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2022年以來金融市場的變化，納斯達克指數的市值已經跌去了1/3，潛在的風險溢價已經破4，逼近危機前的水平。
而德國國債從4月份開始開啟了“雪崩”模式，幅度和力度都超過了2011年歐債危機肆虐期間。
新鮮出爐的英國CPI高達9.1，簡單推演下，歐洲其他國家的通脹資料也難言樂觀，這個新的時代出現了很多舊的問題，就像人類社會中某些根深蒂固的“遺傳病”重現。
左手是半個世紀一遇的惡性通脹，右手是低至史無前例的潛在經濟增長，央行在夾縫中左右騰挪、分身乏術。
當所有人將一個個“疑難雜症”拋向央行，試圖讓後者像治療普通感冒那樣給出一劑特效藥的時候，問題或許就已經在央行的掌控之外了。
當專業投資機構和普通個人散戶都開始拿起唱空論調的時候，衰退是否真的將至？
韓國出口資料是公認的對全球經濟與貿易景氣狀況最敏感的指標。
由於韓國經濟以出口消費電子、汽車的成品與零部件為主，此類產品受收入預期影響很大。
就像大河的一條小溪，潮漲潮落對大河來說不過尋常，但對溪流來說，就是乾涸與滿溢之差。
去年年中時，韓國出口金額同比資料就一度突破了45%，景氣度創下10年新高，這和2020年基數比較低有關，但全球經濟復甦確實已如烈火烹油。
此後該資料一路下滑，在今年疫情期間一度跌破13%，從這個角度看，全球經濟增長的動能確實在減弱。
同時我們要意識到，同比增長13%依舊是增長，尤其考慮到2021年的高基數和中國斷供的影響，這個資料不算差。
一臺以160公里時速行駛的汽車，車速降低到了100公里/小時，但離速度到0甚至掉頭轉向，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美國5月份CPI資料背後，能源價格上漲貢獻了絕大部分，同比上漲了40%，食品價格上漲了10%，而服務業的薪資收入則同比增加了6%。
從美國勞工部統計的就業資料來看，美國當前仍舊是充分就業的，失業率維持在歷史低位。
我們很難說服自己一個瀕臨衰退的經濟體，可以在薪資水平上漲的同時還保持低失業率。
經濟學家與研究者們，普遍預期如果美聯儲堅持加息，衰退可能在明年2季度或者3季度到來，就是在以上資料上做線性外推，但在短時間，談衰退為時尚早。
經濟步入衰退的速度取決於美聯儲加息的力度。
但美聯儲加息的力度則取決於石油與天然氣價格，尤其是石油價格。
當前利空油價的因素很多，機構的石油研究員們幾乎每天都在調整自己的供需平衡表。
我們注意到，在當前100美元/桶的高油價下，美國頁岩油行業依舊“穩健”增產，節奏不緊不慢。
按照頁岩油一口井平均週轉1.5年的高週轉特徵（類似於房地產）和45美元每桶的綜合開採成本（包含融資成本等），約等於採一桶賺一桶。
現實情況就是自2020年疫情期間以來，美國頁岩油只恢復了90萬桶的產量，僅恢復了2020年損失量的一半，暴利而不增產，顯然是違反常識的。
背後的原因在於，經過了2020年頁岩油泡沫破裂之後，整個行業經歷了一場“大破滅”，大量華爾街資本永久退出頁岩油行業這個“傷心地”。
類比中國房地產行業，高週轉的頁岩油開採依賴持續不斷的高強度融資，一旦全行業融資能力下降，則可能步入另一個極端，即需要將賺來的現金流不停的用於還債，這和當下中國的房地產行業別無二致，野村證券經濟學家辜朝明稱之為“資產負債表衰退”。
另一方面大批中小石油公司被淘汰出局，剩餘企業被埃克森·美孚、BP、雪佛蘭等油氣巨頭整合，行業從“野蠻淘金”逐漸過渡到了有序開採，大戶“追求暴富”的動力自然不可能和小散一樣。
過去8年，美國頁岩油的增產佔到了全球石油增產規模的60%，正是因為美國頁岩油的“攪局”，油價才從2014年的100美元最低跌至了負油價。
在這個攪局者出局之後，以沙特與俄羅斯為首的歐佩克+組織，可以有序安排各產油國的生產，將油價穩定在各國綜合財政成本以上（沙特等中東各國的綜合財政成本普遍在60-70美元以上）。
這是3月份地緣衝突之前油價上漲的主脈絡。
眺望未來，歐佩克組織內部的可用產能集中於沙特、阿聯酋、伊拉克三國，奈及利亞、委內瑞拉等國採油裝置嚴重老化，2021年奈及利亞試圖超產，一度差點引發安全事故。
如果俄羅斯在衝突中取勝，則只會增加歐洲的危機感，進而可能加大對俄羅斯石油的制裁力度，而如果俄羅斯在衝突中落敗，則當前歐洲的禁油政策更無可能改變，勝利方沒有向失敗方低頭的義務。
石油市場的α因素集中於伊朗，如果伊朗解除封鎖，大約可釋放100-150萬桶的產量。
但我們可以注意到，拜登政府在打壓石油價格上，前後出現了嚴重的言行不一，不管是與產油國談判或是釋放戰略儲備，行動上既不果斷也不急切。
回到開始時的判斷，美國是否真的需要打壓油價？
美國原油日產量在1100萬桶左右，而消費量也在1100萬桶左右，換言之美國石油基本自給自足，且可以向歐洲小規模出口。
在此基礎上延伸的石油煉化產業鏈產值高達1.5萬億美元（以當前油價估算）以上，佔到美國GDP規模的1/10，直接和間接影響1000-1500人就業。
普通研究者下意識將當下的美國與1970年代的美國對比，但真實卻是，美國的目的自始至終都是在打壓油價過快上漲，而非打壓高油價本身，或者說80-100美元/桶的油價對美國來說是一個相對舒適的區間。
從美國的出口結構也可以發現，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中，佔比最大的是電腦、通訊、晶片為主的高科技產品，這部分佔比45%，第二大是石化產品，這部分佔比15-20%左右，其次才是農產品（大豆、玉米）、機電裝置等。
美國是一個“偽裝”成消費國的產油國。
惡性通脹從來都是一個“慢性病”，一旦出現，患者大機率將會長期“纏綿病榻”。
七八十年代，美國曆屆政府都在控制通脹與穩定就業之間反覆搖擺，最終導致通脹徹底失控，保羅·沃爾克一度加息至20%以挽回局勢。
最後依賴美聯儲與里根政府的完美配合，美聯儲負責快速加息，而里根政府則在經濟臨近衰退時，推動廣場協議的簽訂。
1985-1987三年時間推動美元貶值了50%，保護美國的出口競爭力，穩定了就業，從而成功將通脹輸出至日本和拉美諸國，製造了拉美信用社危機與日本房地產泡沫。
同樣的供給側長期資本開支不足，同樣的信用貨幣貶值，同樣的全要素生產率低迷，這一次各國央行與通脹的博弈，可能是一場長途拉力賽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