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新京報網
7月24日，人大國發院國家高階智庫“名家講壇”（第15期）以“後重釋中國經濟奇蹟”為主題進行線上直播，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主講。
劉守英：1964年4月生，湖北洪湖人。1984年獲復旦大學經濟系學士學位；1988年獲復旦大學經濟系碩士學位；1994-1995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農經系與土地研究中心訪問學者。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現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新）黨委書記兼院長。
**摘要**
中國形成了一種對經濟高增長依賴的綜合症，但並非所有問題都可透過高增長加以解決。相比起經濟高增長，經濟績效更重要。
經濟績效衰減部分的減少，和一個國家體制轉軌過程中的權力秩序變革有關係。如果不實現上述轉變，一個國家不可能實現經濟績效的提高。
劉守英將中國的改革開放定義為朝向權利開放的秩序的過程。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權利結構、資源配置、微觀機制等安排更多向市場開放，同時保持了中國一套獨特的政經互動的秩序結構，是中國經濟績效改善的秘密。
我們一定要建立共識，即中國應該從過去追求高增長的著迷狀態轉向謀求經濟績效的提高，而經濟績效提高的根本是衰減率和衰減率幅度的進一步降低。
——↓演講實錄↓——
討論中國過去四十年的最重要的一個主題是關於中國的經濟奇蹟。我想，對於中國奇蹟的解釋不光朝向過去，實際上也是我們下一步思考中國經濟走向的重要議題。
一、為何需要重新解釋中國經濟奇蹟？
第一，當我們在討論中國經濟奇蹟時，實際上大家都在討論中國持續的經濟高增長，但同時也會出現另外一個輿論，即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包括西方的主流對這兩方面觀點的爭議也是非常大的。如果以高經濟增速來看中國經濟，那麼這到底是奇蹟還是困惑？目前實際上是沒有定論的。
第二，相比起國際主流經濟學對經濟增長的解釋，中國式的經濟增長模式有很多獨特之處。中國式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進入國際主流期刊的視野。我認為中國式的經濟增長本身需要進一步給出主流的解釋。
第三，從結構轉變而言，中國的城市化使得中國從一個鄉村社會轉為城市社會，這也是一個影響世界的議題。
在探討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源頭時，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最簡單邏輯，中國經濟奇蹟實際上沒有什麼獨特的地方，即類似東亞模式：由於政府主導，一直保持著高資本積累和投資率。
第二類解釋是在尋找中國經濟高增長奇蹟的獨特性源頭。我們看到，這些獨特性的解釋現在越來越多地進入到主流經濟文獻的討論中。
獨特性解釋無非是兩個重要的視角：一是認為中國有龐大的農業剩餘勞動力蓄水池，導致中國保持長期的人口紅利。
二是從政府視角解釋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主流的經濟學理論對政府是不喜歡的，認為政府不應過多幹預經濟。對拉美的經濟體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政府不行，因為政府往往是掠奪性的。但是中國政府和其他國家明顯不一樣。這就包括了像縣域競爭、官員晉升錦標賽等理論。
第三類主流的解釋是中國的改革，認為中國高增長奇蹟得益於改革創造的制度紅利。
上述所有對於中國經濟奇蹟的解釋，是因為大家都在尋找解釋中國的高增長源頭，到底是什麼帶來了比常規增長更高的增長？
比奇蹟解釋著迷更值得注意的是，對高增長的依賴使得方方面面陷入了一種高增長的綜合症。
我們形成了以高增長作為解決問題的方式。我們講“發展是硬道理”，越來越變成必須要高經濟增長，就業問題、結構轉變問題都必須透過高增長來解決。現在來看，這種以高增長作為解決問題的方式本身就成為問題。
所有的問題都能夠透過高增長來解釋嗎？所有的問題都能夠透過高增長來解決嗎？比如在改革開放之初，各個群體都非常支援招商引資，因為可以解決就業，增加收入。但越往後看，園區擴張佔用了土地，補償也不公平，所以農民出現這麼大的反感。早期用高增長來解決問題的方式越來越成為問題了。
另外，我國經濟執行機制已經形成了對高增長的綜合症。在整個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我們形成低價供地、土地融資和資本化這一套推動高增長的模式，這套模式又形成了政府推動發展的體制和執行方式。
