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期兩天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將於17日起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舉行。一份事先披露的檔案顯示，G20歐洲成員國尤其關注通脹問題，認為主要央行之間的貨幣政策溝通對全球經濟、物價和金融穩定至關重要。這在一定程度上為本次會議定下基調，即美歐正在收緊貨幣政策，新興市場應當為此做好準備，以免市場突然波動產生難以控制的外溢效應。一句話，發達國家可能又要為自身經濟復甦而薅新興市場國家的羊毛。
作為全球經濟治理中最具行動能力的溝通協調機制，G20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共同構成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主要擔保人。近年來，在協調應對新冠疫情對全球金融市場和產業鏈供應鏈的衝擊、氣候變化以及全球最低稅等重大國際問題上，往往能以一致行動發揮關鍵核心作用，也由此成為當今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力量。
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G20成員中，以G7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和歐盟一道，在議題設計和話語體系中長期佔據主導地位，致使新興市場成員國的弱勢地位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特別是權利和義務上的不對等問題亟待解決，全球經濟治理迴歸真正的多邊主義說易行難。
以國際社會近期特別關注的美歐收緊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為例，首先需要正本清源的是，以美歐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在過去兩年採取的極為寬鬆的貨幣政策，出發點是什麼？最終受益主體都有哪些？而在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邏輯框架下，世界何以避免合成謬誤和以鄰為壑？特別是，當備受爭議的“現代貨幣理論”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大行其道，成為美歐執政當局貨幣政策工具箱中的主打工具乃至氾濫成災後，其在全球留下的一地雞毛，是否就該由新興市場來承受？
新冠疫情暴發後，發達經濟體為緩解本國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遭受的衝擊，紛紛祭出量化寬鬆政策。IMF跟蹤了190多個國家應對疫情衝擊的財政政策、貨幣與宏觀金融政策、匯率和進出口政策。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美國的貨幣與財政政策。根據2021年10月IMF的財政監測報告，2020年1月至報告發布時，全球對沖新冠疫情的財政支出高達10.79萬億美元，其中僅美國一家就佔5.5萬億美元。
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E）面臨的一個最大困境，就是易放難收。美國儘管依靠釋放天量流動性換來金融市場的表面繁榮，也在一定程度上穩住了美國經濟基本面，但美聯儲導調能力再強也無法規避現代貨幣主義理論創始者米爾頓·弗裡德曼警告的通貨膨脹後果。當前美國的通脹已經逼近失控，這當然令拜登政府揪心，也顯著提升了美聯儲很快加息的預期。而就在一年前，不少主流經濟學家還聲稱，美國經濟的主要風險不是通脹。
這不禁使人想起差不多14年前，當貝爾斯登倒閉後小布什總統圍繞美國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問計於經濟顧問們，那些掌握核心資訊的財經官員和大牌經濟學家居然普遍認為美國金融體系是堅固且有足夠彈性的。甚至，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內部監察報告早在2006年就準確識別出了導致金融危機爆發的諸多風險因素，但過於自信的SEC並未運用監管權力引導金融機構降低風險，最終導致那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徹底爆發。
只不過，在全球經濟金融體系仍然相當大程度上受美元控制的背景下，美國及其在資本主義世界的主要盟友基本可以做到貨幣政策的收放自如。當然，它們會在放或收之前大做國際輿論，即經濟學意義上的風險提示，意在向新興市場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傳遞如下資訊：我們會在重大決策之前發出風險提醒或所謂“善意提醒”，你們需要早作準備，否則後果自負。正如本次G20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之前歐洲人所警告的，發達國家央行會小心其行動可能給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造成的溢位效應，但新興市場決策者們必須努力提高本國金融市場的韌性。
正所謂站著說話不腰疼，讓經濟與貨幣政策空間相對脆弱，本國經濟表現較多依賴國際市場穩定的新興市場，去承擔美歐貨幣政策轉向的成本或代價，這本身就是當今世界不平等經濟秩序下的霸道邏輯。（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