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恐怖襲擊頻發的索馬利亞，非政府組織“國際認同”代表董事永井陽右致力於與暴力組織成員談心，從心底接受他們，不斷思索如何改變當地社會。
今天，索馬利亞依然頻發恐怖襲擊，許多人因此喪生，國際社會難以干預其惡劣的治安環境。在此背景下，永井陽右勇敢地站出來向年輕人發起號召：“能解決這一難題的不是差勁的大人，而是我們。”
恐怖襲擊的陰影籠罩著非洲大陸東部的半島國家索馬利亞。2017年10月，恐怖組織“青年黨”用炸彈引爆多輛汽車，導致500餘人遇難。根據美國馬里蘭州大學的調查結果，2017年索馬利亞共發生614起恐怖襲擊事件，導致1912人死亡。
此外，綁架外國人的事件也頻繁發生。無國界醫生組織以人道救援聞名於世，其多名成員在索馬利亞被殺害，他們因此離開了這片區域。日本外務省將索馬利亞的危險度定為四級，向日本國民發出離境建議。國際社會遙望著這個被殺戮風暴席捲的貧窮國度。
今年四月下旬，27歲的永井陽右到達索馬利亞首都摩加迪沙，在聯合國與非洲聯合部隊共同管理區域，與索馬利亞官員及相關人士進行談判。作為公益組織“國際認同”的代表董事，永井陽右帶領組織為索馬利亞青年黨的投降士兵“去激進化”，幫助他們迴歸社會，讓他們拋卻過激思想，與本地的共同體建立聯絡，在經濟、社會等方面實現自立。今年夏季，“國際認同”與索馬利亞政府合作，開啟了“激進化重塑融合”（DRR）專案。
日本的年輕人不是伊斯蘭教徒。他們是如何打動被恐怖主義浸染的心靈，為前恐怖分子構建與社會的關聯的呢？
永井說：“我們會敞開心扉與他們交談，詢問對方加入恐怖組織的理由。作為同一代人，我們認真聽對方講話，並提出疑問：‘恐怖襲擊能改變現狀嗎？你加入組織之後，改變了什麼嗎？’他們傾吐心中的憤怒，認為是歐美國家、聯合國和政府等惡勢力害死了他們的同胞。之後，他們表示願意與不作惡的我們一起改變社會。我們雙方是平等的，不存在利益關係。就是因為我們赤手空拳，才能和他們進行對話。”
永井行動的出發點是“接受”。投降士兵會在DRR專案中接受職業訓練。過去，聯合國與其他非政府組織的援助僅此而已。但是對於投降士兵來說，就算他們學會了焊接、縫製技能，要找到工作並不容易。街上到處都是失業者，其中不乏從前的恐怖分子。有些人心中騰起的希望再度破滅，於是重回恐怖組織當中。
永井說：“如果找不到工作，他們會感到幻滅：‘為什麼現實與他們告訴我的不一樣？’我們絕不能讓這種情況發生，因為這決定了救助的成敗。我們會事先明確地告訴這些投降的恐怖分子，他們迴歸社會時，會遭遇區別待遇和偏見。在此基礎上我們會針對求職進行認真探討，開拓他們的視野。絕不能讓他們感到絕望，他們需要擁有對抗嚴酷現實的能力。”
恐怖襲擊活動仍在不斷擴張。四月中旬，兩名古巴籍醫生在肯亞與索馬利亞交界處的曼德拉小鎮被綁架。永井原計劃參加的恐襲預防青年中心開館儀式不得不延期舉行。他剛到索馬利亞，斯里蘭卡就發生了連環爆炸襲擊，伊斯蘭國家的噩夢更可怕了。
永井說：“索馬利亞沒有和平的跡象，恐怖組織非常活躍，許多人無法從心底信任投降的恐怖分子。我們四處奔走，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希望能儘可能貫徹初衷。”
永井會根據他人的需求採取行動。他說，解決問題比提出問題更重要。有時他需要忍受人們的指責：“有這功夫不如去幫幫恐怖襲擊的受害者。”可是，只要加害者存在，紛爭就不會停歇。永井想拼盡全力解除投降者的精神武裝。那麼，他是如何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的呢？
永井的父親就職於某大型企業，母親性格固執。在他人眼裡，他成長於富裕的中產家庭，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在家中，體罰與反抗的戲碼不斷上演，少年永井心情抑鬱，尋找著宣洩精力的出口。他加入了暴力團體，欺負弱者，以自我為中心，不把他人放在眼裡。那時，永井的學習成績不理想，好不容易才考上高中。
高中二年級的夏季，他無意中在網上看到一則南太平洋島國吐瓦魯的新聞。全球氣候變暖，海平面上升，這個國家面臨著被海水淹沒的危機。那震撼人心的危機感讓他體會到世界的遼闊，他突然意識到，無數個“他人”聚集在一起，才構成了這個社會。
這個喜歡看英雄漫畫的少年振作起來：“我必須做點什麼。”他開始為他人考慮，想到此前被自己毆打、欺負的物件，他決定上門謝罪。儘管最終他沒能按下對方家的門鈴，但這件事讓他的人生髮生了轉變。
他開始努力學習，考入了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院。後來他去了一趟盧安達。上世紀90年代，那裡曾發生過種族大屠殺。永井在大屠殺紀念館看到了被割下的頭骨與彎折的臂骨，心中升騰起對加害者的怒火，希望憑藉自己的力量阻止暴力侵害。返程中，永井路過肯亞首都內羅畢，走進了索馬利亞難民聚集的區域。隨行的肯亞青年為他介紹：“這是恐怖分子的巢穴，他們會聚在一起殺人。”聽聞此話，永井皺起了眉頭。
