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十年試點，全國碳市場正式啟動。
7月16日9時30分，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首筆全國碳交易成功，價格為每噸52.78元，總共成交16萬噸，交易額為790萬元。
所謂碳交易，就是把二氧化碳的排放權當做商品來進行買賣，需要減排的企業會獲得一定的碳排放配額，成功減排可以出售多餘的配額，超額排放則要在碳市場上購買配額。其目的是透過碳排放權的交易達到控制碳排放總量。
首批參與全國碳排放權交易的發電行業重點排放單位超過了2162家，這些企業碳排放量超過40億噸二氧化碳，意味著中國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將成為全球覆蓋溫室氣體排放量規模最大的碳市場。
全國碳市場如何運作？如何形成合理的碳價引導企業減排？未來碳稅是否會推出？雙碳目標如何影響中國經濟？
圍繞這些業界關心的問題，新京報邀請了安徽大學常務副校長、復旦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詩一，天津大學馬寅初經濟學院創院院長張中祥，海通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孫明春三位嘉賓進行討論。全球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場啟動，將給中國經濟帶來哪些影響？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什麼改變？
未來全國碳市值有望達2500億元
目前交易量與歐盟比相差不少，需要抓緊金融屬性，摸著石頭過河
1、為何要建設統一的全國碳交易市場？陳詩一：從前期地區性試點情況來看，約有總碳排放量的5%在碳市場進行交易，全國統一碳市場成立以後，這個比例會提高，可能有10%進入碳市場交易。隨著全國碳市場的發展，交易量會越來越大。
據估算，全國碳市場啟動前幾年，每年的碳交易量會達到4億-5億噸。若按照平均50元/噸的價格計算，碳市場總市值將會達到200億-250億元。未來如果進一步引入衍生品機制，放大槓桿，假設放大十倍，年交易量將會達到40億-50億噸，碳市值也會達到2000億-2500億元。
目前我國碳市場主要還是配額的現貨交易，無論交易量還是市值都不夠高。未來，要把碳金融市場同步發展起來，比如基於配額的期貨期權市場，甚至還可以開發一些擔保、融資產品。有了這樣一個碳金融市場的槓桿放大作用，碳市場的交易量、市值才能成倍放大，市場流動性才能起來，碳定價才是比較客觀的定價。碳市場和碳金融市場本身就是一體的，未來期待投資機構、投資者能夠參與到碳市場中來。
張中祥：中國的碳覆蓋量是最大的，總碳排放量超過40億噸二氧化碳，而2005年歐盟碳交易開始的時候，碳覆蓋量21億噸，第三階段（2013年-2020年）一級市場碳配額總量每年消減1.74%，2021開始第四階段(2021年-2030年)的碳配額總量為16.1億噸，並且每年消減2.20%。
只能說中國剛啟動的全國碳排放交易體系覆蓋的碳排放量是全球最大的，但並不是交易總額最大的市場。按商業市場理解，中國離最大的碳市場還很遠。
歐盟碳市場主要是以期貨交易為主，現貨交易只佔每天期貨成交量的一小部分，但配額交易量每天仍高達300萬噸左右，全球80%以上的碳交易都是歐盟的市場，中國現在還是達不到該交易體量。
2、全國碳市場發展未來面臨的主要挑戰有哪些？如何進一步完善？孫明春：全國碳市場7月16日的交易量為410萬噸，7月19日的交易量為13萬噸，如果取中值100萬噸計算，一年250個交易日，年交易量為2.5億噸。8個地方試點碳市場去年的交易量總共為1.3億噸，全國性的碳市場成立後，最少的情況下可能比原來地方試點多上兩倍至三倍。中國碳市場的規模與歐盟的81億噸相比還差得很遠。
陳詩一：碳市場的重要性也體現在透過形成碳價格發揮資源配置作用。對於企業來說，有了碳定價之後，企業排放的二氧化碳要進入它的成本，如果它可以透過技術進步減排，多餘的配額可以賣出去，這改變了傳統的成本收益分析。同時透過碳市場來吸引更多資金流向低碳節能減排的產業，從而起到資源配置的作用。
碳市場還需要解決一個難點問題——碳資料的核查，碳市場將推動基礎設施的建設。未來隨著技術進步或許可以快速測算每個企業、個人的碳排放，這將為整個市場重新設定成本收益分析框架。
