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進行時】
乘風破浪 “克”疫而上
——“一帶一路”建設走向可持續發展
作者：胡必亮（北京師範大學“一帶一路”學院執行院長）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來，“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情況廣受國際社會關注。有人猜測，受疫情影響，2020年中國對“一帶一路”建設專案的投資大幅減少；有人對相關債務問題繼續表示關切；也有人對“一帶一路”專案投資於發展中國家的煤電建設專案表示關注。同時，更多的人則關注著疫情下以及後疫情時代“一帶一路”建設的新機遇和新趨勢。
1、克服重重挑戰，投資總量大幅增長
2020年，儘管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響，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非金融類直接投資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是倡議提出以來最多的一年，比2019年增長了18.3%，與幾年來的年平均投資額相比，更是增長了18.9%。相應地，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佔對外投資總額的比重也由2019年的13.6%上升到了2020年的16.2%。
圖為2020年7月24日在寮國拍攝的中老鐵路班納漢湄公河特大橋。新華社發
實際上，自“一帶一路”倡議於2013年秋季提出後，2014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就迅速地從上一年的100億美元左右增加到了125.4億美元；2015年繼續增加到148.2億美元，同比增長18.2%；在2016年和2017年稍有回落後，2018年超過了150億美元，達156.4億美元；2020年更是高達177.9億美元。“一帶一路”倡議提出7年多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總額已經超過了1000億美元，達1047.2億美元，年平均投資額149.6億美元。
帕亞拉2×660兆瓦超超臨界燃煤電站位於孟加拉國南部博杜阿卡利縣，是“一帶一路”沿線重點專案。圖為2020年9月29日拍攝的帕亞拉燃煤電站（無人機航拍）。新華社發
從專案層面來看，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最嚴重的一段時期，確實有一些“一帶一路”建設專案短暫停工，但絕大多數專案都很快復工。不僅如此，中國與相關國家還於去年啟動了一批新的建設專案，如匈塞鐵路匈牙利段、巴基斯坦科哈拉水電站等。去年，中國與日本、法國簽署了在卡達建設首個非化石燃料充電站的協議，還與烏干達簽署了建設光伏發電站的協議。
總之，中國與沿線國家共建“一帶一路”的決心是堅定的，不會因疫情或其他因素的影響而有任何改變。隨著中國與相關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匈牙利、柬埔寨、菲律賓等國家聯合成立多邊金融合作中心，並積極拓展第三方市場合作的更大空間，中國和相關國家對“一帶一路”建設專案的投資將繼續表現出總體不斷增長的勢頭。
2、沒有一個國家因參與共建“一帶一路”而陷於債務危機
國家的債務問題，是一個歷史問題，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前就已存在，而且不僅僅只存在於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也存在這一問題，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歐洲一些國家爆發了比較嚴重的債務危機並且持續時間較長。
連線肯亞蒙巴薩港和首都內羅畢的蒙內鐵路是中非合作、“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專案。圖為在肯亞內羅畢，肯亞火車司機跟隨中國老師熟悉操作流程。新華社發
2008年以來，世界各國債務快速增長，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所帶來的不利影響，許多國家都實施了財政刺激政策，比較典型的就是美國和歐盟所實施的量化寬鬆政策。這直接造成了國際資本市場上資金總量大幅增加，且很多資金流向了發展中國家。由於資金總量多了，因此國際金融機構發放的貸款也比較多，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外債也就有所增加。
萬寶莫桑農業園是中國在非洲最大規模水稻種植專案，極大地緩解了莫三比克糧食短缺問題。圖為在農業園，農戶在水稻收割現場載歌載舞慶祝豐收。新華社發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增加了對沿線國家的資金支援，但中國從一開始就堅持了三個基本原則：一是共商共建共享，與相關國家共同討論建設專案，透過友好協商進行資金安排；二是堅持市場主導、企業主體，中國企業和相關國家的企業在市場原則基礎上開展專案合作，專案資金也主要是企業透過國際資本市場而得以解決，包括多元化的國際融資、PPP融資等方式，政府間直接借款的數量很少；三是堅持發展導向，建設專案的選擇是根據相關國家發展戰略需要而確定的，以確保專案建成後對促進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能夠起到重要的積極作用。
