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時布魯塞爾時間7月21日上午5時31分，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在Twitter上推出“搞定！”（Deal!）一語，為這場原定在17至18日完事、最後卻連續開了近90個小時的歐盟預算峰會畫上句號。在歐盟27國領袖五日四夜幾乎日夜不眠、每晚開會到日出的努力下，2020至2027年總值1.074萬億歐元的預算有了著落，而且首次由歐盟共同大額舉債融資、總值7,500億歐元的疫後“復甦基金”也最終順利過關。
跟普遍的領袖峰會不同，歐盟國家數目太多，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爭議繁瑣，難以先由級別較低的官員或技術官僚敲定細節再由各國領袖從容簽名。因此，各國領袖徹夜開會的情況其實並不罕見。不過，這次預算峰會也算是“表現突出”：對上一次歐盟各國連續開會超過90小時的情況要數到2000年的法國尼斯（Nice）峰會——當年歐盟15國的峰會，就為其後將歐盟擴充套件至今天27國鋪設了至今也極具爭議的決策權力分配機制。
會議是“20年最長”還是“史上最長”？
對於這次預算峰會有沒有打破當年的紀錄，如今儼如“節儉五國”（Frugal Five）之首、一直在各種層面反對“復甦基金”的荷蘭首相呂特（Mark Rutte），與“復甦基金”的主要受助國義大利總理孔特（Giuseppe Conte）也有不同意見。
這次幾乎獨力使會議由兩天變成五天的呂特表示，他曾經請示米歇爾他應否在峰會的最後時刻多講幾句，讓會議能打破尼斯峰會的時間紀錄，不過最後孔特卻拿了發言權。然而，最終會議大約在上午5時45分完結，呂特就指這次會議“最終完結得早了一些”。與呂特在預算問題上爭持不下、日前曾痛批呂特只能在荷蘭國內“當幾天英雄”的孔特，卻指會議很可能打破了尼斯峰會的時間紀錄。
根據追蹤歐盟多年的一位記者計算，這次疫情後各國領袖首次親身出席的峰會從17日的上午10時，一直開到21日的上午5時45分，總共91小時45分；而尼斯峰會由當年12月7日的上午9時45分，一直開到11日的上午5時30分，也剛好總長91小時45分。因此，呂特與孔特兩人皆錯。（不過尼斯峰會的時間是否要包括當時其他正要加入歐盟的國家領袖的會議，卻是另一可能爭端。）
當然，呂特與孔特之間在領袖們看著日出開香檳時的會後小爭議，只屬輕鬆笑談。不過，此等笑談之所以能出現，卻顯示出會議成果似乎讓所有人都能滿意。
疫情使預算峰會難上加難
其實，即使沒有新冠疫情的影響，這次預算峰會本來就預計會是困難重重。首先，這是英國脫歐之後的首次歐洲七年預算。英國退出讓預算每年出現大約100億歐元的空洞，要由各國填補。這就挑動了歐盟的“南北之爭”：以德國為首的北方財政穩健國家一直希望以壓低預算總額解決問題；而中、南歐等受助國則希望財政穩健的國家付出更多。
另外，近年每年從歐盟預算獲得高達其國內生產總值（GDP）數個百分點資助的波蘭和奧牙利，一直被歐盟委員會指責侵犯法治，甚至展開或計劃展開《歐盟條約》第七條的制裁行動。可是，第七條的制裁卻要歐盟其他成員國全體同意，落實極其困難，因此西歐各國都有聲音要利用這次預算的機會，加入“不必全體同意”的機制，利用預算資助的中止權去制裁波蘭、奧牙利等國。這種“東西之爭”，也早預計會讓這次預算峰會激起不少爭議——畢竟預算案是需要全體同意的。
經歷過新冠疫情的衝擊後，德國等財政穩健國家救市“銀彈充足”，相較之下，受疫情打擊更嚴重的義大利、西班牙、法國等卻難以在不大增舉債成本的前提下大刀闊斧的救市；如此情勢，歐盟各國經濟發展的差距只會越來愈大，使歐元區甚至歐盟更難維持。
於是，到了5月，此前一直反對歐盟共同舉債、反對歐盟無償資助各國抗疫救市的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就來了一個“華麗轉身”，站到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義大利總理孔特、西班牙首相桑切斯（Pedro Sanchez）等領袖一方，支援成立5,000億歐元的復甦基金，以提高歐盟委員會預算空間（Headroom）的方式去進行舉債，並無償資助受疫情打擊嚴重的國家。
德國改變取態，卻不代表復甦基金已成定局。在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同月接納德法主張，併為之加上2,500億的貸款資助份額後，由丹麥、荷蘭、瑞典、奧地利組成的“節儉四國”（Frugal Four）就馬上聲言反對。其中，來年3月就要面對大選的荷蘭首相呂特，更成為了反對復甦基金的領軍人物。
四處惹火的荷蘭首相
7月17日，剛抵達布魯塞爾的呂特已拉開戰幔，聲稱他認為“我們達成共識的或然率低於50%”，又警告“（共識）內容比速度重要”。不過，對於曾經在教會講道時聲稱他有51%確定上帝存在、有49%感到懷疑的呂特此刻的表態，外界也是半信半疑——畢竟“節儉國”失去了德國這個盟友可算是深受重創，區區荷蘭又能如何面對德法同盟的施壓呢？
