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熊覆盤之16-18年

核心結論:①16-18年,價值迴歸的結構性牛市始於政策偏松、供給側改革啟動,終於去槓桿、基本面下行。②特點1:供給側改革促進行業集中度進一步提升,A股龍頭化特徵凸顯。③特點2:A股加速開放,吸引外資大幅流入,影響了A股估值體系。④特點3:資管新規壓降了宏觀槓桿率,孕育了之後的居民資產配置轉向權益。

走向國際——牛熊覆盤之16-18年

我們以系列專題的形式對A股05年以來的歷輪牛熊進行復盤,本篇報告是第4篇,對16-18年牛熊週期進行詳細覆盤。13年-15年上半年是創業板的大牛市,隨後15年下半年-16年初A股經歷大幅下跌,此後A股市場迎來了價值迴歸的結構性“慢牛”,直至18年初牛市結束。16-18年牛熊週期呈現出龍頭化和國際化的特徵,同時資管新規對A股產生了深遠影響,詳見下文分析。

1.價值迴歸的結構牛

16-17年是價值迴歸的結構性牛市。16年1月A股市場出現較大的波動,上證指數最大跌幅接近30%,但依然屬於15年6月以來下跌的延續。1月27日上證指數觸及低點2638點後開始企穩回升,但2月底市場再次出現大幅回撤,上證指數再次觸及2638點,整體看呈現出一個雙底的特徵。此後,A股便開啟了持續近兩年的“慢牛”行情,一直到18年1月29日上證指數觸及高點3587點,期間指數表現差異較大,上證指數最大漲幅達36%,滬深300漲幅達56%,而創業板指卻下跌10%。再往後,18年初市場觸頂後牛市就此結束,開始持續下跌,一直到19年1月4日觸底,期間上證指數最大跌幅為32%,滬深300為33%,創業板指為38%。相比A股此前的幾輪牛市,16-17年這輪牛市顯得“波瀾不驚”,整體漲幅並不大,中途也沒有出現大幅的回撤。但是這輪牛市中結構分化十分明顯,在經歷15年流動性驅動的中小創牛市後,市場變得更加理性,價值風格再次迴歸。如果大致以滬深300來代表價值風格,以創業板指代表成長風格,圖2可以清晰地看到,16-17年價值風格持續跑贏成長風格。從行業層面看,16-17年漲幅最高的是也是偏價值的行業,主要包括消費(食品飲料、家電等)和資源品(有色、鋼鐵等)。

牛熊覆盤之16-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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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市始末與結構分化都源於基本面。牛市的起點和終點往往是重要事件的出現,回顧16年初牛市起點,政策方面,1月27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研究供給側改革方案,2月29日央行宣佈降準0.5個百分點,2月2日央行將首套房首付比例降至最低20%,3月12日證監會主席表示註冊制改革不可以單兵突進,意味著改革暫緩實行,3月18日證金公司宣佈恢復轉融資業務。政策僅僅是催化,牛市的根本還是在於基本面。2月公佈的1月新增人民幣貸款同比大增71%,3月公佈1-2月工業企業利潤累計同比為4.8%,結束連續下滑的態勢。全部A股盈利增速和ROE均在16Q2觸底回升。結構上看,盈利分化是本輪牛市結構分化的根源,16-17年價值股的基本面明顯佔優,滬深300盈利增速和ROE與創業板指之差均明顯上升;行業層面,消費和資源品相關行業16-17年盈利增速和ROE均持續回升。本輪牛市的終結也源於政策衝擊和基本面下行。17年11月央行等五部門聯合釋出資管新規徵求意見稿,18年4月釋出正式稿;海外方面,17年12月美聯儲開始加息,18年3月美國宣佈對中國加徵關稅。隨著國內信用收縮和經濟下行,18Q1全部A股盈利增速和ROE大幅下滑,18Q2有所反彈,此後持續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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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龍頭化特徵凸顯

上文我們闡述過,16-17年A股是結構性牛市,體現在風格層面是價值迴歸,體現在行業層面是消費和金融領漲。除此之外,這一結構性特徵還體現在16-17年龍頭公司表現更優,驅動力是行業集中度提升。

