE SILENCE IS VIOLENCE”，“AM I NEXT？”。一位中年黑人女性步行經過，舉起手和所有抗議者握拳示意。
走到麥迪遜街，步行的人越來越多。四個年輕的女學生從路口經過，舉著手寫的 “ACAB”的紙板。抗議的車大量彙集在這條路上，發出巨大的鳴笛聲。十字路口站滿了人，面對他們的是一排戴著透明防護面具和手持武器的警察。路在這裡被截斷，人們擁堵著無法前進。一些警察戴著黑色口罩，另一些沒有戴口罩的警察與示威者四目相對。這時我開始注意到要求釋放被捕者的標語，如 “FREE THEM ALL” ， “WHEN THE SHOOTING STARTS, THE LOOTING STARTS”。他們在為前一天晚上被芝加哥警方逮捕的一百多名暴力示威者抗議。
此時，頭頂開始響起巨大的轟鳴聲，一架直升機在警察與抗議者對峙處上空盤旋。聚集的人越來越多，抗議者們面對一輛大型警車和至少五十名警察，一遍又一遍高喊著 “BLCAK LIVES MATTER”。忽然，有人大喊 “跑！” ，人群開始騷亂，除了與警察距離最近的人，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大家互相扶持著往反方向跑，在下一個路口四散開。
潛伏的暴力與狂歡
騷亂開始時，有人跳上了停在路邊的警車，他戴著 V 字仇殺隊的面具在車頂跳舞。隨著路口的人們發出喝彩，他變得暴力起來，大力踩跺車頂，接著試圖拆除警燈，而這讓人們的歡呼聲更大了，他們對暴力的警察系統積怨已久。經過被砸爛了玻璃窗的公交車，在另外一個路口，抗議者正在靜坐。面對被警察封鎖的路口，他們坐在地上，舉著 “WE ARE SUFFOCATED BY SILENCE”的牌子。NBC News 的新聞製片車停在路邊，攝影記者扛著精密的攝影機器在人群中記錄這場遊行，也有許多抗議者在錄影。
在這場幾千人參與的龐大抗議活動中，大多數人戴了防護面具，在對視時互相點頭示意。有人在路邊給我們水和消毒洗手液，有人在隊伍前面指引大家高呼口號；有人組成 5-6 人的小隊一起行動，有人則是獨行的抗議者。一個深色皮膚的女孩沉默地站在芝加哥藝術博館旁邊，舉著一張巨大的牌子，寫著 “我即將獲得碩士學位，為什麼你還對我如此恐懼？”
五點半，深綠色的密歇根湖上幾座大橋在夕陽下裂成兩段，向兩邊升起，阻斷了兩岸的通路。一部分抗議者們離開了，另一部分聚集在 Trump 大樓周圍。所有通往 Trump 大樓的路都被警察阻斷了，我在大樓的一側與抗議者們站在一起，不遠處的一座橋上擁擠著幾百名試圖過橋抵達 Trump 大樓的另一部分抗議者。來自各個方向抗議者們不斷喊出 “ I can’t breathe ”，使我再次想起喬治·弗洛伊德窒息而死的痛苦。
這些憤怒的呼喊和震耳的警笛聲，幾乎掩蓋了不知從何傳來的廣播聲。我隱約聽到 “如果你不遵守，可能會被逮捕。其他的警方執行措施包括使用催淚彈……以及其他必要的手段。” 橋上的抗議者已經被警察用警棍和防暴盾牌推到了橋的另一邊；我所在的一側，警察也開始沉默地把我們往外壓。有人大喊著 “後退！”，離警察更近的人被警棍死死抵住。沒有反抗，沒有暴力衝突，最後的和平抗議者也被驅逐離開了 Trump 大樓。
“向體制復仇”
和平的抗議者離開了，從芝加哥中心地帶散佈到城市的各個角落，而憤怒的人仍然在現場。夜幕降臨，警車被憤怒的抗議者們點燃，暴力衝突不斷升級。當晚九點，芝加哥宣佈全城宵禁。回到海德公園，隔著密歇根湖，窗外隱約可見 downtown 的混凝土森林亮著稀落的燈。絕望的人在火光和煙霧中反抗。被漩渦之外的人稱作 “looters” 的人，是否如《悲慘世界》第四部第十卷裡所寫，是 “最偉大的和最低微的，在一切之外閒遊窺伺希圖趁機一逞的人，流浪漢，遊民，十字路口的群氓”， 為生活，為命運，他在痛苦的靈魂中暗懷敵意，終於走到了暴動的邊緣？
第二天早上，抗議者砸穿了海德公園超市、餐廳的玻璃。直升機在我們街區上空盤旋，警察沿路駐紮，同時，和平示威的遊行隊伍在湖邊的大道上繼續高呼。學校在 55 街的建築也被砸了，玻璃上有一個巨大的，向四周擴散裂開的洞。一個黑人大哥正在指揮人測量玻璃的尺寸。他和正在閒逛的我打了個招呼，我們兩都戴著藍色的醫用口罩，只能互相看到兩隻眼睛。
