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新華社記者 方喆攝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當前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中長期協調機制，堅持結構調整的戰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創新，完善宏觀調控跨週期設計和調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
中央決策層的這一指導意見，包含十分豐富且深刻的內容，具有長期視野與“跨週期”前瞻縱深的戰略思維，需要我們深入領會，將其精神與要領貫徹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項實際工作中去。
當前經濟形勢的複雜嚴峻，與“三重因素疊加”等中長期問題緊密關聯
2010年之後，中國經濟執行告別年度兩位數增長的高速特徵，GDP增幅下降，已從2010年的10.6%，下行到2019年的6.1%。
這一過程中，首先是中國成為中等收入經濟體後“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經濟發展階段轉換因素，使“犧牲一些速度”而尋求“中高速”的高質量發展成為必然選擇；
後又在2018年開始，疊加了不期而至的美中貿易戰影響因素，使原來引領新常態中已初具形態的中高速平臺狀況（2015年後長達12個季度經濟增速為6.7%-6.9%）未能得到穩固而繼續下行；
再到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形成使經濟急劇下行的嚴重衝擊，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幾十年來未有的負增長局面（一季度-6.8%）。
當前複雜嚴峻的經濟形勢，就其下行與低速特徵而言，是新常態、貿易戰和疫情三重因素疊加造成的。如從時間維度考查，引領新常態顯然是中長期問題，我們還要經過5至10年的努力，使國民經濟以比6%可能更低一些的中高速狀態，完成“L型”的轉換，以中高速可持續的發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經濟體；貿易戰既已到來，那麼也必然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中長期過程，需要在一系列複雜的挑戰性問題的處理中，延續中國的和平發展；
如何完全戰勝新冠肺炎疫情，未來的前景也還有十分明顯的不確定性，本土最嚴重的短期衝擊已過，但基於全球態勢和病毒演變大機率的考慮，抗疫工作需要常態化，使經濟社會生活在很有可能中長期與新冠病毒的共存過程中，實現對疫情的有效控制並最終將其消滅。一言以蔽之，上述這些緊密相聯於經濟形勢複雜性、嚴峻性的問題，都具有中長期問題的特徵。
為把握好國內大迴圈為主體的“雙迴圈”，必須充分認識新發展格局的長期性
對“三重因素疊加”等中長期問題造成的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必須力求加以對沖，所以面對來自國際方面更加明顯的種種不確定性，我們別無選擇地要運用宏觀調控“相機抉擇”原則，指導方針上更加註重擴大內需，“做好自己的事情”，這就順理成章地引出了對於“內迴圈”的倚重，將其作為擴張需求給經濟升溫的主體因素。但是注重擴大內需、抓內迴圈，絕不意味著重返閉關鎖國，而是在決不放棄維繫與發展外迴圈努力的同時，更多依靠內迴圈控制和收斂不確定性，在內外迴圈的新發展格局中，形成國內國際供需迴圈升級的相互促進。
這種雙迴圈相互結合、相互促進而其中內迴圈更多充當主體角色的新格局，也將體現出其長期性，因為中國當下面臨的最大的外部壓力與不確定性來自美國，這是構成中國需消解的巨大外部不確定性的主要成因，我們對此必須充分認識，形成足夠長期的思想準備，把握好內迴圈與雙迴圈中內生潛力的釋放及其對外部不確定性和不利因素的抗禦。
長期堅持結構調整戰略方向，掌握好跨週期調節
自2010年以來的階段轉換與引領新常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中央的分析認識十分明確，在“黃金髮展期”特徵還未消退的情況下，“矛盾凸顯期”特徵卻已到來，我們必須抓住不放、有效解決的“矛盾主要方面”，是供給側的結構問題；實現“強起來”的新時代推進“新的兩步走”的現代化發展，所需正確處理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不充分的發展主要是不平衡的結構問題帶出來的，所以追求高質量的“升級版”的發展，關鍵在於堅持好結構最佳化調整的戰略方向。
基於這個重要認識判斷，黨中央明確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方針，黨的十九大把這一由制度結構最佳化帶出整個供給體系質量與效率提高的改革，明確表述為打造現代化經濟體系、提高國家治理能力與水平的主線，這顯然是覆蓋“新的兩步走”戰略實施全時段的，是一個跨越若干經濟週期的長期、超長期概念。
在當前複雜嚴峻形勢下，中央明確表述的“掌握好跨週期調節”，正是把我們調控任務的前瞻視界，放在風雲變幻、潮來潮去的“跨週期”戰略高度，以指導我們的全域性部署、總體協調和各項工作，以求能夠立足當下，放眼未來，有備無患，處變不驚，在掌握好跨週期調節之中，穩步實現中國和平發展以及偉大民族復興的戰略目標。
持久戰思想落在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長期均衡上
中央的戰略思維，在立足中長期、跨週期推動“穩中求進”的現代化程序考慮中，順理成章地強調了“持久戰”的認識角度。要保持戰略耐心、前進定力而持久地應對挑戰與風險，完成中國“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現代化衝關。這一思想要領，合乎邏輯地落在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上。
中國的經濟成長性是我們在長時期中追求穩定增長的客觀基礎。我國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而成為全球經濟總量居第二位的經濟體，但仍處在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上，一方面要認識我國的“發展中”特徵，另一方面要認識我國的“發展潛力”特徵。中國的工業化就全國而言，還處在中期向中後期、後期的轉變中，與工業化伴隨的城鎮化真實水平可以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現為44.38%）再適當靠近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現為60.6%）來認識——我認為可取50%左右的量值，那麼完成工業化、走過城鎮化高速發展期，至少還要走過15年以上的時間段，伴之以堅定不移的市場化、國際化、高科技化（即資訊化）與法治化、民主化，中國經濟社會的成長性還極為可觀——經濟增速近年雖下行，但未來我國經濟完成L型轉換實現較長期中高速穩定增長狀況，是有彌合二元經濟程序中客觀的潛力釋放空間、迴旋餘地和強大韌性作為客觀條件的。
中國長期穩定增長的實現，又與我們“做好自己的事情”、正確處理防風險緊密相聯，是必須把握好的因素。複雜嚴峻局面中風險因素的來源，是內部如何在深水區攻堅克難以改革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的挑戰，與外部如何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國際競爭挑戰，兩方面所形成的矛盾與壓力的交織，但只要我們堅定不移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實”，繼續堅定不移地推進全面開放，在自身穩增長的同時擁抱全球化，處理好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合作競爭問題，我們將有望在跨週期的“持久戰”中，掌握好升級版高質量發展的穩增長與防範化解內外風險因素之間的長期均衡，穩中求進地爭取“中國製造”的世界工廠向“中國創造”“中國智造”高階水平上升，使中國的現代化與“和平與發展時代”的人類文明進步，並行不悖，相得益彰。
（作者為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
來源 北京日報客戶端|作者 賈康
編輯：袁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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