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里拉暴跌：這個發展中國家曾無限接近發達國家水平

據路透社報道，當地時間3月22日，土耳其里拉暴跌15%。此前，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免除央行總裁阿巴爾的職務，改為任命曾擔任銀行官員和執政黨議員的卡夫哲奧盧(Sahap Kavcioglu)。而這已經不是里拉第一次暴跌，在2018年，日內跌幅一度達到20%。

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土耳其不僅是全球增速最快的經濟體之一，也被認為是最接近發達國家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之一。它的經濟增速保持在10%左右（2017年也高達7.4%），人均GDP在2008年即達到了1萬美元。然而，里拉暴跌，GDP蒸發約半，正在使其陷入經濟增長危機。土耳其經濟長期潛伏的弊病或是重要的原因。從2017年開始，土耳其的通貨膨脹率就基本保持在10%以上。

那麼，里拉暴跌前夕的土耳其，它的經濟是怎樣實現增長奇蹟的？這是理解土耳其經濟發展無法缺少的一段歷史。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後，從凱末爾時代到二戰，再到20世紀80年代新經濟政策，經歷過從溫和到激進的國民經濟計劃轉變，而後在新政中調整格局，發展私人經濟，一步一步實現經濟增長。國內研究中東史的學者哈全安在《土耳其通史》中描述了一種土耳其20世紀經濟史，而土耳其20世紀的發展是其後來實現經濟巔峰的基礎。

下文內容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授權整合自《土耳其通史》一書第十七、十八章。整合有增刪，順序有調整，標題為編者所加。

原文作者 | 哈全安

摘編 | 羅東

《土耳其通史》，哈全安 著，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年12月。

從緩和到激進：二戰前土耳其的經濟政策

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後，新政府致力於推行相對溫和的經濟政策。早在1923年2—3月，土耳其政府在伊茲密爾召開全國經濟大會，參加者包括農民、工人、企業主和商人的代表3000 餘人。會議期間，農民要求廢除傳統的什一稅，工人要求享有組建工會的合法權利和保護自身的權益，企業主要求提高關稅和保護國內市場，商人呼籲政府限制非穆斯林族群在外貿領域的特權，而市場化的自由主義和政府幹預的國家主義成為與會者討論的核心議題。

1921年的阿達納（土耳其東南部城市）。

伊茲密爾大會初步確定土耳其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即發展現代民族工業、保護關稅、鼓勵私人投資和吸收外國投資。在伊茲密爾大會討論的基礎上，共和人民黨制定9點綱領，其核心內容是採取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並存的混合所有制結構，大力發展進口替代型的現代工業（一般指國家採取關稅、配額和外匯管制等措施限制進口，保護國內有關工業部門的發展，以國內生產來代替進口，從而帶動經濟增長——編注），強調政府在投資領域的主導作用。

凱末爾宣佈，在法律允許的框架內，允許外國公司和境外商人在土耳其的投資行為。與此同時，以經濟部長馬哈穆特·伊薩特·波茲庫爾特為代表的“新土耳其經濟學派”闡釋了20世紀20年代土耳其政府的基本經濟政策，即奉行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雙重經濟原則，實行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並存以及民族資本與外國資本並存的混合結構，提高關稅和限制進口，保護民族工業，強調國家在信貸和工業領域的主導地位。

《凱末爾傳》，[土耳其]M.許克呂·哈尼奧盧 著，時娜娜 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7月。

1924年，土耳其成立第一傢俬人銀行，名為商業銀行，擁有資產100 萬里拉，其中25萬里拉屬於凱末爾的個人資產。1930年，商業銀行存款達到4500萬里拉，提供投資達到3230萬里拉，建設兩座製糖廠，同時經營伊斯坦布林的航運業。1925年，土耳其政府投資2000萬里拉，成立工礦業銀行，接管土耳其共和國從奧斯曼帝國繼承的數家紡織廠，並且投資私人經營的紡織廠、玻璃廠、糧食加工廠、製糖廠和發電廠。

