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主權信用風險由其內部的政治 、經濟 、金融 、財政 及外債保障能力 等五類因素複合決定，但受一國或區域風險特殊性影響，各區域、各國上述因素之間往往存在較大差別。總體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治穩定性與政府能力、經濟實力、金融實力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較低的政府負債率使其財政實力與全球平均水平相當，部分國家較低的外債負擔以及外匯儲備對短期外債良好的覆蓋能力令其外債保障能力略高於全球平均水平（見圖1）。
展望2020年，新冠疫情衝擊下全球經濟衰退風險上升，逆全球化趨勢加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震盪加劇並在低位區間徘徊，區域地緣政治風險依然高企，面對複雜且嚴峻的外部形勢，“一帶一路”沿線（以下簡稱“沿線”）國家經濟下行風險上升，並對本國財政穩健及外部流動性提出重大挑戰。由於沿線各國經濟韌性、財政與外部緩衝存在顯著差異，區域內主權信用風險分化將加劇，大部分國家主權信用可保持穩定，少部分國家主權信用風險積累。具體分析如下：
（一）地緣政治風險處於較高水平，國內執政基礎面臨重大考驗，仍是2020年部分沿線國家主要風險之一。
1. 沿線地緣政治風險長期處於較高水平，區域性地區雖有衝突升級跡象，但在各方高度剋制下出現地區局勢失控的機率較小。
2020年，地緣政治衝突仍是沿線部分國家主要信用風險之一，部分地區政治風險有所緩和，部分地區受制於大國博弈、民族宗教矛盾尖銳等，政治風險繼續處於很高水平，但出現地區局勢失控的可能性不大。具體來看：
中東地區仍是2020年沿線地緣政治風險最高的地區，但在多方因素約束下，爆發大範圍、高烈度軍事衝突及戰爭的可能性較小。2020年初至今，伊朗高階將領蘇萊曼尼遭美軍空襲身亡導致美伊衝突迅速升級，美國推出“新中東和平計劃”再度加劇巴以衝突，土耳其出兵敘利亞及放開難民邊境令土耳其與俄羅斯、伊朗及歐美關係更趨複雜。總體看，2020年全球最大地緣政治不確定性仍集中在中東地區。
不過，從蘇萊曼尼事件發生後主要涉事國家的態度及實際行動看，在各方高度剋制下2020年地區局勢出現失控的可能性不大。首先，美國在中東的軍事戰略安排及調整是擾動中東局勢的最重要因素，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危機和總統選舉影響，抗擊疫情、穩定國內經濟成為特朗普政府主要精力所在，在此情形下美國大幅升級海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較小。其次，2019年美國“極限施壓”政策已令伊朗經濟陷入困境，作為受新冠疫情衝擊最為嚴重的國家，控制疫情、經濟脫困、防止國內矛盾急劇激化是伊朗核心任務，因此2020年美伊關係較大可能繼續處於高度緊張但雙方保持基本剋制的狀態。
最後，中東是全球主要原油供應地，疊加地區衝突帶來的難民壓力，歐洲及其他主要經濟體在緩和地區政治衝突方面也將極力斡旋。此外，疫情衝擊下國內經濟形勢惡化也將牽制中東地緣政治主要涉事國家的軍事行動。
除中東以外，民族宗教矛盾、邊境領土衝突、恐怖主義襲擊以及大國政治博弈仍是其他部分沿線國家的長期安全隱患。阿富汗、埃及等南亞、中東北非國家的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繼續面臨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襲擊的威脅。印巴邊境克什米爾地區緊張局勢在2020年仍有可能加劇。烏克蘭2019年政治局勢有所緩和，但俄歐美等主要大國政治博弈，以及國內突出的民族矛盾，令烏克蘭2020年政局穩定性依然存在較大不確定性。這些政治安全隱患將不同程度對沿線國家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造成威脅。