他主動提到，早上八點多，他還在睡覺，就被電話吵醒了。他在學校的財產管理部門工作，負責聯絡修繕。“到處都被砸了，” 他說， “連 Ulta Beauty也被砸了。” 我和他描述了前一天市中心遊行的狀況，他搖了搖頭。“你覺得他們為什麼要使用暴力？” 我問。我以為漩渦之外的人會指責“掠奪者”為投機分子，趁火打劫，暴徒什麼的，害得他早上睡不了覺。結果他說， “retaliation to the system” 。走之前他和我握手，告訴我他叫 Peter。我們互道保重。
截至 5 月 31 日，芝加哥抗議爆發遊行的第二天，美國全境有一百七十萬人確診新冠，死亡人數超過十萬。非裔美國人在所有族裔中的死亡率最高。瀕臨死亡的人無法走上街頭抗議，或者採取行動 “復仇”。而八十天社交隔離，不力的應對措施，讓許多人心中燃燒著怒火。半個多世紀之後的今天，美國的種族矛盾已經沒有民權運動之前尖銳，黑人群體獲得了更多平等。然而，黑人種族所揹負的奴隸歷史及因其造成的貧困、汙名化、代際創傷和其它結構暴力，使他們中的一部分仍深陷泥潭。
喬治·弗洛伊德漫長的死亡影像，也給我的朋友 Vincent 造成了巨大的創傷。他告訴我觀看 “Big George” 的死亡絕對無異於觀看自己家庭成員的死亡。Vincent 是我在芝加哥最早認識的朋友，一個才華橫溢的畫家。他的父親是非裔美國人，母親是德國白人。在這場宏大的病疫災難之前，他的生活與普通的大學生沒什麼區別。目前，父親因為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在南部的一間州立醫院隔離，病情的惡化使其即將被切除一顆腎臟。他的生活忽然陷入黑暗，無力和憤怒。他總是擔心父親在獲取醫療資源方面遭遇歧視，“畢竟他是黑人”，他這麼和我說。
無法走出的泥潭
不止是不平等的醫療資源，面對傳染病，非裔的抗風險力比白人群體低得多。在種族隔離形成的底層非裔聚居區，人口密集，家庭內部幾代人共同居住；這些區域離藥店和醫院距離非常遠，乘坐公共交通也增加了他們的患病風險。低產階級的工作性質導致他們無法遠端辦公，沒有積蓄，又必須繼續工作；無法承擔昂貴的醫療保險，以及自身的併發症，都增加了患病後的死亡風險。
喬治·弗洛伊德之死應該引發所有處在性別主義、階級壓迫和種族主義交集位置上的人的思考。除了上街抗議，許多人和我們一樣在付諸行動，比如，學術系統正在反思 “不分顏色” 的種族主義；有人組織讀書會，寫作，捐款，義務清理社群。同時這些行動者也面臨著指責，比如，“你就讀的學校正是使海德公園地區士紳化/中產階級化的 罪魁禍首”，“你為全球殖民的資本家工作” 。新自由主義時代，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公共話語中的流行正在令我們反思，與結構暴力的受害者共情的同時，在性別、階級、性取向、種族等身份政治中，處於優勢地位的人，應該如何自洽？
@張賭德 在紐約拍攝
一代代深陷泥潭人在無盡的逃亡中活著或者死去。無論是 Trevor Noah 所謂 “撕毀社會契約” 作為姿態式的秩序破壞，還是事實上的 “洩憤” 與 “搶劫” ，這種無助的憤怒還會不斷重演。是種族問題還是階級矛盾？科學的思想和組織，是否會使受侮辱與損害的人們爬出泥潭？又是否會使他們成為新的殖民者？在複雜的社會歷史現實之下，不相似的生命經驗與主體視角催生了大相徑庭的價值取向；有人在身份政治中彷徨失措，有人對苦難的呼號充耳不聞。
或許我們需要一種對新世界的想象，而不是不斷縫合舊世界的傷疤。唯一可以確信的是，作為少數族裔女性，在異國社會邊緣和文化夾縫中，為非裔發聲也是為我自己發聲。因為只要一個人意識不到自己也和其它人一樣，同處於一個可怕的屎坑裡，正在緩慢地被殺死，他就永遠無法和所有被侮辱和損害的人產生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