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劉世錦：如何看待明年中國經濟走勢、宏觀政策和經濟潛能？

國家統計局近期釋出的宏觀資料顯示，中國經濟延續了穩定恢復的態勢。如何看待今年全年和明年中國經濟的走勢，以及明年宏觀政策的取向？新京報圍繞這些問題採訪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博智宏觀論壇學術委員會主席劉世錦。

在劉世錦看來，今年全年可爭取2%左右的增長，明年可爭取7%-8%或以上的增長率，但這不是說中國經濟重返高增長軌道，而是因為今年基數低。他同時提醒，在明年內部要關注銀行壞賬的問題，外部看，出口的不確定性較大。

對於近期備受關注的寬鬆政策退出的問題，劉世錦認為，今年中國貨幣政策寬鬆的“度”把握的比較好。隨著經濟恢復到正常增長軌道，貨幣政策也應相應迴歸常態，但這並不是說一定要收緊，只是政策要回歸到經濟正常時的狀態。財政政策可能不會一步到位的退出來，但財政赤字的規模應會減少。另外，槓桿率要逐步降到一個合適的水平。

“宏觀政策只是解決一個短期平衡問題。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重要區別是，還有相當大的結構性潛能驅動增長，而非主要依賴於宏觀刺激政策。”劉世錦表示，宏觀政策應隨經濟恢復逐步迴歸常態，重點轉向發掘結構性潛能。

劉世錦提出，開放型、內需為主的國內大迴圈需要“1+3+2”的結構性潛能擔當主角。其中，“1”指的是，以都市圈、城市群發展為龍頭，為下一步中國的中速高質量發展開啟空間。“3”指的是，在實體經濟方面，要補上我國經濟迴圈過程中的三大短板。“2”指的是，以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為兩翼。不過，他同時指出，目前這些結構性潛能往往是看的見，抓不住，下一步應當透過五大改革釋放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潛能。

近期，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公佈了2035年遠景目標。對此，劉世錦認為，實現2035遠景目標，縮小與發達經濟體之間按現價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部分取決於增長速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匯率水平的變動，而匯率變化直接與經濟增長質量相關。“實現遠景目標更重要的是提升增長質量，並非過度追求難以企及的增長速度。”

“明年可爭取7%-8%或以上的增長 要關注銀行壞賬和出口”

新京報：如何看待今年全年和明年的中國經濟？

劉世錦：中國經濟率先從疫情衝擊中恢復，經濟走勢基本符合預期，三季度增速已達0.7%，四季度中國經濟差不多可以恢復到常態，增速可以達到5%左右的增長，今年全年可爭取2%左右的增長。正常情況下，明年可以爭取7%-8%或以上的增長率，但這不是說中國經濟重返高增長軌道，而是因為今年基數低，明年的增長仍屬恢復性增長。今明兩年平均增速達到5%左右，應該是一個不錯的狀態。

新京報：具體看，明年出口、投資、消費的表現可能是怎樣的？

劉世錦：在經濟恢復到常態後，經濟增長的一些常規推動力開始起作用。從出口看，我認為明年出口的不確定性較大。今年年初的時候，大家都預測今年中國出口受疫情影響會比較差，但實際上出口逆勢而增，衛生防疫產品的出口是重要帶動力量。以前中國也沒有生產這麼多口罩的能力，但中國的企業對市場反應速度很快，結構調整能力很強。展望明年，如果全球疫情得以有效控制的話，相關的出口增速就不會那麼高了。投資特別是基建投資，有很大的彈性，這是政府可以直接影響的一個變數。消費目前正在逐步回升，明年消費的表現應該好於今年，特別是服務型消費的恢復應該會好於今年。

新京報：明年有哪些風險值得關注？

劉世錦：今年貨幣政策比較寬鬆，明年銀行的壞賬是否會增加，這個問題需要關注。因為明年有些企業的貸款到期了，能不能如期還款是一個問題。從外部風險看，全球經濟恢復仍有很大不確定性，這將影響到出口，也是需要關注的。

“採取就業指標打頭、GDP指標收尾的增長指標體系”