2. 腐敗、貧富分化等社會矛盾凸顯，傳統政黨政治根基和執政能力面臨更大考驗。
沿線大部分國家政治民主化發展不成熟，政治體系脆弱性顯著。近年來經濟增速放緩放大了貧富分化和腐敗等問題，社會矛盾激化，傳統政黨民意支援率下降，政治碎片化愈加明顯。2019年喜劇演員澤連斯基意外當選烏克蘭總統，以色列出現長達一年多的政府組閣僵局，中東歐、獨聯體及中亞部分多黨制國家普遍出現傳統政黨式微、議會政黨碎片化加劇、政府組閣艱難及政府穩定性下降等問題。
而對於強人政治傳統根深蒂固的部分中亞國家和中東君主制國家，近年來經濟增長放緩、貧富差距擴大也對其現存政治統治基礎提出挑戰，2019年納扎爾巴耶夫辭去總統職務對哈薩克政局變動帶來的不確定性一度引起市場高度關注。2020年面對全球新冠疫情衝擊，這些國家能否妥善應對外部衝擊、化解國內社會矛盾，併為未來政權有序更迭做好制度鋪墊，存在一定不確定性。總體而言，近年來沿線國家政府穩定性因社會經濟問題日益突出而受到侵蝕，這將持續制約政府長期執政能力。
（二）多重外部衝擊將令2020年沿線經濟陷入衰退，2021年隨著衝擊結束經濟有望反彈；沿線國家長期經濟增長潛力較大，經濟穩定性因經濟韌性不同而存在顯著差異。
1. 沿線國家經濟外部性特徵明顯，全球新冠疫情危機、大宗商品價格震盪加劇並低位執行成為2020年沿線國家經濟主要掣肘。
沿線國家經濟外部性特徵明顯，大部分國家對外貿和外國資本依賴度較高。2019年，沿線整體外貿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進口依存度依次為76.3%、39.8%和36.5%。除南亞（38.8%）外，其餘區域外貿依存度均超過50%，中東歐和東南亞進、出口依存度均超過50%，其中出口依存度分別為63.3%和58.9%，進口依存度分別為60.6%和54.8%。另一方面，國內資本積累不足、技術實力薄弱令外國直接投資對部分沿線國家經濟發展至關重要，2019年沿線整體外國直接投資（FDI）存量規模為GDP的39.7%，其中東南亞、中亞、中東歐外國直接投資存量規模/GDP均超過50%，分別達到81.6%、65.5%和67.6%。總體來看，沿線國家已深度融入全球貿易鏈和產業鏈，經濟深受全球經濟波動影響。
2020年，新冠疫情導致外需萎縮、大宗商品價格跌至低位及全球資本流動減緩等，將嚴重衝擊全球經濟，併成為沿線經濟增長的主要掣肘。首先，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升級態勢以及有限的公共醫療水平令沿線國家普遍面臨疫情威脅，中國、歐元區、美國等核心經濟體先後成為疫情震中地帶將顯著拖累全球經濟增速，並從需求端、生產鏈、供應鏈、資金鍊等環節衝擊沿線國家的外貿和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部分國家甚至面臨資本外流的風險。其次，在外需大幅萎縮的情形下，國際能源價格將帶動大部分大宗商品價格震盪下行，這雖有利於東南亞、南亞、中東歐及中東北非等能源及資源進口國，但對中東石油生產國、中亞及俄羅斯等主要能源和資源出口國形成不利影響。最後，2016年以來，大宗商品價格低位震盪、全球製造業活動減弱令全球直接投資活動放緩，沿線外國直接投資淨流入規模出現連年萎縮。雖然2019年該局面有所好轉，但2020年在新冠疫情和大宗商品價格雙重壓力下，“一帶一路”沿線FDI淨流入或將大幅萎縮。
2. 多重外部衝擊下沿線國家經濟將陷入不同程度衰退，但隨疫情風險消退，2021年各國經濟將出現反彈。
2019年，“一帶一路”沿線區域經濟增速從2018年的3.9%明顯放緩至2.7%，創2010年以來最低水平，遠低於2010-2018年4.5%的平均水平，且2008年以來首次低於全球增速。主要原因在於：
一是經濟脆弱性暴露令部分割槽域核心心國家經濟明顯減速，並拖累區域整體表現，如受印度、土耳其拖累，2019年南亞、中東北非區域經濟增速較上年分別下降1.8和1.3個百分點至4.3%和1.9%；
二是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大宗商品價格小幅下行及非能源部門增長乏力，導致主要產油國經濟增速放緩，中東產油國和獨聯體經濟增速因此下滑1.5和0.8個百分點至-1.3%和1.6%；
