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從來都是“華爾街+美元”的權力，是華爾街金融財團利用美元霸權劫掠製造業國家的重要手段。歷史事實數次證明：大宗商品期貨價格暴漲暴跌的受益者是華爾街金融大佬，受害者則是中國等以實體經濟為本的國家及其製造企業。正因如此，中國必須高度警惕。
據《中國經濟週刊》記者一線反饋的資訊，目前，中國東南沿海的製造業企業已經感受到了原材料價格上漲的衝擊，尤其是珠三角的民營製造業企業，他們更顯茫然無助。
老套路
華爾街透過操縱大宗商品（生產性資源）價格劫掠製造業國家不是第一次。比較典型的案例發生在2005年到2008年，華爾街惡炒“中國需求”，拉動石油、鐵礦石、有色金屬價格連年暴漲。當真是中國經濟需求過熱？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揭露了事實：第一，美國民眾用房產反覆抵押套現用於消費，從而嚴重放大美國對中國消費品進口需求，拉高中國消費品生產投資——表面看是中國需求過熱，而實際是美國消費過熱；第二，儘管美國過度消費加大全球總需求，但石油等大宗商品從未出現供不應求，而價格暴漲更多屬於金融大鱷借題發揮的炒作。
比如2008年夏，當國際油價飆升到每桶147美元時，OPCE證實其每天富餘產能200萬桶。那為何油價暴漲？操縱。美國國會邀請索羅斯等多位國際金融巨頭作證：國際原油價格的確是被投機操縱。誰在操縱？去看看當時華爾街的研究報告就明白了。就在美國國會質疑油價操縱之時，高盛、大摩同時再發研報：國際油價將漲至每桶200美元。高盛原董事長、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彼時也站出來和國會唱對臺，聲稱沒有證據顯示石油價格被操縱。
2008年次貸泡沫崩了，油價泡沫也崩了，高盛、大摩等在大宗商品期貨市場害了多少跟風者權且不表，整個過程中，中國製造業企業其實才是最大的受害者。面對大宗商品價格暴漲，中國製造業企業壓力驟增：第一，要承受生產成本上漲的壓力；第二，要承負國內信貸相對短缺、利率上漲、人民幣升值帶來的財務壓力；第三，要承受市場競爭激烈、上游成本無法向下遊傳導的壓力。
據業內人士計算，2005年到2010年的6年間，採掘工業價格上漲88.9%，原材料價格上漲36.2%，但後端製造業產品價格僅上漲8.7%。
什麼意思？前端成本絕大部分需要後端消化，以致中國傳統制造業利潤不斷下降。
這當然也會迫使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但那是後話。就當時的結果看：第一，中國經濟“內需疲弱”。當金融危機使中國“外需突然歸零”之時，GDP增速較大幅度波動，並暴露中國經濟“內需比重”過低的問題。為什麼中國當時的內需會如此疲弱？彼時中國央行採用緊縮貨幣手段應對“輸入性物價上漲”，但緊縮貨幣只能抑制內需，無法作用於“美國消費過熱”。
第二，利用美元對國際大宗商品的計價和結算權，華爾街金融大鱷透過對資源類企業的股權控制，獲取中國等製造業企業為資源現貨進口所付出的代價。整個過程，華爾街期貨、現貨大豐收。
新動機
瞭解歷史是為揭示現實。鑑於發達經濟體連續12年實施超級寬鬆貨幣政策，尤其是美元水量巨大，世界早就擔憂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因此而暴漲，甚至擔心全球經濟“滯脹”——經濟停滯、物價飛漲。比如2009年7月9日，當美國祭出超級QE政策之後，法國時任總統薩科齊、英國時任首相布朗立即聯名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呼籲美國加強石油價格監管。同時希望各國政府採取行動，抑制“危險的油價震盪”，以免在全球努力推動經濟復甦之際“破壞信心”。隨後，美國政府和期貨交易所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2019年之前的國際石油市場並未出現“不可理喻的暴漲”。
當然，這裡還有許多“戲碼”。比如，“歐債危機”壓低歐元幣值等拉高美元指數，再加上市場輿論主要渲染需求不足，這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油價上漲。
但現在時過境遷，歐、美、日貨幣連續12年極度寬鬆之後，它們是否還有過去那樣控制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的慾望？或許，“老套路”背後已經有了“新動機”。值得高度關注的是：此次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如果再出現“危險的暴漲”，那對中國經濟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國際環境的劣變，迫使我們不能不提出這樣的問題，不能不對所有“貌似正常的經濟現象”給出更多的思考和詮釋。
3月25日，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彭紹宗給出的判斷是：我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全球經濟，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可能透過貿易、金融等渠道向國內傳導，但這種傳導影響總體上是有限的、可控的。為什麼有限、可控？彭紹宗認為，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主要是由於短期供需關係變化、流動性寬裕以及投機炒作等多因素交織的結果。由於目前大宗商品“供需兩端”並未出現整體性、趨勢性變化，所以價格並不具備長期上漲的基礎。
