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大咖·智見2020】
嘉賓簡介
Michele Wucker是暢銷書《灰犀牛》作者，全球思想領袖，2007年古根海姆學者獎獲得者，2009年世界經濟論壇“青年領袖”，她身兼數職，擔任總部在紐約的國際政策研究所所長、芝加哥議會全球事務研究中心副主任、《國際金融評論》拉美辦公室主任。曾多次給《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國際政策》等媒體撰寫文章。
主要觀點
1. 政策刺激能拉動多少有效投資仍是問題
2. 美聯儲政策主要支撐了證券市場，並非實體經濟
3. 各國政府應儘早管理私人部門的債務問題
4. 美國的大企業獲得了比小企業更多的資金支援
5. 政策聚焦實體經濟的市場才值得投資
政策刺激能拉動多少有效投資仍是問題
金融界：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是什麼？
Michele Wucker：疫情最終影響如何取決於非常多的假設。比如：科研團隊多久能研製出疫苗且實現商用？現有的病毒是否會繼續變異？如果人在感染後可以立刻出現症狀，就不會出現無症自愈，致死性更高的病毒會更快得到關注與治療，而致死性較弱的病毒則非常狡猾——它們不致死，卻傳播得更快。當致死率較低時，人們會繼續正常生活。實際上，後一類病毒在人類病毒史上比較常見。但今年秋天我們面臨著第二波更危險的衝擊。就像2018年11月帶走我曾祖父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一樣。
另外一個問題是人們是否會真的按照規定佩戴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科學家們估計只有當合規率達到80％時，這些策略才會起效。在美國，合規性存在著很大的問題，太多人都拒絕承認問題的嚴重性，並對自己不會感染病毒過度自信，也不把帶給他人的危害當回事。只有越來越多的國家、越來越的的人遵守公共健康規定，個體及全球經濟才會更快恢復。如果研製出疫苗，還需要被大範圍管理，但是在美國我們經歷過“反疫苗”運動，人們認為疫苗的風險遠比他們的危害大得多。麻疹的大爆發正是由於這種態度，所以我很擔心即便疫苗很快研製出來，也會有很多人拒絕注射。
最後，全球經濟未來的走向還取決於各個國家的公共政策。政府顯然已經釋放了財政和貨幣刺激，但是刺激的“量的大小”和“如何刺激”都有很大的操作空間，但問題是有多少刺激能真正帶來有效的投資，能幫助到那些需要幫助以及更可能會利用這些錢去消費的人。貨幣政策刺激需要保證政府以更低的利率借錢，更低的成本融資以支援企業。但是貨幣政策刺激僅僅支撐起了股市，這隻會持續擠出實體經濟的資金，加劇經濟不平等，除了引發嚴重的經濟問題，還會加劇社會不穩定。
IMF已經修改了他們對全球經濟的萎縮的估計，很明顯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比他們之前估計的要嚴重得多。實際上，現在任何數字都是粗略的猜測。對經濟反彈速度的推測也是，只是有的經濟學家認為會是“V型”反彈，有的則認為會是“U型”、“L型”，或者二者相結合的緩慢的反彈。每個國家的反彈情況都會不同，這是因為上述我提到的原因，而且也取決於醫學上治療、防疫的進展。
美聯儲政策主要支撐了證券市場，並非實體經濟
金融界：您如何看待美聯儲非常接近零利率和無限QE的措施？是否太激進了？
Michele Wucker：美聯儲沒有采取措施來抵消量化寬鬆和低利率的後果，這繼續加劇了資產泡沫。因此很不幸，美聯儲政策的主要作用變成了支撐證券市場。金融資產類投資者從中獲益，也更喜歡這類政策。但最迫切的需求是幫助那些並非金融資產投資者，特別是那些失去工作或生意處於破產邊緣的人。量化寬鬆政策的效果正在遞減，它終將失效，屆時美聯儲將失去所有政策空間。美聯儲的政策摧毀了價格發現機制，而這是市場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現在投資者進行交易不考慮證券產品或其公司的內在價值，而是看美聯儲是否會繼續加印鈔票和實施公開市場操作。股票的價值已經與其基礎資產的價值沒有關係了。美聯儲迫切需要一個更好的傳導機制，將資金引導至實體經濟，而不是二級市場，二級市場只是在轉移資產而沒有籌集新資金。