三是國際貿易摩擦升級，全球製造業低迷，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速不同程度下滑，導致沿線國家出口貿易及與全球產業鏈相關的加工製造業受到衝擊，中東歐、東南亞經濟增速較2018年下降0.6-0.8個百分點至3.7%和4.3%；僅中亞地區因採取積極財政政策，經濟增速未出現下滑。總體看，2019年亞洲和中東歐是“一帶一路”沿線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2020年多重衝擊下沿線各國經濟將普遍陷入衰退，內生增長動力不同令各國受衝擊程度存在較大差異。2020年新冠疫情衝擊令全球經濟衰退風險顯著上升，外需和直接投資萎縮、疫情隔離防控導致的內需下降將顯著拖累沿線經濟，預計2020年沿線整體經濟增速將衰退3.2%。分割槽域看，在疫情衝擊、能源價格深跌、主要出口市場和外資僑匯收入來源國經濟深度衰退等多重因素影響下，中東產油國、獨聯體、中東歐等區域經濟衰退幅度將超過5%，其次為中東北非，經濟衰退幅度為4%；東南亞、中亞、南亞在部分國家維持低水平正增長的託底作用下，衰退1.1%-1.3%。
基於當前全球共同抗疫的共識與合作正在持續深化，大部分沿線國家的經濟活動雖因隔離限行措施受到明顯影響，但在積極經濟紓困措施支援下，其生產與消費能力目前尚未遭到根本性破壞，疊加2020年低基數效應，預計2021年隨著新冠疫情風險消退，各國經濟將陸續步入正軌，國際能源及大宗商品價格在需求修復帶動下將小幅回暖，沿線經濟增速將出現5.5%的正增長。其中，亞洲正處於經濟發展上升期，隨著經濟秩序迴歸正軌，經濟回升幅度將更為明顯，東南亞、南亞經濟增速有望回升至7%以上，大幅好於全球大部分國家；中東產油國和獨聯體國家則因國際能源價格上行動力仍顯不足，增長表現不及其他區域。
3. 沿線區域長期經濟增長潛力較大，經濟穩定性因各國經濟韌性不同而存在顯著差異。
2008年以來，沿線區域經濟增長總體好於全球平均水平，是全球最具經濟增長潛力的區域之一。從增長動力來看，沿線各區域經濟比較優勢存在明顯差異，中東歐、東南亞及獨聯體部分國家工業基礎較好，中東、中亞及俄羅斯能礦資源豐富，南亞國家勞動力資源優越，中東與東南亞金融深化程度較高，這使得各區域之間存在較強的經濟互補性，經濟全球化及區域經濟一體化有助於其經濟增長潛力的釋放。
中期來看，此次新冠疫情對全球供應鏈的衝擊或將加劇以核心發達經濟體為中心的逆全球化趨勢，這將使沿線資金與技術積累不足的新興市場及發展中國家，以及外向型小型經濟體面臨更大的外貿和資金壓力。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對沿線國家的吸引力或得到進一步提升，從而加快推進沿線區域經濟合作程序，促進沿線各區域生產要素、產品服務、資本、人員和資訊的互聯互通，整合和最佳化區域內資源，進一步提升沿線各國經濟競爭力及其對全球資本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此次疫情衝擊也令沿線國家經濟結構性差異進一步暴露。亞洲正處於經濟發展上升期，隨著經濟秩序迴歸正軌，區域經濟合作加深（如RCEP，即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有望在2020年底簽署），經濟增長動力更加強勁。中東歐經濟基礎較好，但受歐元區長期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影響，經濟或受一定拖累。獨聯體、中東產油國、中東非北在疫情前已存在明顯的經濟結構調整壓力，產業結構單一、結構性失衡等問題對經濟的拖累作用依然顯著，經濟韌性有待提升。
（三）貶值和通脹風險令貨幣政策寬鬆空間受限，外部流動性收緊和實體經濟惡化令沿線國家金融體系穩健性承壓。
1. 全球貨幣政策加速寬鬆背景下，貶值和通脹風險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幣政策寬鬆幅度受限。