這套體制和執行方式離不開高增長，由此產生了高增長的依賴症，妨礙了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轉換，也妨礙了整個體制改革的推進。
對高增長的依賴也表現為，2013年之後的經濟下行是必然的階段性變化，還是週期性變化？目前我們對此並未形成共識。
由於對高增長的依賴，我們應對重大事件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託於投資刺激。2008年應對經濟危機，包括這次應對新冠疫情也是一樣。在我看來，我們需要反思這種對高增長的依賴症。
高增長是不是就是奇蹟？如果高增長是奇蹟，歷史上可以找到很多在某些階段內維持高速增長的例子。比如，是否也可以認為蘇聯在20年代的經濟增長也是奇蹟呢？另外，我們在一五時期也保持了很高的增長，這是否也是奇蹟呢？
經濟增速高低是否等同於經濟績效的好壞？經濟績效到底如何衡量？經濟績效的來源和經濟增長的來源是一致的嗎？
我們對高增長的依賴已經產生大量問題，那麼應告別這種依賴。在我看來，從經濟奇蹟進行反思，對經濟奇蹟進行經濟解釋，有助於告別高增長依賴。
二、從經濟增長到經濟績效
我們要告別高增長的依賴症，必須正確理解經濟增長和經濟績效。
主流的經濟增長理論確實是非常迷人的。增長依賴症不僅僅是在中國發生，在主流的經濟理論中其實都是根深蒂固的：要解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必須要增長。如果沒有增長，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不了。
增長理論實際上只關注了經濟績效的向上部分，衰減的部分沒有解釋。我們長期以來慣性思維認為，只要經濟往上漲就是增長，但今天我和大家講的是，整個人類長期經濟績效的變化不光只有增長，還有下跌。經濟績效是比增長更全的概念。一個國家的經濟績效包括兩個部分：增長、衰減。
經濟史學家近來認為，經濟績效比增長更重要。原因是，如果只關注向上的增長部分，那麼整個國家經濟是不真實的。增長和衰減的部分兩者共同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經濟績效。
人均國民收入高的和人均國民收入低的國家差別在哪兒？從增長頻率和漲幅看，二者並沒有顯著差異。差別在於經濟衰減頻率和衰減幅度，尤其是衰減的幅度。
越是富有的收入群體，其衰減的頻率和衰減的幅度往往越小；越窮的收入群體，其衰減的頻率，就是為負的頻率和為負的幅度越大。一定要記住，一個國家的經濟績效既包括向上增長部分，也包括為負的衰減的部分，其中衰減部分對於整個國家經濟績效的影響更大。
從1820-2008年，發達國家的變化是長期經濟績效的改善。增長的年份並不是很明顯，明顯的變化是衰減率的降低。發達國家長期經濟績效的改善並不是因為增長率高，而是因為衰減率的大幅降低。
最貧窮的國家並非缺乏增長。從增長率、增長頻率看，貧窮國家並不是沒有增長，且一些年份的增長率非常之高，但和富裕國家比較起來，其衰減率和衰減頻率太高。
窮國和富國的經濟績效差別不在於增長率的差別，而在於負衰減率和衰減頻率。
經濟理論不僅要解釋經濟增長的部分，關鍵還在於解釋經濟衰減部分的頻率和幅度到底是由於什麼導致的？經濟績效衰減部分的減少，和一個國家體制轉軌過程中的權利秩序有關係。
在轉軌國家，精英控制著社會的資源。另外，精英權力秩序中各種制度基本上是以人際關係為主的，權利基本上保護這些精英階層，不對外開放。
人類社會的轉型，關鍵在於如何從權利限制的秩序轉向權利開放的秩序。二者非常大的差別是什麼？在權利開放的體系中，大量的制度和規則是以陌生人為前提的，完成了從身份規則向非身份規則的轉變，非人際化的規則成為社會的基礎。
從權利限制秩序轉向權利開放秩序轉變的關鍵是，傳統秩序中的精英如何建立起一套非人際化的制度安排，即願意對外開放。
開放社會的經濟績效的來源不是取決於增長部分，而是取決於為衰減頻率和幅度的下降。這個下降取決於國家從小範圍的權利限制的社會向權利開放社會的轉變。如果不實現上述轉變，這個國家不可能實現經濟績效的改變。
負增長部分的績效的改善取決於一個國家的體制安排，取決於其從一個權利限制的秩序向權利開放秩序的轉變，並在經濟政治的互動過程中形成有序的秩序，來推動社會的轉變。
從經濟增長到經濟績效，是一個重大的正規化轉換。
三、中國經濟績效的表現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奇蹟表現為經濟績效的大幅度改善。我認為真正所謂的中國經濟奇蹟是經濟績效的奇蹟。1979年之後的中國經濟績效達到5.4%。改革開放前後的經濟績效差異在哪兒？
經濟收縮頻率在改革開放前達到30.8%，衰減率是-6.2%；而在改革開放後大幅度降低，經濟收縮頻率為7.7%，衰減率僅為-2.4%。中國改革前後的經濟增長率沒有多大的差別。改革開放前，我國增長率也非常之高，達到5.7%；改革開放之後，我國經濟增長率是6.1%。
中國的經濟奇蹟是經濟績效提高的表現，經濟績效的改善不是來自於增長率的提高，而是來自於收縮頻率和收縮率的大幅度下降。
