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鳴：經濟的底線要守住，風險的底線也要守住

6月12日，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6期）在線上舉行。論壇聚焦“穩增長與防風險的雙底線思維：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經驗”，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參與研討，以下是他的發言。

當前特別強調底線思維。所謂底線思維就是凡事要從最壞處著眼，向最好處努力，打有準備、有把握之仗，從而把握主動權。問題是底線在哪裡？底線對我們來說，還是有一定不確定性，有兩個對我們影響最大的問題。

一是疫情的不確定性帶來的全球經濟衰退程度的不確定性。

這次全球經濟衰退可能是二戰以來最嚴重的一次，而會不會演變成大蕭條時期那種情況，依然還不確定。這主要取決於疫情的發展以及能否被有效控制。即便全球疫情在今年年中或者7、8月份得到控制，但未來的全球經濟走勢會怎樣，學者們的分歧也非常大。

在我看來，V型反彈的可能性依然很小，未來更可能的是W 型的增長。W型就是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既反映在供給端，全球供應鏈的收縮和調整依然還是不確定的；也反映在需求端，企業和家庭債務水平的上升、市場預期的變化和消費行為的變化也影響需求。

如果疫情持續的時間更長，供給和需求的不確定性還會進一步傳導到金融系統。疫情後主要經濟體都實施了史無前例的量寬政策。美國是所謂的“無上限量寬”，這種量寬在壓低資金實際利率水平的同時，也增大了金融系統的風險。如果疫情拉長，金融系統會受到傳導。有人說，當前金融業好像是受益的，我認為還不能下這種結論，還有待觀察，這也是一個不確定性。

二是中美摩擦的不確定性，這是外部環境的一個重要變數。

5月15日，美國發布對華為的進一步限制措施，用美方晶片的第三方供貨商向華為供貨，必須經過美方許可，這大大加劇了中美摩擦的嚴峻性。5月23日，美國商務部宣佈將33家中國公司和機構列入實體清單，限制中國獲得美方的技術。最近又開始限制中國學生和訪問學者去美國，在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全面限制中國，這種科技領域的脫鉤是否正在全面展開？

在金融領域，5月13日，特朗普政府施壓美國聯邦退休儲蓄投資委員會，不允許向中國股市投資。5月20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外國公司承擔責任法案，對中國在美國的上市公司，在會計、監督、審計方面提出額外限制，這可能會加快中國概念股的撤離。京東、網易就正在籌劃去香港上市。所以，中美關係會怎樣演進，依然還有不確定性。

這兩個不確定性將對國內經濟產生相當影響。

首先，第一個不確定性，全球經濟的衰退程度會從外需上影響到中國經濟，這也就是我們說的第二波衝擊，而衝擊有多大，則取決於全球經濟的衰退程度。這種外需的收縮正在向國內傳導。中國出口按美元計價是下降的，儘管5月份按人民幣計價，當月回升1.4個百分點，但按美元計價仍然是下降的。6、7月份以後，出口形勢會好轉嗎？現在很難下結論，但外需收縮可能會進一步加劇沿海外貿企業的困境，訂單的萎縮正在顯現。這會進一步加劇中小企業的壓力，中小企業由於工業品價格下降、企業利潤下滑，虧損面依然在擴大。如果外需收縮排一步傳導到沿海的外向型外貿企業，一部分企業的破產風險會增大，這會使得就業壓力變大。據瞭解，外貿行業就業容量大概是8000萬到1億，而4月份城鎮調查失業率已經到6%，其中16-24歲人口的失業率達到了13.8%，比3月份高了0.5個百分點。現在一部分春節後返崗農民工又回鄉了，大概數量也有600萬左右。因此從需求端來看，全球經濟衰退的不確定性會進一步影響中國經濟。

