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驤:金融的風險,對經濟究竟有多大的影響?
導讀
為期兩天的2020觀傳媒大型年終秀《答案》圓滿落下帷幕,在28日下午的主題演講與圓桌論壇《中國金融開放會引狼入室嗎》中,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國際事務高階顧問兼“經濟和金融政策管理專案”主任張之驤,針對金融體系的風險對經濟產生的影響,例舉了三個發人深思的現實案例。
非常榮幸參加觀傳媒組織的這場節目,直接進入我們的主題:金融的風險,對經濟究竟有多大的影響?我講三個確確實實發生的案例,能看出金融風險對經濟的整體影響。
第一個案例是在1996年到1999年,我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董會成員期間的事情。1998年我們接到了俄羅斯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貸款的緊急要求。當時問題出在哪?前蘇聯在解體的時候,俄羅斯採取的改革是休克療法,(shock approach)。休克療法的癥結在,把國有資產都作為股份,分給了每一個從業人員。但從業人員的經濟狀況不一樣,有的富裕一點,有的差一點。所以股份集中地被那些富人吞併了。
當時的盧布對美元的匯率今天來看有一定的高估,1盧布值2美元。所以那些有錢的富商們,一看到這個,就把盧布換成美元,都到了國外去了。經營這件事情的是花旗銀行,所以花旗銀行在整個的過程中,發了一筆,但是由於外匯儲備的枯竭,再加上國內通貨膨脹激烈地增加,使得物價一下很猛地上漲。
匯率由高估值貶值到後來幾乎不值錢的地步,當時有一個笑話,盧布的貨幣可以做窗戶紙來用。這是一個很突出、很明顯的案例。我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執董會,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大家就覺得確實是金融出現的危機,給經濟帶來那麼大的影響。可是基金組織裡面也有一些國家,就說無論如何要幫俄羅斯,原因很簡單,用英文說,Too nuclear to fall。它是一個核大國,我們不能讓它倒下來,基本上是那麼一個概念。所以能看出來金融對經濟的影響。
鮑里斯·葉利欽向集會者祝賀民主的勝利(資料圖)
第二個案例,今天可以作為故事來說,但這是確確實實發生的案例。1992年到1994年我做人民銀行在歐洲代表處的首席代表,當時英鎊受到了猛烈的攻擊,原因是英鎊和其他的一些歐洲國家的貨幣都是歐洲貨幣單位的成員,英文叫ECU(European currency unit)。在這裡面對於各個國家的匯率浮動是有一定限制的,英文叫band,升值不能超過2.25%的幅度,貶值也一樣不能超過這個幅度。
在這種情況下,英國的貨幣受到當時經濟的影響,想做一定的調整,要出去。在當時的匯率情況下,1英鎊值1.5美元,大家都覺得不行,對英鎊有一定的衝擊。
英國的貨幣當局想了一招,具體的辦法是什麼呢?把年利率由3%到3點幾的幅度增加到15%。意思就是說吸收英鎊,然後對外的匯率調高,調到1:2,1英鎊能兌換2美元,目的是讓人家更多的來囤英鎊。可是計策並沒有得逞,理由是什麼?大家都看到英國基礎的經濟實力不能支撐一個高估的美元匯率。
所以當時以索羅斯為主,完全賣空了英鎊。這種情況下,英國不得已只好後來又調回了1.5,所以索羅斯在兩個月不到,就賺了人家英國人10個億的英鎊。在整個金融史裡面稍微知道一點的人,大家也都記得這麼一件事兒。
當時我也在倫敦,我自己也有經歷,當然公家賬戶我們不能碰。但是私人的賬戶你能看到這個事實,你只要有1000個英鎊,你當時到銀行裡兌2000美元,反過頭來它的匯率恢復正常,一對1.5的時候,無形之中你1000英鎊就等於賺了500美元。