20世紀30年代，土耳其政府放棄相對溫和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推行激進的國家主義經濟政策，大力發展國有經濟，強調工業優先發展的原則，擴大政府對於工業生產的干預和投資，旨在加速工業化的程序。應對1929—1933年西方經濟危機對於土耳其經濟的負面影響，是土耳其實施國家主義政策的直接原因。

總理伊斯梅特·伊諾努聲稱：

1931年5月，在共和人民黨大會上，國家主義成為新的經濟政策和凱末爾主義的組成部分。然而，凱末爾主義的國家主義並非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私人所有制依然構成土耳其共和國的重要經濟基礎。

《土耳其簡史》，[英]諾曼·斯通 著，劉昌鑫 譯，哈全安 審校，中信出版社，2017年7月。

土耳其的國家主義政策，強調民族經濟和工業優先的基本原則，旨在實現私人工業企業與國有工業企業的同步發展，而國有銀行構成國家參與經濟建設和保證政府投資的重要手段，1932年創辦的農業銀行、1933年創辦的蘇美爾銀行和1935年創辦的赫梯銀行則是國家主義在金融領域的集中體現。至20世紀30年代末，蘇美爾銀行控制冶鐵業的100%、鍊鋼業的80%和水泥業的55%，赫梯銀行控制煤炭開採的100%和銅礦開採的100%，農業銀行按照政府核算的成本，統一收購和銷售農產品，進而控制農業領域。

土耳其共和國建立之初，外國資本在土耳其的經濟生活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金融、鐵路和礦山開採處於外國資本的控制之下。1927年，英法控股的奧斯曼銀行提供了土耳其生產信貸的大約1/2，甚至享有發行紙幣的權利。1930年，土耳其政府成立中央銀行，負責制定貨幣政策，調節貨幣供應，同時收回紙幣的發行權，收購外國企業和外國資本經營的鐵路和港口，國民經濟的民族化程度明顯提高。

緩慢增長：二戰後進口替代型工業的發展

20 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土耳其工業基礎薄弱，發展速度相對緩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民主化程序的啟動，經濟發展戰略出現從政府幹預的國家主義向市場化的自由主義變動的跡象。早在1947年，共和人民黨作為執政黨已經制定了自由化的經濟政策。進入20世紀50年代，土耳其政府強調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鼓勵民間資本和外國資本投資工業領域，同時建立土耳其工業發展銀行，向投資工業的民間企業家提供貸款。

1954年，土耳其政府頒佈《外國投資法》（Foreign Investment Act）即第6224號法令，向來自境外的投資者提供諸多的優惠條件，開放國內市場，吸引境外投資者。來自美國、西德、法國和義大利的投資者接踵而至，現代工業部門成為外國投資者首選的投資領域。

期間私人企業數量和規模均呈大幅上升的趨勢。據統計，超過10人的私人企業，1951年為660家，1953年增至1160家，1960年達到5300家；與此同時，上述私人企業僱用工人的平均數從25人增至33人。

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土耳其政府採取多項積極措施，包括對投資新興產業的私人企業家實行減稅政策和進口裝置的關稅優惠政策、向進口工業品徵收高額關稅以及向私人企業提供低息貸款，鼓勵發展私人工業，私人企業的發展速度明顯加快，私人企業的產值急劇增長，私人企業的產業結構出現相應的變化。

荷蘭電影《土耳其狂歡》（Turks Fruit，1973）劇照。

然而，由於私人企業資金匱乏，技術落後，其在工業領域的投資存在諸多侷限。相比之下，國有企業資金雄厚，技術先進，儘管在體制上存在種種弊端，卻在推動工業化的程序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冶金和化工領域獨佔鰲頭。國有企業大都屬於基礎工業和重工業，規模龐大，私人資本既無力收購，也難以控制。國有資本經歷了與國內私人資本以及境外資本融合的過程，進而在國有經濟領域形成一定程度的混合所有制。

《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20世紀前期土耳其民族主義研究》，昝濤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8月。