按常規，上述判斷具有充分合理性，但我們必須看到的是：當今全球市場可能超乎常規邏輯，而華爾街利用美元“定價霸權”衝擊中國經濟的可能性不可小覷。
歷史地看，炒作國際大宗商品無非兩大因素：其一，利用美元利率與美元指數的正相關關係，以及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與美元指數的負相關關係，炒作美國貨幣政策因素；其二，利用資源產出國的自然、安全、增減產等供給因素，以及資源使用國的生產情況和國際經濟熱度炒作供求關係。那當下在炒作什麼？第一，全球經濟“疫後”恢復，必然帶來需求回升的預期；第二，因為發達國家連續12年實施極度寬鬆貨幣，所以就算美元指數走高亦屬不可持續。兩者相加，華爾街炒高大宗商品期貨價格，極易引發羊群效應。但是，此次大宗商品價格被炒似乎淺露新特點：油價呈現修復性、有節制地上漲，但鐵礦石、有色金屬、糧食等商品期價卻十分放縱，甚至有衝破歷史高點的潛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特徵？其實，這恰恰體現了“價格操縱”。我們必須意識到，美國經濟和財政目前根本無法擺脫對超寬鬆貨幣政策的依賴，而美國經濟結構決定其CPI對油價非常敏感、對其他不敏感。所以，華爾街惡炒大宗商品絕不能干擾美聯儲訴求，“控制油價而放縱其他”或成必然選擇。但對中國而言，尤其是對中國的傳統優勢產業、產業鏈、產業叢集而言，鐵礦石、有色金屬、糧食等商品價格暴漲所帶來的衝擊與傷害不可小覷。
需要系統性破解方案
從目前情況看，中國部分製造業企業經營已經面臨較大困難：第一，上游原材料生產企業和中間商囤積居奇，期待價格上漲大賺一筆，使得下游企業成本的不確定風險大大增加，也迫使終端使用者不敢貿然訂貨；第二，上游原材料企業惜售，或引發下游企業加價搶貨，從而惡性迴圈——越搶價越漲，價漲更囤貨；第三，原材料價格越高，企業購買原材料的貸款需求量越大，但因銀行貸款總量控制，無法滿足全部企業需要，結果顧東顧不了西，導致部分中小微製造業企業可能要面對資金鍊斷裂的危險。
面對現狀，政府應儘快拿出有效措施，否則可能會給中國經濟造成傷害。
如何破解？前提是：以我為主、內外兼修。加力推進“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統一，堅持中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相貫通，堅持系統觀念。
在此前提下，筆者的建議是：第一，央行以1∶1的比例“收短放長”，在投放長期基礎貨幣的同時等量回收短期基礎貨幣。如此可在“不搞大水漫灌”的同時，讓貨幣政策邊際寬鬆。如此一方面可擴大商業銀行放貸能力，儘量滿足製造業企業購買原材料所必需的增量貸款，並以此強化中國經濟增長的良性預期；另一方面可以穩定股市良性預期，監管部門透過適度放寬製造業企業股權再融資政策，令企業有能力保持資產負債表健康，平衡融資成本。再有，央行可以加大中小微製造業企業信貸直達力度。
監管部門應採取堅決措施，全力制止原材料囤積居奇。在此過程中，銀行應當擔負起監控囤貨之責，不投放超出產能或訂單的原材料購置貸款。
在國儲的監督之下，利用期貨市場的現貨交割庫，在中國期貨市場開辦“常設大宗商品現貨拍賣市場”，以強化中國現貨需求對國際期貨價格的影響力。儘管期貨市場理論上應當發揮套期保值、價格發現的功能，但鑑於華爾街對大宗商品價格的“實際操控”，從而迫使中國等現貨使用國要有反控制措施，而“常設大宗商品現貨拍賣市場”或將強化現貨市場對期貨市場價格的反作用，有利於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迴歸真實市場需求。
中國可以收集世界各地公開商品供求資料，尤其是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供求資料，並以此構成中國“全球資料”釋出機制。這不僅是中國經濟“雙迴圈”發展需要，同時也是所有發展中國家的迫切需求。更重要的是：這樣可以有效打破華爾街透過研究報告左右市場預期的格局。
此外，有個必須重點強調的問題：透過觀察上圖可以發現，加入WTO之後，中國CPI走勢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指數（CRB）走勢呈現高度正相關關係。這就是說，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漲跌嚴重影響著中國國內物價水平，這就是“輸入性物價上漲”，2001年到2008年表現尤為突出。
歷史經驗證明，面對“輸入性物價上漲”，中國不應以緊縮貨幣去應對。因為，美國不會因為中國緊縮貨幣而停止濫發貨幣，華爾街也不會因為中國緊縮貨幣而停止炒作大宗商品價格。所以，面對“輸入性物價上漲”，各項經濟政策必須確保中國經濟處於健康、活躍的狀態，而絕不是相反。尤其是現在，中國處於複雜的國際經濟環境當中，緊縮貨幣可能將中國經濟匯入“債務通縮”的陷阱。所以，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本文來自格隆匯專欄： 中國經濟週刊 ，作者：鈕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