美聯儲建立了SPV和其他工具來購買投資級公司債券和ABS如抵押貸款。它應該使用此類工具以折扣價購買消費者債務並對其進行重組，並建立一種向中小型企業轉移資金的工具，因為很多企業面臨資金很快耗盡的困境。
各國政府應儘早管理私人部門的債務問題
金融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處於負利率階段。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投資者是否需要擔心主權債務違約？
Michele Wucker：負利率只適用於那些最需要此政策的人，和透過較低利率的抵押貸款或信用貸將儲蓄用於客戶的公司。簡單地向只為自己和股東保留更高利潤的公司提供負利率政策，不能加快啟動經濟。
我們確實需要擔心主權違約。大約在二十年前，我就這個問題寫了很多篇文章，使國家“破產”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並不像某些投資者所聲稱的那麼簡單。當麻煩隱現時，債務可以重組得越早，最終投資者的損失就越少，經濟復甦就越早。這件事的挑戰在於控制主權重組對銀行系統的影響，因為各國政府嚴重依賴本國銀行購買其債務。
儘管如此，當前最大的問題不是政府債務，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政府正投入大量資金支援其經濟，債務在迅速增長。最大的問題是私人部門的債務，包括消費者和公司。如果可以越早管理這些債務，經濟體就能越早反彈，越早開始增加稅收，政府預算越早恢復正常。 但是，這將需要很多年來償還此次疫情所造成的債務，就像戰後花費很多年才能減少當時造成的債務一樣。
新興市場和前沿市場的政府不太可能擁有足夠的資源來度過危機。它們的衛生系統條件差，升級到清潔和節能基礎設施的資源的可能性很小。在1980年代債務危機之後，許多國家進行了債轉股。現在是時候鼓勵新興國家在醫療保健和緩解氣候變化方面進行債轉股了。這兩個領域將在增強生產力、降低醫療保健成本、防止未來大流行、減少空氣汙染以及減少溫室氣體和使地球更加可持續方面獲益匪淺。
美國的大企業獲得了比小企業更多的資金支援
金融界：一些中國專家將這場危機與2008年的大蕭條和次級抵押貸款危機進行了比較。有何異同？
Michele Wucker：這比次級抵押貸款危機大得多，而且就失業而言也可能比大蕭條還要大。與2008年的區別之一是道德風險問題——因為大家知道自己將擺脫困境，所以有冒險的趨勢。2008年美國對這些借了很多他們支付不起的錢去購買房屋的人做出了裁決，防止政府為陷入困境的房主提供更多援助。很多人對政府感到憤怒，因為政府救助大型銀行和保險公司，不追究那些冒高風險賭注的人，而對普通美國人的幫助不足。許多人認為，憤怒導致了反政府的“茶黨”和特朗普的崛起。但是諷刺地是，特朗普政府的首要任務是將資金轉移給大企業及其家人和朋友。如今，關於公司獲得本應用於小公司的借貸爭議很多，許多大公司都出於羞愧地歸還了貸款資金。
另一個問題則是，就像大蕭條一樣，國家和地區建立起貿易壁壘，這使經濟衝擊更為嚴重。而大蕭條不同，正如我所提到的，中央銀行不會犯過於嚴厲的貨幣政策錯誤，但我擔心它們在犯不同的錯誤。
政策聚焦實體經濟的市場才值得投資
金融界：許多人擔心冠狀病毒會推動反全球化。從您的角度來看可能嗎？
Michele Wucker：我非常擔心冠狀病毒對全球化的影響。每當經濟不景氣時，政府尤其是民粹主義領導人都極喜歡將責任從自己身上轉移到移民和貿易伙伴身上。不幸的是，儘管許多人不同意這個作法，但是我們也看到這種情況在我國發生。
在這樣的危機時刻，正是需要國家共同努力的時候，而不是四分五裂。我們必須認識到國家和人民之間是如何相互依存的。每個國家的成功都取決於其他國家的表現，也取決於全球合作。大蕭條發生的部分原因是“以鄰為壑”的政策削弱了世界貿易並損害了經濟。希望政策制定者不要再犯相同的錯誤。
金融界：對全球投資者有什麼建議嗎？
Michele Wucker：做好準備吧，為艱難時期做好準備。請記住，市場不等於實體經濟，越來越多的中央銀行支援二級市場的交易，最終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將更糟，並將使一切崩潰。投資者應將投資放在那些將政策重點定為扶持實體經濟、提高生產力，而不是扶持名門望族和有錢人的國家市場。這些政策會使直接投資者受益，直接投資者現在將會發現很多機會，能夠以有吸引力的價格購買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