在土耳其，鐵路構成國有經濟的重要形式，而公路則與私人經濟密切相關抑或更具民間色彩。凱末爾時代，政府投資的重要領域是鐵路建設，連線城市和工業中心是鐵路運輸的主要內容。相比之下，公路建設進展緩慢，鄉村長期處於封閉狀態，農產品的運輸受到嚴重的制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私人經濟成分明顯擴大，鐵路建設趨於停頓，公路建設成為發展交通運輸的主要形式。

1940—1960年，鐵路僅從7 000 公里增至7900公里，而公路則從41600公里增至61500公里。1950年，土耳其全國僅有鋪面公路1600公里。民主黨執政10年間，致力於公路建設，新建鋪面公路5400公里，形成四通八達的公路網，汽車保有量從53000輛增至137000輛。

1961年頒佈的憲法，強調私人經濟與國有經濟的共同發展，強調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有機結合，強調國家在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國有經濟的投資領域，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冶金和化工等資金和技術密集的大型企業。私人經濟的投資領域，主要是諸如食品加工和紡織業等日常消費品生產領域的中小企業。

期間，國有與私有混合型的經濟結構長期並存，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平分秋色；國有企業數量較少而規模較大，私人企業數量較多而規模較小；國有企業在資金、技術和生產規模方面佔據優勢，私人企業的生產效益和市場競爭力則高於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投入產出率較低，私人企業的投入產出率較高；國有企業的規模及在工業總產值中所佔的比例呈逐漸下降的趨勢，私人企業的規模及在工業總產值中所佔的比例呈逐漸上升的趨勢。儘管如此，國有企業依然在土耳其工業生產領域長期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

新經濟政策：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增長奇蹟

工業化的深層背景，是人口的增長所導致的工業品市場需求的擴大。在進口替代的經濟框架下，政府主導工業投資，工業分佈呈不平衡的狀態，工業企業主要分佈在伊斯坦布林地區以及伊茲密爾和阿達納，工業化程序主要依託國有企業，國內工業品市場處於政府的保護之下，工業品主要滿足國內市場需求，進口工業品受到嚴格的限制，國內工業產品缺乏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經濟發展表現為明顯的內向性和封閉性。

另一方面，土耳其的能源嚴重依賴於國際市場的石油進口。20世紀70年代國際市場石油價格的上漲，對於土耳其經濟產生負面的影響，導致嚴重的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20世紀70年代初，土耳其的通貨膨脹率為20%，1979年上升至90%）。1979年，土耳其政府以減少進口限制、削減發放補助金、提高物價和削減政府開支作為條件，從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獲得18億美元的貸款。

《現代土耳其的興起》，[英]伯納德·劉易斯 著，範中廉 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2月。

進入20世紀80年代，土耳其政府放棄進口替代型的工業發展模式，制定新的經濟發展戰略，鼓勵私人投資，擴大市場經濟，建立自由貿易區，強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高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外向型的經濟模式逐漸成熟。

1980年1月，德米雷爾政府宣佈新的經濟改革綱領，放棄內向型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減少政府的直接干預，降低進口關稅，實施自由化的經濟政策，制定外向型和市場調節的經濟戰略，是為土耳其經濟發展模式的歷史轉折點。

1980年9月軍方發動政變後，在致力於打擊極端派別、平息政治暴力和恢復社會秩序的同時，著手扭轉日趨惡化的經濟形勢。軍方在政變之前支援德米雷爾政府實施的新經濟政策，解散德米雷爾政府後延續經濟改革的發展方向，任命厄扎爾（Ozal）作為副總理，主管經濟事務。在軍方政變後的一年內，厄扎爾推行的經濟復興計劃初見成效，通貨膨脹率從140%下降為35%，政府財政收支漸趨平衡。

1983年厄扎爾當選總理後，加大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力度，貶值貨幣，提升利率，凍結工資，鼓勵私人投資，吸引國外投資，鼓勵出口，放寬進出口貿易和貨幣限制，提高出口競爭力，旨在緩解貿易赤字、改善財政收支狀況和抑制通貨膨脹。與此同時，政府致力於改造國有企業，推動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程序（1981 年，土耳其共有大型國有企業38家，其中16家盈利，22家虧損）。自1984年起，政府取消國有企業享有的優惠和補貼政策，實行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的公平競爭，向民間發售國有企業的證券和股票，取消私人投資限制，擴大私人投資領域。

