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聯社（上海，編輯 史正丞）訊，對於前些日子剛結束的第二十六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雖然被許多氣候活動家詬病進展不大，但這場會議的確有資格稱為歷史的轉折點：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已經承諾將在2050-2070年間實現碳中和，這也標誌著寬泛的氣候政策開始聚焦能源轉型，意味著世界工業政策又進入了大變革時期。
縱觀工業革命的歷史，這類變化往往會帶來海量“發財”的機會。美國能源特使約翰·特里在氣候大會上直言：那些敢於在能源轉型上創新並押下賭注的公司將開啟“工業革命後最大的經濟機遇”。
看著馬斯克的萬億美元身家、電動車相關企業打底200億美元的估值，這份願景似乎已成為市場共識。
哥大經濟史教授、《崩盤-全球金融危機如何重塑世界》作者亞當·圖茲在最新文章中警告稱，千萬不要以為（推進）能源轉型的政策已經成為定局，特別是在美國，這一變革甚至可能會觸發系統性的經濟失調，從而拖累美國經濟。
搖擺氣候政策根植於美國政治土壤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討論氣候政策開始，美國從來就是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角色。雖然現在人們很喜歡拿特朗普粗魯的氣候政策來舉例子，但背後的根基要更加根深蒂固。
首先，美國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這本身也是政策阻力的主要來源。那些應對氣候變化好處的觀點，對於傳統美式生活的擁護者而言沒有一絲一毫影響。更不要忘記，美國傳統能源公司，特別是原油企業，更是保守政策在國會遊說的堅定支持者。從上世紀80年代“卡特主義”開始，美國的地緣政策聚焦於確保對中東區域的控制。所以在早期討論氣候政策時，美國經常以“大惡魔”的形象出現。
考慮到背後的利益關係，共和黨對氣候變化的否認態度至少是存在連貫性的，真正搖擺並糾結的是民主黨，經常處於美國政治經濟現實和氣候變化緊迫性的夾擊中。舉例而言，奧巴馬政府一邊推進《巴黎氣候協定》，另一邊也在額準更多的美國油氣出口。跳過特立獨行的特朗普，拜登政府也展現了同樣的糾結：一邊標榜著氣候變化領導者的位置，另一邊批准更多的油氣開發，並公開督促OPEC國家多生產點原油。
這種不協調是根植在政治經濟的土壤中：美國不僅是化石燃料產品的主要消費國和生產國，很多時候也以“全球油氣政策警察”自居。如果只是從表面上理解約翰·克里的講話，我們可能會認為美國化石燃料世紀的落幕更多是技術和工業轉型的結果，但在美國，政治問題從來都不能被放在一邊。
世界邁向新能源，美國油氣產業最受傷
在氣候變化大會召開前夕，《自然-能源》期刊上出現了一篇雄心勃勃的論文，描述了全球氣候轉型的路線圖，這篇文章預測太陽能光伏將在2025-2030年期間成為成本最低的發電方式，電動車將在晚些時候呈現“贏者通吃”的現象，取暖技術的發展也使得家庭碳密度逐步降低。
這篇文章也引用了技術發展的S曲線，即新技術都會經歷一段時間的緩慢發展，進入成長期後接受程度將會呈現指數級增長，就像當年智慧手機的普及一樣。以新能源技術為例，正處於緩慢發展的尾端，即將進入大爆發時代。
對於能源消耗大國而言，這也意味著能源轉型的不可避免和時代賦予的機遇。最好的例子就是氣候大會上印度意外地喊出了2070碳中和的承諾（雖然附加了外部投資的條件）。對於印度而言，雖然自身對於火電的依賴極高，還有2000萬工人靠煤炭謀生，但可再生能源帶來的成本暴跌為印度創造了強力的轉型動力。同樣的情況對歐盟、中國、日本、韓國、印尼都適用。
當然，能源轉型並不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例如印度就提出未來十年獲得1萬億美元的外部投資。雖然看上去這是一大筆錢，但從歷史上經濟結構轉型的標準來看，這筆投資與GDP的比重相對適中。至少對佔全球95%經濟活動和排放的國家來說，資金不應該是主要的障礙。時至今日，氣候投資是一種“道德成本”的講法已經過時，唯一的問題就是誰的動作最快。
如果歐洲、亞洲的主要能源進口國在未來數十年裡快速推進減碳，意味著目前大部分已經探明的原油、天然氣和煤儲備將永遠地躺在地下。暴跌的需求也將引發能源生產國的鬥爭，美國的油氣行業也無法獨善其身。
