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美國明尼蘇達州（Minnesota）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議會中的多數成員表態支援解散當地警局，並聲稱要尋找一種新的“公共安全模式“。
隨著美國示威進入第三週，“解散警隊”（Disband）和“削減警隊經費”（Defund）成為示威者的關鍵訴求，而美國警察改革更可能成為這場運動導致的社會變化。然而，要解決警暴問題的話，美國社會也終須反思國內的槍械文化。警暴和持槍權，兩者實不可分。
美國熱話：深化改革警隊
明尼阿波利斯市議會議員最近“解散警隊”的呼籲是美國最極端的警隊改革方案，但並不是唯一的改革計劃。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示威開始以來，紐約市和洛杉磯市長都提出要削減警隊經費。
上週，洛杉磯市長加塞蒂（Eric Garcetti）向在市政廳外遊行的示威者表示，他將從洛杉磯警察局的預算中削減高達1.5億美元。加塞蒂解釋說，這筆錢將用於支援“有色人種社群”（communities of colour）。在紐約，因抗疫不力、放縱警暴而被批作“史上最差市長”的白思豪（Bill de Blasio）也終於在6月7日表示，紐約市將把紐約警察局的一部分資金轉移到青年活動和社會服務上。
雖然這些改革只發生在城市層面，但國家政客也開始辯論這個問題。民主黨已經宣佈，本週將釋出一項針對警察不當行為和種族偏見的全面警隊改革法案。新澤西州民主黨參議員、前總統競選人布克（Cory Booker），在6月7日於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節目中說：“我們這個社會的警力過剩”，資助警察“不是在解決問題，而是使問題加劇”。
口號有別殊途同歸
BlackLivesMatter活動的創始人加爾薩（Alicia Garza）解釋說，“取消警隊經費”並不是說社會不再有警察，而是要“將資源投資於我們社群所需”。這是什麼意思呢？
據《警務工作的終結》（The End of Policing）的作者社會學家維塔勒（Alex Vitale）表示，最關鍵的問題不是“為什麼個別警察會有不當行為？”，而是“我們為什麼一直要透過警察解決社會的各種問題”？黑人面對的問題原來不一定要由警察解決，而更多的是精神健康問題、青年教育問題、露宿街頭問題等。維塔勒指，問題是在美國，“官員決定把黑人社群的問題變成警務問題”。
從這個角度來看，“削減警隊經費”的意思並不僅僅是減少警察的預算，同時也是減少警察的責任。有些問題，不能透過帶武裝、隨時能用暴力的警察解決，更需要由社會工作者或社群調解員去緩和警民關係。
那麼“解散警隊”呢？想大刀闊斧改組警隊的明尼阿波利斯市議員聲言要“解散警隊”時，承認還沒有具體的計劃：“我們不清楚一個沒有警察的未來是什麼樣子。”議員表示，未來要怎麼做，要透過公眾諮詢、社群的反饋才會決定。
然而，明尼阿波利斯市不是美國第一個要重組警隊的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前途未明，但我們可以從其他警察改革的例子找到線索。
2012年新澤西州的肯頓（Camden）因犯罪猖獗，當地決定解散以及重組警隊。結果：民眾對警方的投訴案，從2014年的65宗減至去年的3宗；當地的謀殺案也比2012年減少了超過六成。
改革最重要的元素不是“解散”，而是改革警民關係，加強社群警民關係。
不過，這個令人驚訝的結果，並不是因為將以前的警隊解僱而達成：那時候重新聘用的警察，大部分是原有警員（以新的僱用條件聘用）。改革最重要的元素不是“解散”，而是改革警民關係：改革之後的警隊，放棄了過去只注重槍械使用、自衛、體能等訓練模式，轉而大大加強了社群警民關係、緩和事態、消除隱性歧視的訓練。
其實，任何改革方案的根本，也需著眼於改善警民關係，美國警暴問題不僅僅只在於改革警隊。除了警察與公會和檢察官的關係外，也有美國史上的結構性民族主義問題；還有一個在這次示威較少討論的問題，就是社會過度武裝問題。
被“私了”的美國警察？
當美國的國父們透過《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時，他們剛剛結束了與英國的獨立戰爭。該法案的目的是保護美國人不再受到政府不公的暴力侵害，尤其是第二修正案賦予美國人持有武器和組織民兵的權利。這條修正案背後的邏輯，是打破政府對暴力的壟斷，從而限制暴政。
憲法賦予的持槍權利，則徒使美國成為一個人民過度武裝的社會
然而，身為白人奴隸主的國父們的視野與今天自然是不同的。獨立戰爭後快250年的今天，軍工科技突飛猛進，且與資本密切捆綁，大眾即使持槍也無法與政府相抗衡，而憲法賦予的持槍權利，則徒使美國成為一個人民過度武裝的社會，使警民衝突遠比其他國家危險。
隨著最近美國示威的爆發，美國媒體很多頭條新聞都集中在同一個事實上：美國警察開槍殺人的數量和比例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然而，他們並沒有提出相反的事實：美國警察被槍殺的數量和比例也遠遠超過其他國家。
持槍者的恐懼
早有研究表明，人均持槍量和與槍支有關的死亡率之間有顯著的關聯。警察死亡也是如此：《美國公共衛生雜誌》的一項研究發現，在15年期間，人均持槍量每增加10%，就會在州一級增加10名被槍殺的警察。
美國警察在執法過程中所面對的處境，遠比他國同行危險。他們也會擔心遇到持槍者的襲擊，這也使得他們更容易用致命武力做出反應，乃至先發制人。由於擔心自己會被槍擊，美國警察曾將手機、工具，甚至玩具槍，誤以為是真槍而開槍殺人。
換句話說：美國警察暴力問題背後的一個因素，恰恰是民眾握有比他國更高的暴力資源。這也進一步說明，解決警暴的方法，絕不是“讓民眾合法擁有更多暴力資源”。
人們還要反思的，是美國對公民使用武器的文化。
放眼未來，美國警察暴力問題仍有待許多相關問題的解決。未來幾天，我們將看到明尼阿波利斯市對“解散並重組警隊”提議的後續反應，立法體系在警察改革法案方面究竟會有怎樣的作為，也值得密切關注。
然而，若要真正地解決美國警暴問題，那麼人們還要反思的，是美國對公民使用武器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