碳市場最重要的作用是提供碳定價，使其成為一種新的重要生產要素。有了碳定價後，將會改變每個市場主體的行為模式，改變企業的利潤觀，未來可能企業生產的都是綠色產品。
3、對比歐盟碳市場交易，中國可以從中吸取哪些經驗？孫明春：歐盟的碳排放交易體系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金融性的市場，其涵蓋的行業更多，除了電力以外還有製造業和其他行業。這個交易體系覆蓋的碳排放量佔歐盟碳排放量的40%，與中國的電力行業在總碳排放中的佔比相似，但是歐盟碳市場的交易主體不一樣，不只是配額分配的企業參與交易，還有很多金融機構參與其中，形成的是一個有金融屬性的碳交易市場。
中國的碳市場如果只是電力行業的企業參加，活躍度是有限的。因此，未來最重要的是擴大碳市場的參與主體，從電力行業拓展到更多的行業，同時要允許一部分其他主體參與，比如自願減排或者自願購買CCER的企業，或者金融機構、個人。
歐盟的碳交易體系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歐盟自2005年開始有碳市場，一開始1噸碳大概15歐元，後來發現配額分配過多，到全球金融危機時又出現需求問題，因此直到2018年歐盟碳市場執行情況都不是很好，交易價格最低只有5歐元。
2015年時歐盟推出了一項改革措施，把每年碳配額的一部分回收到一個池子裡做儲備，形成市場儲備機制，當市場流通量下降到比如低於4億噸以後，就從儲備池中向外釋放配額。再加上一些其他機制的調整後，歐盟碳市場的交易價格逐漸升至52歐元。歐盟的例子可以看出，對於各國來說，碳市場的建設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中國也不能強求一步到位，中國可以先把碳市場建起來，再逐漸完善，但是要抓緊金融屬性，才能發揮市場機制，形成客觀的碳定價。
碳價、配額核定需市場調節
碳價如果太高，企業會承受不起。煤電不會馬上淘汰，電價需要調整
4、中國碳市場未來價格將會如何變化？張中祥：碳定價主要基於三個因素。第一，它是一個政策市場，政府發放配額的寬鬆對碳價影響較大。
第二，覆蓋部門的多少和差異性。覆蓋的行業越多，企業異質性也越大，企業減排成本之間的差距可能越大，相互間的碳交易會越多，則有利於在總的減排目標下降低總的履約成本，最大化發揮碳價格的激勵約束作用。如果僅僅是電力部門，碳成本又不能向下遊傳導，那麼碳價太高，煤電廠承擔不起；但定價不高的話，又很難促進節能減排。
第三，跟中國核證減排量（CCER）有關。CCER成本低。雖然國家規定的排放交易規則中允許使用，但發改委2017年已經暫緩了這些專案的認證跟發放。
我個人更傾向實施可操作性強的碳定價機制，透過價格訊號引導生產者減少碳排放或者為碳排放買單。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場的建立既能解決碳減排問題，同時金融機構可開發碳金融衍生品，最終回到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幫助企業降低成本。
孫明春：從市場供需來看，未來長期碳價變化的方向肯定是上漲，但是第一年的情況無法預測。關於配額給得多還是少，可以用市場來測試，這也是市場的功能，如果配額給得太多了，價格就會下降，這就告訴我們明年配額就要減少。歐盟有一種“rule based”機制，就是用規則去調整市場，一開始設計好規則，讓市場參與者提前知道市場變化後將會如何調整，我們可以學習這種機制。最重要的是明確規則，政府減少干預，讓市場形成價格。
5、碳交易電力先行，火電企業是否將退出歷史舞臺？張中祥：中國煤電廠的效率不低，全國仍有10.8億千瓦煤電裝機在執行，而且絕大部分是最近十幾年新建的。電廠壽命通常是30-40年，所以國內大量電廠還有20-30年的執行壽命，讓這些機組提前退役會造成很大經濟損失，特別是經濟不發達的西部地區，機組執行年齡更短。
從理論上講，歐洲主要是透過煤電成本升高引導了電力行業內部之間的結構調整。但中國的電價是國家制定的，煤電成本上升，的確可以增加新能源的競爭力，但如果碳成本由發電企業獨自承擔傳導不到下游，一方面，這可能影響碳價達到一定的合理水平；另一方面，碳價格訊號無法真正在電力消費側發揮作用，達到倒逼下游產業與企業進行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的目的。