1991年，索馬利亞因激烈的內戰陷入無政府狀態，聯合國與多國軍隊的介入導致狀態更加混亂，索馬利亞如陷沼澤。
2011年9月，永井與就讀於早稻田大學的兩名索馬利亞留學生成立了“日本索馬利亞青年機構”，摸索著開展救助活動。和平組織與國際救援專家對此反應冷淡，面對永井的求助，他們說：“非專業人士缺乏相應的知識，又不會說英語，太勉強了。”“你最好先在其他國家積累些經驗。”“如果去索馬利亞，你會死的。”
也有少數長輩給予了永井支援，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院的山田滿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說：“和平組織可進行武裝解除、動員解除、迴歸社會等操作，但日本政府僅在停戰後才會採取行動。永井不一樣，他在戰爭狀態下先行出手。我的學生大多希望在聯合國、政府機構、維和部隊工作，永井對此並無興趣。就像那些懷有崇高願望的獨立社會企業家一樣，他有自己的策略，與日本國內相比，國際上給他的評價反而更高。”
永井與肯亞非政府組織合作，將工作重點放在內羅畢難民區黑社會的去激進化工作上。逃入這片區域的肯亞和索馬利亞青年自暴自棄，成為底層貧民，他們中的一部分加入了黑社會，搶劫、殺人、販毒，治安惡化成為最大的難題。
2013年9月的一天，永井走進難民區的籃球館。在簡陋到沒有牆壁的場館裡，一群人正在激烈地打籃球。當地的朋友對永井耳語：“他們是黑社會，別過去。”永井卻走上前說：“我是日本非政府組織的代表，索馬利亞目前局勢緊張，和我們一起改變社會吧。”說著，他遞上自己的名片，並對去激進化專案進行了說明。突然，一名左眼充血的男子走了過來：“那你把我的眼睛治好，你給我治啊！”他叫賴德艾，是這個有60名成員的幫派的老大，他因吸毒過量導致眼球充血。永井注視著他說：“我沒有隨行醫生，也沒有錢。雖然我想一口氣解決所有問題，但我做不到。”危機當前，索馬利亞青年從中調解，緩和了氣氛。這是永井第一次直面恐懼。後來，透過肯亞合作伙伴的努力，他們終於與黑幫建立了談話機制。
回國前，永井跟隨索馬利亞多國治安部隊的某位男職員去了索馬利亞首都摩加迪沙。就在那一天，市中心發生了自殺式恐怖襲擊，32人因此遇難。吃晚餐時，男職員對永井說：“在今天早上的恐怖襲擊中，我的外甥也死去了。你是個熱心腸的人，你告訴我你做這些是為了索馬利亞。可是現在你又能做什麼呢？好好想想這個問題。”
永井深刻感受到自己的無力，他沉默不語，覺得自己嘴上談論著偉大的理想，卻什麼也做不了。過了許久，他說出了心底的想法：“回日本後，我一定會盡快趕回索馬利亞，想辦法解決問題。我們的工作一定有它的價值所在。”
他決心掌握專業的解決紛爭的能力。這是他人生的第二次轉機。
從早稻田大學畢業後，永井考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攻讀碩士學位，致力於進行紛爭研究的分支——恐怖組織去激進化。作為暴力集團成員的同輩人，永井的影響力有時甚至勝過宗教與民族習慣。他會和對方一起踢足球，一起談論動畫。與伊斯蘭教長老的說教相比，這些黑幫成員更願意聽永井的話。在內心深處，他們也想洗心革面。
他們告訴永井：“我們的敵人是警察。他們如果認為某個人是黑幫成員，就會直接射殺，就算誤殺也不在乎。我們不是因為喜歡暴力才加入組織的。我們沒有父母，沒有受過教育，沒有支援自己活下去的金錢。如果說我們是壞人，那麼警察、政府、聯合國、美國都是壞人，那些道貌岸然的人都是垃圾。”
永井說：“那麼，誰才能改變到處都是問題的社會呢？你們一邊說著不滿，一邊搶奪或偷竊他人的錢財，這樣做能改變什麼嗎？不要管那些位高權重的人，和我們一起改變社會吧。”
漸漸地，黑幫成員對永井敞開了心扉：“我們希望其他人能夠拋開偏見接受我們。你會聽我們傾訴，幫我們找到工作嗎？”
“當然，我們一起做這個社會的英雄吧！”
經過漫長的溝通，“國際認同”組織接納了他們。改過自新的黑幫成員去了小學，告訴學生們：“不要變成我們這樣。”
永井讓他們擔任下一個去激進化專案的工作人員，讓這些人說服自己的同伴。透過永井的幫助，前文提到的賴德艾領導的黑幫於2017年解散，解散儀式上，賴德艾對永井說：“我們沒有必要再回到從前待的地方了，我們會用雙手接住這個機會。”現在，他也成為了“國際認同”組織的重要一員。
現在，永井領導的“國際認同”有35名日本成員，他們當中有已經進入社會工作的人，也有學生志願者。永井和他的夥伴也曾受到過恐怖組織的威脅，不得不終止活動，離開避難。永井的新策略是將注意力放在不斷變化的“當下”。他說：“在現實地處理眼前問題的同時，還是應當創造對話的機會。不論對方是什麼人，都應當有交流的辦法。只要能聯絡上他們，就能創造交涉的機會。如果能用金錢讓他們同意停戰半年，也不是壞事。”
在不斷響起的爆炸聲中，永井思索著解決紛爭的根本方法。
[編譯自日本《AERA》週刊]
編輯：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