然而美國的油氣產業，也存在天然的缺陷。
拋開特朗普時期“能源自主”的論調，美國2010年後出現了一波頁岩油開發熱潮，但這背後是低利率和華爾街的狂熱，超過5000億美元流入這個行業。在狂熱的投資背後，美國的原油生產商從來就無法與中東產油國比拼成本——兩者的天然條件存在的顯著差異，也使得美國油氣投資陷入嚴重的風險。
隨著主要消費國加速推進減碳程序，OPEC、俄羅斯不可能再繼續與頁岩油共享市場，大打價格戰將是最佳的策略。最終的結果將是化石燃料需求顯著萎縮，低油價將成為永恆。在這場變革中，高成本產油國將是最大的輸家，這裡特指美國和加拿大。
站在這個角度來看，積極有遠見的政策即便不禁止這個產業擴張，至少也要警告風險並移除對資金錯配提供的獎勵。在政策巔峰時，這個行業拉動了美國GDP整整一個點的增長，而到了今天，問題已經變成這些資產到底還要多久才會變成經濟的拖累。
能源轉型恐進一步撕裂美國社會
從化石燃料遊說的角度來看，手頭其實有現成的保護主義防禦政策，而且這也不是美國曆史上第一次出現這種事情。20世紀的美國能源市場與自由市場經濟完全沒有關係，在1959-1973年間，中東低成本原油根本無法進入美國本土市場，國內生產也受到大蕭條時代（供應過剩）留下的規則約束。到1960年代末，美國的油價甚至能超過中東原油價格60%-70%，直到1973年需求超出國內生產能力後，相關的約束才逐步放開。
這樣的做法也與參議員民主黨“刺頭”曼欽對西弗吉尼亞州煤炭產業的願景一致：在可預見的未來提供大量補貼維持火電站運作。雖然對環境和財政來說，這都不是什麼好事情，但如果其後政策停留在科學家倡議和遊行活動這個層面，這將是最有可能的結果。
誠然，眼下可持續發展並非只是停留在論文和呼籲層面上，消費者和商業組織也在轉變中，特斯拉就是這一變化的先兆。這家最成功的電動車企業目前的市值也超過全球所有其他汽車生產商之和，這還是在老牌車廠通用、大眾、福特都已經提出要在2040年前結束內燃機汽車銷售的背景下。華爾街的主流力量都在倡導ESG投資，科技行業更是為轉型搖旗吶喊。甚至一些發電企業也不再是化石燃料的忠實盟友。
總而言之，一些人將追隨曼欽，另一些人將新能源視為未來。這也引出另一個問題：美國曆史教導我們，社會經濟的衝突可能以暴力的形式收場。如果美國能夠為蓄奴制打一場內戰，被科技碾壓的生產者自然也不會悄然從歷史上消失。
雖然拿化石燃料的支援和反對勢力類比南北內戰有些誇大和戲劇化，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美國曆史上不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在管理和減輕深層經濟變化引發的失業和社會動盪方面，都存在令人遺憾的歷史。
這一問題眼下執政的美國民主黨並非無動於衷。在2018年拿下參議院後，民主黨就順勢提出了《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在投資可再生能源的同時完成對勞動力的“適當轉變”。同樣在2020年激進政客伯尼·桑德斯結束競選總統後，他的多名關鍵參謀也加入了拜登團隊。
但在這裡需要強調的是，拜登在2020年勝選並非是因為他的新能源政策引發了強烈的歡迎。今年入主白宮後，拜登的基建法案屢次遭到國會掣肘，同時明年中期選舉的前景黯淡也使得減碳更有希望成為部分行業的創業熱門賽道，但很難在政治平臺上獲得全面推動。
圍繞著氣候問題，美國發生嚴重社會政治分裂的可能性和政策不連貫、難以持續都是不可否認的問題。雖然像馬斯克這樣的“氣候創業家”可能會變得很有錢，但美國無法對能源轉型作出一致社會反映的擔憂也必須存在。
轉型仍存生機
雖然美國保守派轉向可再生能源的動作有些遲緩，但並非看起來那麼令人難以置信。
截至2020年末，美國風電裝機量最高的五個州並非都是《綠色新政》的票倉，例如主要產油區得克薩斯州。此外雖然加州領銜光伏發電，但身後跟著的卻是得州、北卡、佛羅里達、亞利桑那和內華達州。每一份美國實現碳中和的合理路線圖，都給了共和黨鐵票倉成為可再生能源主要出口地的願景。
更潛移默化的政治經濟變化在於，新能源技術賦予了那些具有大量土地、風能和陽光的偏遠地區新的價值。理論上這可以是任何地方，但美國憲法給予人口稀少的農村州不成比例的權重，原本意在阻撓激進政策，但現在卻能成為能源轉型的堅定助力：愛荷華州與得州擁有一樣多的參議員，為何他們對可再生能源的堅定程度就會弱於得州對原油，以及西弗吉尼亞州對煤炭和天然氣的態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