《土耳其共和國的政治民主化程序研究》，哈全安、周術情 著，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7月。

20世紀80年代實施的新經濟政策，並未削減固定資本的政府投資。

據統計，1974年固定資本投資總額為730億里拉，其中政府投資佔47.9%，民間投資佔52.1%。與20世紀70年代相比，80年代的固定資本投資比例並未發生明顯的變化，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比例大體持平。1985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55547億里拉，其中政府投資佔58.1%，民間投資佔41.9%。1988年，固定資本投資總額為255240億里拉，其中政府投資佔47.5%，民間投資佔52.5%。政府投資領域主要是基礎設施、交通和能源，私人投資在房地產領域大幅上升。

儘管如此，進入20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經歷了此消彼長的過程。比如1993年，國有企業數量佔企業總數的3.8%，私人企業數量佔企業總數的96.2%；國有企業僱傭的工人數量佔工人總數的21.8%，私人企業僱傭的工人數量佔工人總數的78.2%；國有企業產值佔工業總產值的25.6%，私人企業產值佔工業總產值的74.4%。

20世紀80年代實施的新經濟政策，加速了土耳其經濟的發展。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1983年為3.3%，1985年為5.1%，1987年為7.5%。相比之下，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發展速度，除1991年和1994年外，普遍超過了20世紀80年代（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1990年為9.4%，1991年為0.3%，1992年為6.4%，1993年為8.1%，1994年為6.1%，1995 年為8%，1996年為7.1%，1997年為8%）。

《土耳其的崛起（1789年至今）》，[土耳其] 悉納·阿克辛 著，吳奇俊、劉春燕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12月。

另一方面，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導致進出口貿易的迅速增長。1980—1987 年，出口額年均增長22%；1979—1988 年，出口額從23 億美元增至117 億美元。

伴隨著進出口貿易的增長，出口商品結構經歷明顯的變化；工業品出口額呈持續上升的趨勢，構成20世紀80年代外向型經濟長足發展的突出現象。

1980年，土耳其出口商品總額為29億美元，其中農產品在出口商品總額中所佔的比例高達64.7%，工業品僅佔出口商品總額的26.9%。1990年，土耳其出口商品總額增至130億美元，其中農產品在出口商品總額中所佔的比例下降為25.5%，工業品在出口商品總額中所佔的比例上升為67.9%。1997年，土耳其出口商品總額達到262 億美元，其中農產品在出口商品總額中所佔的比例僅為20.8%，工業品在出口商品總額中所佔的比例達到74.9%。

新經濟政策的後果是經濟領域的劇烈波動，貧富分化加劇，由此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和深刻的政治影響，是為伊斯蘭主義在土耳其政壇異軍突起的歷史背景。通貨膨脹率，20世紀80年代初低於40%，1987年上升為70%，1992年達到120.7%。1987年，20%的富人擁有49.9%的收入；1994年，20%的富人擁有54.9%的收入。

法國電影《土耳其老大》（Tête de turc，2010）劇照。

作為人口迅速增長和工業化長足進步的歷史結果，土耳其的城市化也導致了社會結構的相應變化，塑造著嶄新的社會階層。

一方面，現代產業工人逐漸崛起，成為舉足輕重的社會勢力；另一方面，鄉村移民居住的棚戶區逐年擴大，城市貧困人口急劇膨脹。20世紀50年代是城市化程序最快的階段，而20世紀80年代，城市周邊的棚戶區數量、居住人口數量和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均呈明顯上升的趨勢。隨著城市周邊棚戶區的逐年擴大和城市貧困人口的急劇膨脹，城市社會的貧富對立日趨凸顯，加之傳統秩序的崩壞導致從鄉村移入城市的下層民眾處於無助的狀態以及嚴重的失業現象，提供了激進勢力和極端傾向滋生的土壤。

本文摘編內容原發於2018年8月18日新京報書評週刊公號。

作者｜哈全安

摘編｜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李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