和日本、韓國相比，中國80年代之後的平均增長率並不低，但我們的衰減率還是比較高的。三個國家比較，衰減率最低的是日本。衰減造成的績效的損失是一個國家經濟績效最重要的因素。
四、兩個時期的權利秩序與經濟績效
影響一個國家體制變遷對於經濟績效影響因素是體制特徵。體制類似於國家所穿的一件衣服，其特徵包括權力結構、資源配置方式、要素市場、宏觀調控方式、微觀經營體制等。
制度變遷實際上如何在這件體制的衣服下實現制度安排間的互動、變化的過程，最終形成整個社會的權利秩序。
在改革開放之前，儘管我們學習蘇聯建立了一套權利限制的秩序，但我們的體制當面臨著經濟績效問題的時候，存在著調適能力。而蘇聯體制越走到後面，它的權力結構越來越集中，整個經濟執行的體制結構越來越僵化，其微觀主體越來越缺乏活力。
在1953-1976年的計劃經濟時期，這套體制支撐下的中國經濟走向績效變差的狀態，但中國仍能保持2.0%的經濟績效，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國計劃經濟體制在權利限制下仍然具有很強的調適應性。
1956-1958年，宏觀經濟除錯中央和地的關係，微觀經濟體制開始放權，所有制進行退回，在要素配置上給農村更大的權利。
1960年又是一次調適，基本方式是要素配置、經營體制、央地關係、政府和企業關係的調適過程。由於經濟績效的惡化，適當將限制的權利秩序進行調整，避免了過於僵化的體制安排對經濟的傷害。
中國在體制調適的過程中保證了地方的靈活性，這些調適的過程實際上保證了中國在計劃集權體制下沒有出現前蘇聯的厄運。
我將中國的改革定義為朝向權利開放的秩序。我們在改革開放前建立起來的權力結構、資源配置、要素分配、微觀機制等安排，基本上是一套權利限制的秩序。改革實際上是從所有制、要素配置方式、微觀體制不斷朝向權利開放的過程。
因此，宏觀管理體制開始給地方更大的權利、利益，要素配置上也開始改變指令性的計劃，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
權利的進一步開放會導致原來秩序結構的改變，實際上會產生秩序危機。1986-1992年的宏觀管理體制改革，實際上就是為了解決秩序問題。1992-2002年，我國基本上建立了權利開放的秩序框架，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並存的架構。
同時，也形成了一套權利開放秩序下的宏觀體制，包括財政體制、經營體制、外貿體制等。另外，也形成了以市場為主的要素配置方式；以及形成了企業和農戶作為整個主體特徵的微觀體制。
五、權利開放秩序與建成現代化強國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績效的改善來自於我們不斷朝向權利開放的體制，這是第一個秘密。第二個非常了不起的秘密是，在整個形成權利開放體制的過程中，我們保持了整個中國的一套政經互動的秩序結構。
中國目前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同時也在謀求建成現代化強國。非常重要的是，如何繼續形成權利開放的秩序，並透過該秩序進一步建成現代化強國。
對中華民族而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如何形成現代化強國的復興？
一、中國經濟自2013年後進入下行軌道，我們現在到底是必須追求高增長還是防止衰減？我們一定要建立共識，即中國應該從過去追求高增長的著迷狀態轉向謀求經濟績效的提高，而經濟績效提高的根本是衰減率和衰減率幅度的進一步降低。
二、蘇聯的教訓。在經濟績效、整個秩序結構出現問題時，蘇聯卻進一步走向權利封閉的秩序，最後導致滅亡。這一套秩序非常僵化和低下，權利封閉秩序的結果是一場悲劇。
三、拉美的教訓。拉美教訓非常重要的是，頻繁的政治變動對經濟產生擾動。在經濟下行的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是政治的穩定。如何防止政治的不穩定對經濟的擾動，這是在我國經濟下行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政策著力點。
四、美國、日本和德國的經驗。上述三個國家都出現過經濟下行，但如果繼續以追求高增長為目標，就會帶來更糟糕的後果。這些國家的基本的經驗是降低衰減率：透過降低衰減率使衰減對整個經濟績效貢獻提高，美國是其中最典型的國家。
下一步，我國要進一步開放權利，建成現代化國家。無論國際環境多麼惡劣，以及我國可能面臨的衝擊多麼大，中國唯有進一步地開放權利——既包括對內權利的進一步開放，也包括對外權利的開放——才能建成現代化國家。開放權利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有獨特製度特色的現代化國家。
編輯：李碧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