因此，“一帶一路”建設推進7年多來，沒有一個國家因為參與共建“一帶一路”而陷入債務危機。在少數人經常提到的斯里蘭卡債務問題中，該國領導人前不久公開表示，斯對華債務只佔其國家外債總額的12%，且該國債務的絕大部分實際上都是來自金融市場的借款和多邊機構的貸款。即使是對華債務，也主要是低息優惠貸款。而對於斯里蘭卡漢班託塔港建設專案，承建的中國招商局花一定數量的資金根據市場規則和公平交易原則購得70%股權以及租用港口和周邊土地建設工業園99年，屬於典型的市場行為，不應被政治化。再例如中巴經濟走廊建設的債務問題，實際上80%左右的專案資金都是由中國企業和巴基斯坦企業共同出資成立的合資企業依據市場規則獲得的融資，只有約20%的資金屬於債務融資。
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後，特別重視債務可持續性問題。2017年，我國與26個“一帶一路”國家簽署了《“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2019年，中國財政部發布了《“一帶一路”債務可持續性分析框架》，對“一帶一路”專案的債務可持續性分析流程與標準、專案所在國債務風險分析、債務承受力壓力測試、債務風險管理等提出了詳細分析框架，以提升債務風險管理水平，提高建設專案經濟效果。
對於那些出現償債困難的國家，中國從不逼債，而是透過友好協商解決。我國去年已經免除了有關非洲國家截至2020年底的無息貸款；為了減緩新冠肺炎疫情對發展中國家債務的影響，我國積極落實二十國集團（G20）緩債倡議，緩債額十多億美元，約佔G20緩債總額的近30%，是G20中貢獻最大的國家，甚至佔到了G7國家緩債總額的80%以上。
3、與相關國家共同推進能源轉型發展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落後的重要原因，就是基礎設施建設的滯後。其中，制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最為嚴重的就是電力不足。由於缺電，這些國家很難發展製造業，農業現代化水平也很難提高。透過在這些國家新建一些發電站，可以直接增加其供電能力，對促進其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質量都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意義重大，能源專案也較多。以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專案為例，由於巴基斯坦嚴重缺電，因此電站建設專案佔所有建設專案總數的60%以上。
總體而言，我國目前實施的基本政策是控制煤電發展規模。政府已釋出了《關於促進應對氣候變化投融資的指導意見》，限制對涉煤建設專案的投資；中國人民銀行於2020年修訂了《綠色債券支援專案目錄》，不再支援涉及煤和煤電等傳統化石能源專案建設。
這樣的基本政策也在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得到了比較好的體現。譬如說，中國在巴基斯坦建設的電站，很多都屬於可再生能源型別的，水電站就有卡洛特、瑪爾、蘇吉吉納裡、達蘇、科哈拉、阿扎德帕坦等；除了水電站外，中國也在巴基斯坦建設了不少風電站，如薩菲爾、塔帕、瑪斯特、薩察爾、哈瓦、特里肯波斯頓等，而且有些風電站如薩菲爾、塔帕等都已投入商業執行；還有核電站如卡拉奇核電專案和太陽能發電專案如建設在巴哈瓦爾布林市的100MW光伏電站等清潔能源專案。除了在巴基斯坦大量地建設了很多清潔能源電站外，中國企業也在黑山建設莫祖拉風電站、在阿聯酋建設迪拜光熱電站等清潔能源專案。
但由於一些國家並不具備清潔能源發電的資源稟賦，而擁有比較豐富的煤炭資源，加上目前清潔能源發電成本仍然相對較高，因此“一帶一路”建設專案中確實有一些煤電專案，譬如說中國在巴基斯坦建設的薩希瓦爾電站、卡西姆電站等就是燃煤電站，但都採用了世界領先的清潔燃煤技術，碳排放量嚴格地控制在國際先進水平。
總之，中國正充分利用共建“一帶一路”機遇，與相關國家一道，共同推進能源轉型發展，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減少碳排放，為積極應對氣候變化作貢獻；即便在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後仍然與有關國家共同建設煤電專案，也會透過運用世界先進技術而堅決做到低碳生產，清潔生產。
4、雙迴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新動能
基於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後所面臨的新環境、新特點，中國提出了加快構建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所謂“雙迴圈”，一個迴圈就是指我國國內的經濟迴圈；另一個迴圈就是指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之間的迴圈。透過構建“雙迴圈”的新發展格局，既可以進一步促進中國經濟發展，也為世界經濟發展提供新動能。
從國內經濟迴圈來看，我國有十分明顯的優勢，那就是國內市場巨大，而且國內形成良性迴圈的條件也已具備。我國人口多，中等收入人口也比較多，市場主體也多，因此不論是消費還是投資，市場空間都很大。尤其是近幾年來，我國消費對經濟的積極支撐作用越來越顯著：2012年，我國消費佔GDP比重還只有49.3%，不到50%，但2016年就超過了55%，2019年達57.8%，2020年的嚴重疫情給消費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衝擊，因此稍有回落，為54.3%。
從國際迴圈來看，隨著中國對外開放度的進一步增強，一方面中國的進口以及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繼續保持平穩增長態勢；另一方面，中國的出口與外商直接投資繼續快速增長。