供給側改革促進行業集中度進一步提升。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6年以供給側改革為主,提出“三去一降一補”五項重要任務,其中去產能位列首要位置。去產能針對的就是當時我國部分行業出現的產能過剩問題,目的是為了淘汰落後產能,加快產業重組,尤其是煤炭、鋼鐵等傳統高能耗行業。去產能政策效果也十分顯著,宏觀層面,隨著落後產能的淘汰,資源配置得到最佳化,17Q4工業產能利用率累計值/當季值從16Q1的72.9%/72.9%上升至78.0%/77.0%,同時優質龍頭企業經營得以改善,16-17年工業企業中的大中型企業利潤增速持續提升,並且相對全部工業企業的優勢不斷凸顯。中觀層面,自10年開始我國部分行業集中度開始提升,16年之後供給側改革進一步加速了這一趨勢。代表性行業例如15-19年間白酒CR4從14.4%升至29.6%,液體奶CR2從29.8%升至35.6%,空調CR3從66.5%升至67.2%,冰箱CR3從44.4%升至46.1%,挖掘機CR3從37.2%升至48.7%,水泥CR10從54.0%升至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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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年牛市中A股龍頭化特徵凸顯。隨著行業集中度提升,龍頭公司佔據了更大的市場份額,盈利表現顯著優於行業整體。我們以17年底行業市值前5名的公司作為龍頭公司進行整體法計算:從收入增長看,各行業龍頭公司16-17年營收復合增速普遍高於行業整體,例如材料龍頭/行業整體歸母淨利複合增速為50.4%/16.3%,資訊科技為30.2%/-0.3%,可選消費為27.9%/16.6%;從利潤增長看,各行業龍頭公司同樣展現更高的成長性,例如能源龍頭/行業整體歸母淨利複合增速為77.7%/43.2%,可選消費為27.5%/14.9%,日常消費為20.2%/18.1%;從盈利能力看,各行業龍頭公司16-17年平均ROE顯著高於行業整體,例如日常消費龍頭/行業整體平均ROE為23.7%/13.2%,可選消費為18.9%/12.1%,房地產為18.0%/12.7%。基本面的強勁支撐龍頭公司的市場表現,各行業龍頭16-17年平均最大漲幅明顯超過行業指數,其中消費龍頭表現最為亮眼,日常消費龍頭/行業指數最大漲幅為234.5%/86.2%,可選消費為167.2%/38.0%,科技和製造龍頭也是類似,資訊科技為235.5%/41.0%,工業為208.5%/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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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際化程序加快

正如上文我們所分析的,A股16-17年走的是“慢牛”的行情,投資者開始更加註重價值,而這背後有一股力量在推動,那就是A股國際化加快,外資機構進入A股並對A股投資理念產生重要影響。

16年以後A股對外開放加速,吸引全球資金大幅流入。A股國際化程序始於2002年QFII制度的誕生,14年11月滬港通開通標誌著A股國際化進入全新階段,但在此期間外資流入A股的速度還相對緩慢,14-15年北向資金月均淨買入為62.2億元。16年以後監管層面加速推進A股制度改革,為海外投資者進入A股提供更加豐富和便利的途徑。QFII/RQFII制度方面,16年2月外管局宣佈增加QFII投資額度,16年9月證監會取消對QFII和RQFII投資比例的限制;互聯互通方面,16年12月深港通正式開通,18年5月滬深港通每日額度提升四倍。與此同時,A股也被逐步納入國際重要指數。17年6月MSCI宣佈將分步將A股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18年9月富時羅素也宣佈分階段將A 股納入富時全球股票指數。16-17年A股對外開放程度提升吸引外資加速流入,17年底QFII持有A股的市值由16年初的885.8億元攀升至1277.3億元,佔流通A股市值比例從0.2%提升至0.3%;北向資金持股市值由907.0億元增加至3475.2億元,佔流通A股市值比例從0.3%提升至1.8%,並且16-17年北向資金月均淨買入達到108.5億元,較14-15年大幅提升74.4%。截至22Q1 A股投資者結構中,按流通市值計算外資持股佔比為4.8%,按自由流通市值計算為8.8%,公募基金對應為8.3%和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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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影響了A股估值體系,重倉行業估值中樞提升。16年之後外資對A股市場的影響力逐漸增強,尤其對A股的估值體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行業層面看,由於外資持股結構偏向部分行業,因此隨著外資持續流入,這些行業的估值也“水漲船高”。具體而言:消費和金融是外資持倉最重的板塊。從QFII持倉來看,17年底QFII持倉市值佔比最高的行業分別為食品飲料(18.8%)、銀行(17.4%)、家用電器(15.5%)和醫藥生物(9.0%);從北向資金持倉來看,17年底北上資金持倉市值佔比最高的行業分別為食品飲料(20.1%)、家用電器(15.2%)、非銀金融(9.4%)和醫藥生物(9.1%)。正是因為外資的青睞,消費和金融相關行業被給予了更多的估值溢價,推動這些行業估值中樞整體上移。最典型的就是白酒和白電這兩個較為優質的行業,10至15年間白酒行業PE(TTM,下同)中樞為21.1倍,16年至今(截至2022/8/12)提升至32.7倍,白電行業的PE中樞也從15.3倍提升至17.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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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管新規改變資產配置結構