然而，手握預算否決權的呂特卻果真是立場堅定，而且四處“惹火”。首先，節儉國雖然已忍痛接受共同舉債的安排，卻堅決要在無償資助與有償貸款的比例動手，要求至少將無償資助的金額減少2,000億歐元。
其次，由於共同舉債意味著南方受助國的開支要由北方節儉國的納稅人結賬，本著“無代表不納稅”的精神，呂特要求任何歐盟國家在復甦基金的具體運用上面也應該有否決權，因此只要有任何節儉國不同意，受助國就不能夠得到一分一毫。
同時，呂特也要求歐盟增大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時代遺留下來的預算回扣金額，讓節儉國的實際付出比預算上的銀碼為低。
最後，呂特和奧地利總理庫爾茨（Sebastian Kurz）也公開堅持預算中的資助要加入法治要求，劍指波蘭、匈牙利等國。
在呂特戰線已劃的背景下，年僅34歲的芬蘭女總理馬林（Sanna Marin）在峰會上也“非正式”的加入了荷蘭等國陣營，因而“節儉四國”突然擴張成“節儉五國”，使呂特的否決態勢更為堅定。
對於上述種種要求，義大利總理孔特就堅持原來的5,000億無償資助金額已是“最低水平”，指責呂特只能當幾個禮拜英雄，隨後就會被全歐洲民眾責難；法國總統馬克龍則堅持無償資助金額不能低於4,000億歐元，又指“你們可能以為我主張無償資助是個瘋子，不過現在連安吉拉（按：Angela，即默克爾的名字；歐盟領袖為表親切慣以名字相稱）也支援我了”；馬克龍又因庫爾茨在會上外出接電話而指責後者“根本不在乎”歐盟前途。
除了這道南北戰線，在東西戰線之上，被預算“法治要求”所針對的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Mateusz Morawiecki）指此等要求是“較強國家勒索其他國家的工具”；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ctor Orban）除了稱此等要求讓他想起以前的共產政權之外，也批評指“我不知道荷蘭總理憎恨我或者匈牙利，是出於什麼個人原因”。
身處戰線外圍的盧森堡首相貝特爾（Xavier Bettel），在峰會中途回國主持新冠疫情會議之前，就指他過去7年也重未見過在眾多的問題上各國會有如此對立的立場。
巧妙逢迎各國的最終共識
此等形勢之下，在聯邦黨派紛亂、地方勢力強大的祖國練就得一身和解政治本領的比利時前首相兼現任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就扮演了重要的中間調解角色。他除了在較少人關注的復甦基金中的科學開支、農業支出、環保計劃等專案作出細緻調整去取悅呂特的節儉國領袖之餘，更積極邀請各國領袖到他辦公室景色宜人的陽臺上作小組談判——這種談判就成了這次峰會的主軸。
最後，經過四日的努力，加上兩晚明顯的徹夜不眠（會議最後兩晚的全體會議都一度設定於清晨四、五時左右舉行），共識終得達成。
首先，總值7,500億歐元的復甦基金——現已改稱為“未來一代的歐盟”（Next Generation EU）——維持既有金額。不過，無償資助的部分下降為3,900億，絕大部份為至關重要用作投資振興經濟的專案；而貸款部分則上升至3,600億。如此，一方面各受助國可得滿意結果，另一方面節儉國也能向國內選民展現他們如何成功壓下馬克龍的4,000億底線。
其次，在規管復甦基金應用的層面，27國共識列明，在例外的情況下，一國可提出爭議，不過歐洲理事會會在3個月內以多數決（而非共識制）的形式作出判決，因此沒有任何國家可對基金的應用有否決權。如此，一方面大多數原本就支援復甦基金的國家就不用擔心其應用將來會被掣肘，另一方面“節儉五國”也可以此“制衡機制”去向國內納稅人交代。
同時，新預算也增加了對“節儉四國”的預算回扣，同時也增加了各國可保留的關稅份額——歐洲最大的港口鹿特丹港（Port of Rotterdam）“剛好”位於荷蘭——也算是滿足了節儉國的願望。
最後，歐盟預算中原本清楚列明的法治要求機制，也變成了“保護預算與‘未來一代的歐盟’的條件性機制”，未來將由歐洲理事國以多數決決定。由於此句的上一段“剛好”列明“歐盟財政利益”與“對法治的尊重”的重要，加上多數決而非共識制的“條件性機制”，這實際上已表明預算已加入了法治要求。不過，行文如此，波蘭和匈牙利也可以挽回一些面子，不用接受西歐的“法治教育”。
在各方多面向的妥協之下，這次疑為史上最長的歐盟峰會隨著布魯塞爾的日出而閉幕。這次為了抗疫而落實的一次性共同舉債措施，最終會否將歐盟推向一個財政同盟，我們尚難輕言。不過，出自對呂特要求讓步的復甦基金應用監管機制，卻似乎無可避免會增加了歐盟委員會與歐州理事會管控成員國財政政策的能力。這一套機制，如果能發展下去，難說不會成為未來財政同盟的一個重要基礎。歷史發展充滿意外，若果歐盟整合成功，他朝人們回頭一望，如今扮演攔路虎角色的呂特，未來也並非沒有可能成為歐洲財政聯盟的歷史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