所以索羅斯這樣的人,就起了一個帶頭作用,我們叫做羊群效應(herding effect)。我們並不是跟索羅斯一樣,因為他是狼。今天我們談的話題就華爾街之狼。
我現在講第三個事例,第三個事例也是我自己經歷的。90年代初,我在倫敦做首席代表,就接了一個案子——美籍華人梅直方、李卓明騙取衡水農行一百億美元備用信用證案(注:文末附案件詳細經過)。
我估計大家很熟悉這一塊,信用證本身叫做跟單信用證,也就是說我有商品,有賣方,也有買方,賣方跟買方簽訂合約以後,按照產品的質量要求,向買方提供,買方就等於在一家兩邊都同意的銀行存一筆錢,等東西到貨以後,驗明它是不是符合買方的要求,假如說得以兌現,所有手續辦成了,通知銀行,然後賣方也覺得這個事情都已經完結了,就把這筆錢在銀行裡面做一個清算,基本上這個叫做L/C,就是信用證。
但是這兩個美國人跑到了衡水,要搞備用信用證。備用信用證(standby letter of credit)是什麼意思?這個東西完全相當於一種債券性質。
當時總量是100億美元,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當時我們中國的外匯儲備不像今天有31,000億,當時我們只有200億,所以我們100億就被人家騙出去了。像這種很生動的例子,我們費了很大的勁,我在倫敦的時候就受理了這麼一個案件。可以跟大家講,我到現在為止這一輩子沒有進過法院,唯一的一次進法院出庭,就是為了這件事,好在我們準備工作是比較充分的,100億的債券在有效期內。什麼是有效期?發了備用信用證,一年內有效,你到銀行可以做交易,但是我們就在有效期內收回了200張中的185張。這個案子我們就很成功地把它做掉了。
這裡的教訓是什麼?為什麼出現這個問題?我後來問了一下當事人,不是我自己親自問的當事人,我是轉了一個手,讓人家幫我查一下。為什麼這一件事聽起來很蠢,怎麼就被人家騙了?很容易解讀。這個騙子跟農行的行長講,這件事很大,100億歷史以來很少有的,等於是一塊肥肉。這塊肥肉要是按照你們的規定逐步去報,由你的支行到分行,分行要辦到總行,整個過程中100億就不會落在你的手裡,這個好處就別人拿走了。
這些人我說的好聽一點,是立功心太強,覺得這件事我不應該報告,理論上按照規定你是應該這麼做的,但是他並沒有那麼做,原因就很簡單,不願意讓人家知道,好把功勞放在自己的肚子裡,所以就是利用了我們在工作中出現的這些問題。
三個例子說明一個什麼問題? 說明我們在金融進一步改革的過程中,要避免風險,不讓狼性發出它的狼性。
第一,要建立一個高質量的同時又具有現代化的、有國際化的、遵守紀律的一支隊伍。當然更主要的就是我剛才講的頭兩個例子。制定、執行宏觀經濟政策、金融政策,一定要根據國情去做。你的國情究竟允許你做哪些切切實實的可以執行的政策。比如說休克療法( shock approach),肯定是不適合轉型國家所採取的步驟的。
第二,一個貨幣政策的巨大調整,你要考慮到你自己的經濟實力所在,才能夠使得你經濟避免受到金融風暴或者是金融所造成的一些風險,所給你帶來的問題。
當然我最後還想強調一點,所有這些很好的政策,除去我們要做剛才提到的關鍵,建立增長一支隊伍,把監管做好,把我們從業人員的現代化做好,國際化做好。另外遵守司法程式,不會出現問題。
此外,我強調一定要常態化,所謂常態化的意思就是說,我們一定要規定好步驟,沒有很大的一些事故的影響,儘量少進行大規模的一些變動,這樣使得我們整個的金融的秩序跟我們執行的效果能夠相對一致,這樣一來保證我們的經濟體是在一個高質量、高效率的軌道上得以前進。
當然我還有一些其他的例子,因為受時間的限制,希望以後還能有機會跟大家彙報我以前所做過的一些工作,同時也進行一定的交流,謝謝大家。
注:
美籍華人梅直方、李卓明騙取衡水農行一百億美元備用信用證案(案情)
1993年3月底,被告人梅直方、李卓明經人介紹來到河北省衡水市,以“引資”為名進行詐騙信用證的犯罪活動。他們先後向中國農業銀行衡水中心支行(以下簡稱衡水農行)行長趙金榮、副行長徐志國(均另案處理)提交了虛假的“引資”承諾書以及編造的美國亞聯(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亞聯)的簡介等材料。