16-17年牛市終結的一大原因是資管新規出臺,金融和宏觀去槓桿使得短期內信用快速收縮。但是從長期角度看,資管新規對我國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推動了居民資產配置結構轉向權益資產。

資管新規著力打擊金融機構資金空轉和實體企業無序加槓桿。我國融資結構以間接融資為主,但16-17年在供給側改革政策的限制下,銀行信貸難以投放到產能過剩行業和房地產行業。因此銀行透過發行表外理財產品吸納資金,並藉助各類資管通道間接投放信貸。這種金融亂象一方面導致了宏觀槓桿率高企,尤其是一些實體企業槓桿率不斷攀升,17年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槓桿率從14年的140.6%大幅攀升至156.6%,金融風險不斷積累;另一方面還導致了各類資管行業無序擴張,例如券商資管規模從14年的8.0萬億元增長至17年的16.5萬億元,信託資管規模從14年的14.0萬億元增長至16年26.3萬億元。正是由於銀行理財、信託產品、P2P等各類金融產品充斥市場,而且這些產品收益風險比畸高,吸引了大量資金購買,從而使得資金在金融體系內形成空轉,並且收益率一層層壘高,導致社會融資成本抬升。資管新規的出臺,目的就是為了打擊資金空轉現象,推動宏觀去槓桿。17年11月五部門聯合釋出《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18年4月資管新規正式出臺,著力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

資管新規壓降了槓桿率,同時推動居民資產配置轉向權益。宏觀層面,資管新規實現了去槓桿的目標。由於資管新規切斷了微觀債務主體與宏觀金融體系的過度聯絡,18年底非金融企業部門槓桿率從17年高點的160.4%下滑至151.0%。在微觀層面,資管新規為我國股權融資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推動居民資產配置轉向權益,進而推動基金行業發展。過去由於銀行理財產品剛性兌付,且收益率較高,因為實際上充當了無風險利率。隨著剛兌被打破,金融風險重新被正確定價,權益資產在一二級市場上的吸引力均上升。而且資管新規在“堵後門”的同時,國家還大力鼓勵股權融資發展,18年11月提出設立科創板並試行註冊制,為科技創新型企業提供融資渠道。此後一級市場股權融資規模快速增加,21年A股IPO融資總額達到5426億元,相比18年的1378億元增長了近3倍。二級市場方面,資管新規後各類理財產品吸引力下降,居民資產配置結構逐步轉向權益資產,股票市場和基金行業迎來歷史機遇,21年公募基金管理規模從18年的13.0萬億元擴張至25.6萬億元,其中偏股型基金(股票型+混合型)規模從2.2萬億元擴張至8.5萬億元;私募基金管理規模從12.7萬億元擴張至19.8萬億元。並且,我們在《市場下跌時基金被贖回了嗎?-20220309》分析過,由於資管新規後權益資產已經成為居民資產配置的優選,與以往不同的是,在今年開年的市場大跌中股票型基金指數下跌近30%,但公募基金產品也並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贖回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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