從供給端，也就是第二個不確定性來看，中美摩擦的不確定性會影響到供應鏈的穩定性。中國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製造國，我國製造業增加值幾乎接近全球的30%，從產能來說，可能份額更高。我國進口大量的中間品（有人說中間品佔進口份額的三分之二），可以說進口結構已經發生系統性變化。研究表明，在中間品裡，有一部分是短期內國內供貨商很難替代的產品，這主要是由於我們技術水平還達不到相關標準。因此，如果供應鏈產生問題，不管是主動斷鏈，比如美國想方設法要限制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還是被動斷鏈，比如全球供應鏈的調整，或是復工復產程序受阻，這都會影響供給端。

那麼，需求和供給的影響會不會向金融部門傳導呢？在國內，無論是財政還是金融領域，風險都在上升。財政尤其是基層財政的收支缺口擴大，“三保”的壓力很大，而金融領域和企業負債水平的上升，可能會導致違約和不良率的上升。這種情況下，中小銀行的風險會不會加劇？需要我們高度關注。

在這種情況下，怎樣守住底線？

中央給出了明確要求，就是“六穩”和“六保”。“六穩”是穩住經濟基本盤，是“六保”的基礎和條件，如果經濟穩不住，“六保”也很難實現。“六保”是著力於兜住就業和民生的底線，是底線性要求，也是穩住經濟基本盤的著力點。所以，只有守住“保”的底線才能拓展“穩”的局面，才能牢牢把握髮展的主動權。“六保”應該放在優先地位。從戰略層面來說，“六保”也符合擴大內需戰略。如果就業和民生都保不住，怎麼擴大內需？如果企業都保不住，怎麼擴大投資？從短期來說，“六保”至關重要。從中長期來看，要實施擴大內需戰略。

總書記在看望政協會議經濟界委員時，提出了發展雙迴圈的新格局，這是擴大內需戰略的基本方向。總書記說，面向未來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逐步形成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雙迴圈裡又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這是我們適應內外環境變化的一次戰略性調整，關係到未來的發展。

改革開放後，我國積極主動參與全球經濟迴圈，八十年代末期提出沿海戰略，兩頭在外、大進大出，逐步實現產業升級。到本世紀，逐步形成產業工廠，在國際範圍內形成了大三角的迴圈關係——美歐作為研發和消費中心，東亞特別是中國作為製造和生產中心，中東和拉美作為能源和資源的供應中心的全球迴圈。這種全球迴圈是一個多贏格局。

但是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這種大三角迴圈也開始暴露問題，美歐出現了過度負債、過度消費現象，隨著產業外移、製造業的空心化，收入差距擴大、政治極化、民粹力量上升，出現了逆全球化的思潮。這種思潮是否現在還在演進？而隨著中國科技實力的增強，東亞產業向中高階邁進，這引發了美國系統性調整對中國的戰略，2018年把中國確立為戰略競爭對手，開始對中國全面遏制。由此可見，原有的國際迴圈模式在國際環境變化中，必將發生系統性調整。我們的雙迴圈就是適應這種內外環境變化的一次主動調整。

國內大迴圈在需求端是要促進消費、擴大投資，特別強調投資領域的“兩新一重”，也就是新基建、新型城鎮化和重大工程建設。新基建區別於傳統基建的一點，是市場主體廣泛參與。新型城鎮化特別強調的是縣域的規劃建設，也就是投資下沉。

從長遠來說，擴大內需更重要的還是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加快收入分配結構調整。中等收入群體現在有4億，但是按照統計局的標準，其下限還是偏低。如果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比如未來15年能夠翻一番，那我們市場規模就完全不一樣了。這是國內迴圈，也就是需求端。供給端則要著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就當前來說，是要加快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現代化水平。無論從中美經貿摩擦還是疫情影響來看，我們供應鏈還是有短板。如何下決心來解決這些問題，是下一階段供給端要解決的問題。

要避免風險進一步向金融領域聚集，這就是“雙底線”。經濟的底線要守住，風險的底線也要守住。在加大財政貨幣政策力度的同時，也要有風險意識，同時加大改革程序，加強監管能力建設，牢牢守住風險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