2019年，在全球貨幣政策轉寬、國內通脹溫和下行及經濟減速壓力上升的背景下，沿線國家普遍寬鬆貨幣政策以振經濟。以美聯儲連續三次降息、歐央行實行負利率等為代表，2019年全球貨幣政策轉向寬鬆，疊加國內經濟增速趨緩、通脹下行為央行降息騰挪空間等因素，當年沿線有28個國家政策利率不同程度下調，降幅在0.25-12個百分點，其中11個國家政策利率下調幅度超過1個百分點，土耳其政策利率從年初的24%下調至年末的12%。沿線其餘國家雖未降息，但有21個國家政策利率已經處於3%以下的歷史低位。
2020年，全球主要經濟體貨幣寬鬆政策加碼，但貶值和通脹風險上升令沿線國家貨幣政策寬鬆幅度受限。新冠疫情衝擊下，全球主要央行政策利率已基本降至0%左右，並紛紛加碼量化寬鬆以穩定市場信心和提供充足流動性。然而，避險情緒強烈令全球“美元荒”或貫穿上半年，美元強勢執行及資本外流風險令沿線新興市場及發展中國家面臨較大的貨幣貶值壓力，以及由此帶來的通脹風險，貨幣政策寬鬆受限，少部分國家甚至存在加息可能。下半年在全球主要央行維持超寬鬆流動性的背景下，隨著市場信心回撥，部分國家貨幣貶值和通脹壓力有望逐漸緩解，並獲得一定貨幣寬鬆空間。
2. 外部流動性收緊及實體經濟惡化，將令沿線國家金融體系穩健性不同程度承壓。
沿線各國金融發展水平層次不齊，2020年部分國家金融體系將受一定程度外部流動性衝擊。2019年，沿線國家僅有5個國家M2/GDP超過100%，近一半國家該指標低於60%。分割槽域看，東南亞新加坡為亞洲重要國際金融中心之一，馬來西亞是全球最大的伊斯蘭債券市場，泰國和越南金融深度也已達全球最高水平，近年來東南亞憑藉良好的經濟表現吸引了大量國際資本進入；依託石油出口收入形成的大量美元資產，中東阿聯酋已成為全球三大伊斯蘭金融中心之一，黎巴嫩為中東重要區域金融中心；中東歐國家來自歐洲發達經濟體的外資銀行佔比較高，歐元區超寬鬆貨幣政策形成的流動性透過外資銀行、直接投資和外債等方式進入中東歐國家實體經濟；而獨聯體和中亞國家金融發展水平最低，大部分國家M2/GDP低於30%，經濟發展長期依賴外國直接投資和外債，銀行及實體經濟美元化程度較高。受此影響，2020年上半年在全球流動性恐慌性收緊的情形下，經濟高度依賴外國資本及前期國際證券投資流入較大的國家，金融體系將面臨不同程度的外部流動性壓力。
另一方面，2020年實體經濟惡化或將逆轉沿線國家金融穩健性改善勢頭，資產質量承壓。“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銀行資產質量層次不齊，如烏克蘭2019年不良貸款率近50%，嚴重製約銀行信貸投放功能，而新加坡、以色列等國不良貸款率不足2%，穩健性較好。近年來，經濟增長向好、金融監管加強令沿線大部分國家銀行業資產質量持續改善，僅土耳其、黎巴嫩等經濟陷入困境的國家銀行不良貸款率出現惡化。2020年，考慮沿線各國實體經濟盈利和現金流將不同程度惡化，預計各國金融穩健性向好勢頭將出現逆轉，資產質量承壓。其中，大部分國家金融風險可控，土耳其、黎巴嫩等國金融體系受外部流動性收緊、實體經濟持續惡化及主權債務違約等影響，風險最為明顯。
（四）外部衝擊下沿線國家短期財政平衡和債務負擔將出現顯著惡化，大部分國家償債風險可控，少部分國家償債能力將持續處於脆弱狀態。
1. 財政收入下降和積極財政政策作用下，2020年沿線國家財政赤字將明顯擴大，並加速政府債務水平上升。
面對外部風險上升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預計2020年沿線國家政府財政赤字和債務水平均將明顯上升。2019年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令大部分沿線國家財政政策由審慎轉向略積極，沿線各級政府加權平均財政赤字率從2018年的2.1%擴大至3.2%，各區域財政平衡不同程度惡化。2020年，考慮2月以來新冠疫情升級態勢及由此帶來的公共衛生和經濟壓力，預計大部分沿線國家將加大財政刺激力度：一是增加公共衛生和防疫支出，防止國內新冠疫情惡化並衝擊實體經濟；二是增加社會民生和經濟支出，尤其加大對家庭與企業財政扶持力度，穩定國內消費與投資。同時，經濟惡化和稅費減免措施也將令沿線國家財政收入出現不同程度下降。因此，預計2020年“一帶一路”沿線各級政府加權平均赤字率將升至6.7%。各級政府加權平均負債率將從2019年的47.3%上升至52.5%。