謊稱亞聯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許多合作伙伴,以亞聯財團的金票作抵押,可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為衡水農行引入鉅額資金;衡水農行只須開具備用信用證作為引資的必要手續,不承擔任何經濟及法律責任,引入的資金不還本、不付息等等,騙取了趙、徐的信任。
此後,趙金榮於同年4月1日和2日代表衡水農行工會下屬的恆融實業公司與梅、李簽訂了三份數額分別為50億、16億、34億美元的《合作引進外資投資開發協議書》。爾後,梅直方、李卓明向衡水農行出具了《開證委託書》。
為了掩蓋其詐騙真象,李卓明將備用信用證英文字譯為中文提供給趙金榮、徐志國審查時,故意把英文字中“證明開具的匯票金額代表與給予亞聯(集團)公司貸款融資相關的債務”一段內容不譯。梅直方、李卓明在沒有向衡水農行提供任何擔保和抵押的情況下,騙使趙金榮、徐志國於4月5日開出了以亞聯為申請人,衡水農行為開證行,莎物得投資(巴哈馬)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莎物得)為受益人,一年期不可撤銷可轉讓的200份總金額為100億美元的備用信用證。4月6日,李卓明按梅直方提供的地點,將上述備用信用證寄給莎物得財務主管麥西華(加拿大人)。
此後,當澳大利亞康薩雷達特公司等國外公司查詢上述備用信用證的真實、可靠性時,梅、李繼續以衡水農行所開備用信用證不承擔風險和資金很快就能引進衡水的謊言,誘使趙金榮以衡水農行的名義,將梅、李擬定的對200份備用信用證的確認函發往國外。當衡水農行按協議規定多次要求亞聯出具反擔保檔案時,梅、李於4月18日以根本不存在的“聯合國家共和銀行”的名義,製作了一張金額為100億美元備用信用證的擔保交給趙金榮,繼續進行欺騙。
在中國農業銀行宣告衡水農行無權開具備用信用證的情況下,5月23日,麥西華給梅直方電傳了莎物得與亞聯的《貸款協議》和《投資協議》。協議約定:亞聯向莎物得貸款75億美元,抵押品是中國農業銀行為付款人的一年期備用信用證,亞聯沒有償還本金的責任,本金將在信用證失效前自行清償。這就是說,梅直方已將衡水農行開具的上述備用信用證作為向莎物得貸款的抵押品。
案發後,我國司法機關和有關部門立即採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並在有關國家警方和金融機構的配合下,使衡水農行開出的200份總金額100億美元的備用信用證在信用證註明的有效期間內沒有出現資金支付情況。
此外,1993年3月,梅直方在廣州為給加拿大人羅伯特·帕姆保兌偽造的“中國農業銀行三亞分行”0014、0015號總額為16.8億美元的備用信用證,經被告人常景山提議,梅直方、李卓明同意,由常找人私刻了“中國農業銀行河北省分行”等單位的印章。
隨後,梅、李、常和被告人於芝來用私刻的印章,共同偽造了“中國農業銀行河北省分行”對0014、0015號備用信用證的保兌函,並由常景山以“中國農業銀行河北省分行行長徐志國”,於芝來以“國際金融部王扶林”名義在保兌函上簽字。同年4月,梅直方、李卓明、常景山、於芝來在衡水市用剪貼、影印的方法再次偽造了“中國農業銀行河北省分行”對0015號16億美元備用信用證的保兌函,梅直方將偽造的保兌函先後寄給了羅伯特·帕姆。
上述事實,有查獲的《亞聯集團簡介》、《合作引進外資投資開發協議書》、《開證委託書》、《承諾書》,有從國外追回的衡水農行開具的備用信用證原件,梅直方以“聯合國家共和銀行”名義開具的100億美元備用信用證,莎物得和亞聯的《貸款協議》、《投資協議》等書證;有河北省公安廳對梅直方、李卓明等人偽造的保兌函的刑事科學技術鑑定和證人證言所證實,足以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