如何既能夠幫助國家完成雙碳目標，又不讓這些煤電廠全部退役掉？現在大家認識的煤電在系統中的定位將逐步向電量和電力調節型電源轉變，將更多地承擔系統調峰、調頻、調壓和備用功能。不會馬上淘汰，透過做調峰降低利用小時，保障現有大部分煤電機組20年至30年的執行年限，並在2050年左右實現煤電全面退出，2060年前實現一定規模的負排放，支撐整個能源系統實現碳中和。同時，不能夠再建新的煤電廠了。
6、在實現“碳中和”的過程中，電價是否會上漲？張中祥：從國家角度來講，電價需要調整，需要讓電價跟碳市場價格有個協調，生產端和消費端都需要發揮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非二氧化碳氣體涉及的“碳”很難降下來，如果達到一個程度的話，再往下減的話減排成本陡增，可能對經濟影響較大。這意味著電力部門要承擔更多責任，在達到零排放之後，未來還要有負排放來消納非二氧化碳氣體。
在這個過程中，碳捕集與封存技術非常重要，目前該技術理論上講得較多，但大規模使用成本過高。如果把該技術作為保底技術，不至於讓這些煤電廠過早地擱淺，也就對經濟影響不會那麼大。
碳市場比碳稅更有效率
如果徵碳稅，稅率如何確定是一個難點問題
7、遲遲未推出的碳稅在全國碳市場啟動後是否會面世？孫明春：碳交易市場和碳稅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如果能透過碳市場解決碳排放的問題，就透過碳市場解決，如果碳市場解決不了，再考慮徵碳稅。
一方面，很多地方稅收上來之後可能會用於其他用途，但碳市場的交易產生的資金，主要還是用於減碳，買碳配額的企業把錢交給了那些減碳的企業，來源於碳排放也用於減少碳排放。如果碳稅被濫用，不利於雙碳目標的實現。
另一方面，未來的碳市場將不斷擴容，如果科技企業、自願減排企業、碳匯企業都納入進來，有些企業是負排放，在稅體系之下就無法激勵這部分企業。而在碳市場，就可以透過賣碳配額得到激勵。由此來看碳市場更有效率。
此外，如果徵碳稅，稅率如何確定是一個難點問題。碳市場是透過市場來定價，只要市場有效率，定價就會傳遞出價格訊號，告訴我們碳配額的合適價值。但是碳稅的確定多少含有主觀成分在其中，很難知道什麼水平才是最佳稅率。
張中祥：選擇碳排放交易而不是環境稅/碳稅與環境法有關。根據當時環境法，企業只有超標才違法。既然超標才違法，那麼環境稅/碳稅要求排放任何一個單位都需要交稅，顯然不符合環境法。到2015年1月修改的環境法實施以後，嚴格意義上講實施環境稅才有法理基礎。
不過，實施環境稅還需人大常委會透過立法設立環境稅稅目、討論通過後才能實施，這些都需要時日，無法滿足利用市場手段實現城市低碳發展迫切需要。碳排放交易是一個灰色地帶，恰恰可繞過實施環境稅/碳稅碰到的問題。所以國家發改委2011年10月批准的7個低碳試點城市從2013年6月起陸續開始試水碳排放交易。
2018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的環境保護稅法，客觀上講，環境保護稅剛開始是費改稅，沒有達到效果，環保稅法明確，大氣汙染物、水汙染物、固體廢物和噪聲被列為應稅汙染物，沒有把“碳”包括進來。
考慮減排效果和行政執行成本問題，碳排放交易比較適合集中大的排放源。如果都是一些“點”、都是非常“小”的排放源的話，實施碳排放交易行政成本太高。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徵稅系統來徵收碳稅。
隨著國家節能減排目標不斷提高，需要所有人參與，所有部門行業都覆蓋才能實現國家總的節能減排目標的時候，那些實施碳排放交易行政成本非常高的部門行業就需要透過碳稅來激勵減排。我們已經有環境保護稅法，再把碳納入應稅汙染物，碳稅也就出臺了，我非常有信心。
消除陣痛需科技創新與政策支援
實現雙碳目標，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能源結構要變化
8、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如何看待雙碳目標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陳詩一：一邊是碳中和目標，另一邊是經濟目標，中間的橋樑是能源系統。2060年要碳中和，2050年中國經濟要進入現代化，兩個目標都要實現，互為約束，對經濟轉型升級是一個很嚴格的倒逼。我國人均GDP已經突破1萬美元，到2050年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均GDP約4萬-6萬美元，也就是說到2050年GDP要翻兩番。但是要保持經濟增長，投入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別是能源投入。