分割槽域看，2020年沿線各區域政府財政平衡和負債率不同程度惡化。獨聯體區域政府加權平均財政平衡將由上年小幅盈餘狀態轉為5.3%的赤字；中亞、東南亞和中東歐地區也將由0.5%、1.3%和1.5%的小幅赤字率擴大至4.5%、4.3%和6.1%的較高水平；南亞、中東北非在2019年的較高水平上進一步升至7%以上，中東產油國則受石油收入大幅萎縮影響衝至10%以上的高位。受此影響，2020年沿線各區域政府負債率也將不同幅度上升，以中東產油國漲幅最為明顯。
2. 沿線大部分國家政府償債風險可控，少部分國家在高負債狀態下償債能力處於很低水平，中長期沿線各國普遍面臨重建財政緩衝的壓力。
面對疫情衝擊，沿線各國償債能力存在顯著差異，部分財政赤字及債務均處高位的國家償債能力持續處於很低水平。具體看，2019年以來政治風險上升、經濟惡化、存款外流、外部融資受阻令黎巴嫩畸高的公共債務難以為繼，2020年3月發生主權債務違約；過高的赤字和債務水平，自身根深蒂固的政治經濟問題，突出的地緣政治風險，也使中東北非的埃及、南亞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中東的伊朗和伊拉克等國償債能力長期處於很低水平，短期償債壓力很大；中亞（除哈薩克）及獨聯體（除俄羅斯和亞塞拜然）大部分國家由於政府外幣債務佔比過高，2020年還將面臨匯率貶值風險帶來的償債壓力；而其他中東產油國、中亞及獨聯體能礦產品出口國則憑藉前期積累的主權財富基金和財政緩衝，可較好應對此次疫情和油價衝擊；東南亞及南亞其他國家憑藉良好的經濟韌性，短期償債風險可控；歐元區超寬鬆流動性將繼續保障中東歐國家政府債務滾動。
面對新冠疫情帶來的全球各國財政赤字和債務水平大幅上升,2020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批准減免25個國家債務，對各國援助規模提高至1000億美元。國際多邊機構和主要經濟體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流動性支援（如金融援助、延緩債務償付等）及援助，將有助於緩解沿線脆弱性國家的融資驟增壓力，降低其主權債務違約風險。
同時，經過數次經濟危機和債務危機，沿線大部分國家普遍加強了財政紀律和債務風險管理，隨著新冠疫情影響逐漸消退，預計沿線各國將有序退出財政擴張和經濟刺激計劃，加之經濟逐漸迴歸正軌並快速反彈，預計2021年 “一帶一路”沿線加權平均赤字率將小幅收斂，政府債務大幅上升勢頭也將得到遏制。
中長期看，疫情結束後沿線各國將普遍面臨重建財政緩衝的挑戰。2008年以來沿線國家共經歷了兩輪財政週期：第一輪為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2009年沿線各級政府加權平均赤字率達到4.8%的高點；第二輪為2014年國際原油價格暴跌，財政收入銳減和推動非資源部門發展導致中東產油國、中亞及俄羅斯等資源出口國財政惡化，2015-16年沿線加權平均赤字率升至4.3%-4.5%。不過，前期財政盈餘積累和降債措施為沿線國家兩次財政擴張提供了較為充足的財政空間，2008年和2013年沿線各級政府加權平均負債率僅為34.5%和37.6%。對比之下，當前沿線國家財政空間已明顯收窄，隨著疫情衝擊結束，全球經濟金融秩序迴歸正軌，後期沿線國家將普遍面臨重建財政緩衝的壓力。
（五）沿線國家外部信用風險繼續呈現兩極分化特徵，高經常專案逆差和高外債國家外債償付能力將繼續處於很低水平。
1. 受經常專案惡化和資本外流風險影響，2020年部分沿線國家存在明顯貶值壓力。