2020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1329.4億美元，同比增長3.3%；同年進入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達1443.7億美元，同比增長4.5%，我國成為去年全球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由此可見，有人大肆鼓吹“脫鉤”和“去全球化”，實際上並不是客觀現實的反映。相反，隨著中國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絡以及其他聯絡只會越來越強。
“一帶一路”是我國構建雙迴圈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平臺。依託這一國際合作平臺，中國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已經在貿易、投資、國際產能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2020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進出口貿易增長1%，其中中國與東盟10國之間的進出口貿易增長了7%；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非金融直接投資大幅增長了18.3%。在中國與東盟國家貿易與投資關係進一步提升的基礎上，東盟10國與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紐西蘭於2020年正式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這對促進整個地區以及各相關國家的經濟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對各相關國家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在該區域的進一步深入發展也將產生重要的積極影響。
5、數字化：“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新機遇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情況下，國與國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交易、交流方式都發生了很大改變，其中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基於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進而直接促進了許多不同形式的新業態發展，尤其是直接促進了網上購物、網路教育、遠端醫療、網路遊戲等基於數字技術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數字經濟引起了世界各國的普遍重視。
基於共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平臺，我國已與16個國家簽署了數字經濟合作諒解備忘錄，與22個國家共同打造“絲路電商”合作平臺。為了協助“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抗擊疫情，中國醫療專家去年透過視訊會議方式與很多國家的同行交流防疫和診療經驗。
中國透過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發展，數字經濟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逐年提升，這為“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提供了有益參考。其中最重要的啟示在於，發展中國家在第四次工業革命快速推進的新發展時期，如果能夠有效地促進數字化轉型發展，就有可能走出一條新的跨越式發展道路，其現代化發展路程不僅將縮短，而且還能更好地滿足聯合國2030年議程所提出的一些要求，有效應對氣候變化，促進可持續發展。
為了贏得這次數字化轉型發展的巨大歷史機遇，充分發揮“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平臺的積極作用，我們認為目前應特別重視抓好以下四項工作：
一是充分利用先進的數字技術，助力防疫抗疫工作取得更好成效。譬如說中國透過掃描健康碼而對人們的新冠肺炎感染情況進行有效辨識的數字技術，就很值得“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借鑑和推廣運用。又比如說，透過視訊會議交流防疫抗疫經驗、透過遠端醫療方式實行有效會診等都直接有助於各國的防疫抗疫工作取得更好效果。
二是除了重視傳統基建外，需要加強新基建建設。透過5G等先進的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推進發展中國家的數字轉型發展程序，促進智慧農業、智慧製造、智慧城市、資訊產業等基於數字技術的經濟與社會發展。
三是秉持公平正義和多邊主義，共同維護資料安全。我國已於2020年提出了《全球資料安全倡議》，倡導各國共同努力維護全球供應鏈的開放、安全和穩定，反對利用資訊科技破壞或竊取他國關鍵基礎設施重要資料、侵害個人資訊或從事針對他國的大規模監控，不得強制要求本國企業將境外資料儲存在境內或直接向企業調取境外資料，企業不得在產品和服務中設定後門，等等。
四是在數字化時代，要特別注意採取多方面的有效措施，防止因為“數字鴻溝”問題導致部分國家和部分人民陷於新的貧困。
《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28日 08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