據測算，到2050年我國的能源消費總量可能還要維持在目前的水平，不能繼續快速增加，這就意味著能源的結構要發生改變，石化能源比例要下降，要用非石化能源進行代替，才能保持經濟增長應有的投入。從電力系統來看，能源的總消費量維持不變，用電量可能還要增加，到2060年電力消費可能要增加3-4倍，這就意味著發電能源不能是煤電。
這些意味著，我國的經濟結構、碳排放結構、能源結構要有非常巨大的變化。
雙碳目標與經濟增長目標要實現雙贏，必須依賴技術進步。技術進步包括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進步，要使它的使用成本低於煤電成本；還包括傳統高排放行業的升級，比如有些行業不能用新能源代替，就需要進行技術的改造，例如加入節能減排、低碳技術；還包括煤，未來完全去煤化也是不現實的，要考慮安全問題，煤可以做煤化工、煤制氫，也有些清潔化的技術需要投入。
9、如何看待雙碳目標對中國製造業的影響？陳詩一：製造業最主要的就是高碳排放的行業，短期內會受到衝擊。但是長期來看，我們要改變觀念。全球的碳約束都在增強，全球溫升不超過1.5度的溫控目標，以及碳中和的目標，對所有國家的約束都增強了。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目標也是很強的，要實現高質量發展，要從以前的發展模式做出改變。在這個過程中增加了一個很有潛力的生產要素，就是碳要素。比如我國的西部地區有很好的風能、光能資源，可以透過碳配額交易，賣給東部換錢，就可以發展本地的經濟。因此，雙碳目標的約束，改變了傳統的投資模式。從長期來看，雙碳目標會催生更多節能減排行業，推動傳統行業的升級。
張中祥：對企業來講，碳成本增加短期肯定有一些陣痛。但也是促進企業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節能減排的機會。
政府出臺政策既不能忽略企業可能的短期陣痛，但也不要被企業可能放大的情緒所影響。其實，環境成本、碳成本只是影響國際競爭力和產業鏈轉移的部分因素，營商環境、市場大小、生產要素成本、匯率等等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甚至影響更重要。
到目前為止全球140多個國家都承諾了碳中和目標，為此所有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成本增加。因此每個國家的相對競爭優勢跟以前也許沒有什麼差異。歐洲、美國等國家可能成本增長得更多，中國可能會因為技術進步快從而提高競爭優勢。
中國承諾2060年碳中和目標遠遠超過國內所有人的預期，但是早承諾可以很好地把這個訊號傳達給地方、企業，讓它們在經濟、投資、技術、環境等方方面面有一個比較長期的綜合考慮，把可能的影響和損失儘量降到最小。
10、在實現雙碳目標的過程中，宏觀政策可以起到哪些作用？陳詩一：從財政政策來看，雙碳目標僅靠政府投資是不夠的。政府可以成立引導基金，例如我國去年成立的國家綠色發展基金，主要用來對低碳綠色企業進行投資。政府資金投入可以改變投資者對專案成本收益的認知，幫助其重新認識綠色專案。透過成立引導基金、種子基金，可以把企業投資、社會投資吸引到低碳綠色的專案中來。
另一個重要的方式是碳稅。碳稅與碳市場是兩種市場機制的政策。碳市場主要針對發電企業這樣規模比較大、資料好測算的企業，還有一些行業，比如交通運輸部門，可以透過徵收碳稅來促進碳減排。未來碳減排的範圍要擴大，碳稅和碳市場可以起到互補作用。
孫明春：在減碳上，政府應該提供兩個方面的基礎，一是基礎設施，公共產品；二是規則、政策體系，讓市場發揮作用。只有把私營部門引入進來，市場才能可持續，才有創造力，必須要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
如果沒有市場提供的激勵機制，很難有快速的科技創新。碳市場實際上也可以看作一種補貼機制，本來是由政府提供補貼，現在變成市場參與者之間互相補貼，高排放的企業補貼低排放的企業，於是低排放企業就有激勵來降低排放，這就會激勵創新。總的來說，政府起到的是“搭臺子”的作用，真正的主要角色還是私營部門，私營部門進來之後，科技進步、成本下降的速度要比我們想象的快得多。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侯潤芳 顧志娟 胡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