受外需下降及大宗商品價格下跌衝擊，2020年沿線地區經常專案轉為逆差，內部分化更加明顯。受益於經濟全球化加速及大宗商品貿易繁榮，2000-2014年沿線經加權的年均經常專案平衡/GDP為2.7%，此後因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和外需減弱順差規模收窄。2020年，考慮新冠疫情造成全球需求深度萎縮、大宗商品價格跌至歷史低位且短期反彈無力，預計經常專案平衡/GDP將由上年1.0%降至-1.3%。不過，由於各國在歷次金融或經濟危機後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力度和進展不同，大宗商品價格深跌和外需萎縮對沿線各國出口創匯能力的影響不一：中東產油國、中亞等資源出口國經常專案平衡/GDP顯著惡化至-5.1%和-6.9%，獨聯體受俄羅斯和亞塞拜然影響由順差轉為0.1%的微幅逆差，南亞、中東北非則獲益改善至0.9%和0.3%的小幅逆差，而東南亞、中東歐因外需萎縮造成的出口下降影響更為顯著，經常專案平衡/GDP小幅惡化至0.5%和-1.7%。
疊加資本外流風險，部分沿線國家2020年面臨較大貶值壓力。2020年一季度，沿線國家中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印度尼西亞等國累計貶值超過15%，土耳其在上年貶值12.5%的基礎上繼續貶值9.7%。總體來看，大宗商品價格下跌、恐慌情緒下國際資本大量撤出新興及發展中國家，是沿線國家本次貶值的主要原因。考慮疫情衝擊下全球避險情緒較強、美指保持強勢執行態勢，2020年沿線國家將普遍面臨貶值壓力。其中，東南亞、南亞大部分國家外匯儲備充足，經濟韌性良好，貶值壓力相對較小；中亞、獨聯體及中東北非部分國家則因經常專案惡化、外資下降及撤出風險等，貶值壓力較大。
2. 短期沿線各國外債償付能力繼續呈現兩極分化特徵，大部分國家外債償付風險可控，少部分國家外債償付能力繼續處於很低水平。
受外匯缺口擴大影響，預計2020年“一帶一路”沿線加權平均外債負擔率將由上年的42.2%上升至43%，沿線各區域及國家繼續保持兩極分化特徵。具體看：中東歐外債水平仍居沿線各區域之首，2020年外債下降趨勢雖出現逆轉，但在2021年後有望重新迴歸下降趨勢，受歐元區量寬貨幣政策支援，外部流動性和外債償付能力可保持穩定；中東北非、中亞、獨聯體部分國家（除俄羅斯和亞塞拜然）對外資高度依賴，外債負擔沉重，短期外債償付壓力將持續處於較高水平；
東南亞若剔除新加坡（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令其外債負擔率極高，但實際處於淨債權國地位），大部分國家（除寮國、柬埔寨外）自亞洲金融危機後建立起充裕的外匯儲備，經常專案長期順差，外債水平較低，整體抗外部風險能力較強；中東石油生產國在主權財富基金支援下外債償付風險較小，但極高的地緣政治風險將長期威脅伊朗、伊拉克等國外債償付能力；南亞僅孟加拉國和印度外債負擔較低、外債償付風險可控，斯里蘭卡、巴基斯坦長期面臨沉重的外債償付壓力，阿富汗將繼續依賴多雙邊援助。
總體來看，沿線各國外債償付能力兩極分化特徵極為明顯，長期經常專案大幅逆差、外債負擔沉重的國家極易受到外部經濟金融環境衝擊，外債償付能力長期處於很低水平。由於此類國家外債結構中多雙邊官方借款佔比較大，202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多雙邊機構計劃加大對新興及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援助，延緩其短期到期債務償付，將有助於緩解此類國家的短期外部流動性風險和償債壓力，使其償債能力在低水平維持穩定。
1、對該項要素的評估主要圍繞一國政治穩定性和政府效率進行評價，即“政治穩定與政府能力”評價。
2、對經濟實力的評估主要包括三個部分：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增長動力和經濟結構平衡。
3、金融實力主要透過金融發展水平、金融穩健性和金融監管有效性進行評價。
4、一國財政實力主要透過財政平衡能力、債務可持續性進行評價。
5、一國外債保障能力的評估主要包括本幣匯兌能力、外債負擔、外部流動性三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