新京報：今年情況特殊，未提增速指標。實際上，五中全會也沒有提到具體的GDP增長目標。在你看來，有沒有更好的指標體系可以採用？

劉世錦：我建議採取就業指標打頭、GDP指標收尾的指標體系。穩增長是為了穩就業，就業指標也能有效衡量全社會資源利用狀態，這應是一個力爭完成的硬指標。

過去受制於城鄉二元結構，農村隱蔽失業難以計算，統計能力不足等。目前採用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和新增就業人數指標，還沒有形成城鄉統一的就業狀況指標。但這種情況已有了實質性改變，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0%，數字技術在某些方面已處在全球前列。只要真正高度重視，拿出疫情跟蹤那麼一種勁頭，我們完全可能形成全面、客觀、及時反映城鄉就業真正狀態的資料，為判斷經濟和就業形勢提供可靠依據。

此外，還可以採取若干體現新發展理念的全域性性指標，包括居民人均收入、物價水平、宏觀槓桿率、全要素生產率、單位GDP碳排放強度等。當然，GDP指標還是要的，但應該是預期性、結果性、後置性的，不再作為掛帥指標。事實上，如果前述指標處在正常或好的區間，GDP增速就是適當的。

“明年貨幣政策迴歸常態 財政政策不會一步到位退出”

新京報：最近很多人在討論寬鬆政策退出的問題。對此，你的觀點是怎樣的？

劉世錦：應對疫情衝擊，今年中國的貨幣政策還是比較恰當的。我們和西方國家的寬鬆政策並不一樣，沒有搞大水漫灌，只是在經濟出現比較大的波動時適當放鬆，貨幣政策寬鬆的“度”把握的比較好。隨著經濟恢復到正常增長軌道，宏觀政策也要相應迴歸正常狀態。寬鬆貨幣政策的退出並不是說一定要收緊，只是政策要回歸到經濟正常時的狀態。財政政策可能不會一步到位地退出來，但財政赤字的規模應該會有所減少。另外，疫情期間槓桿率提升了20多個百分點，在經濟恢復到常態、逐步穩定後，槓桿率要逐步降到一個合適的水平。

新京報：明年財政赤字率會下調到破“3”嗎？

劉世錦：媒體特別關心短期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實際上這些對中國經濟增長所起的作用並沒有那麼大。宏觀政策主要解決短期平衡的問題，中國經濟增長更多依靠的是結構性潛能。現在西方發達國家天天在講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為什麼？因為它們的結構性潛能很少了，只能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上做文章。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重要區別是，還有相當大的結構性潛能驅動增長，而非主要依賴於宏觀刺激政策。

在房地產、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長期結構性潛能逐步消退後，十四五期間要著力發掘與中速增長期相配套的結構性潛能。

“國內大迴圈需要‘1+3+2’的結構性潛能擔當主角”

新京報：中國還有哪些結構性潛能？

劉世錦：開放型、內需為主的國內大迴圈需要“1+3+2”的結構性潛能擔當主角。

“1”指的是，以都市圈、城市群發展為龍頭，為下一步中國的中速高質量發展開啟空間。為什麼都市圈、城市群能承擔這麼大的使命，是因為它有更好的要素集聚效率，今後五到十年這個範圍能提供70%-80%的增長潛能。

“3”指的是，在實體經濟方面，要補上我國經濟迴圈過程中的三大短板：一是基礎產業效率不高的短板，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行政性壟斷、競爭不足，補這個短板將有利於全社會降成本；二是補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大的短板。今後十到十五年時間，中等收入群體應力爭實現倍增，由4億人增加到8億-9億人。補這個短板將有利於擴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同時擴大人力資本；三是補基礎研發能力不強的短板。基礎研究、源頭創新這是我們內迴圈中的“卡脖子”環節，補上這個短板才能有效應對外部“卡脖子”問題，才有可能真正成為創新型國家。

“2”指的是，以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為兩翼，這是全球性的，也是中國具備一定優勢的新增長潛能。

簡單地說，“1+3+2”結構性潛能就是一個龍頭引領、補足三大短板、兩個翅膀賦能。然而，這些結構性潛能還不同程度地受到不合理的體制機制政策的束縛，往往是看的見，抓不住。下一步應當透過更大力度、更有實效的改革開放，使這些結構性潛能“變現”，變成現實的增長動能。

“透過五大改革釋放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潛能”

新京報：如何使這些結構性潛能“變現”？

劉世錦：透過五大重要改革釋放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潛能。一是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推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創造條件允許宅基地使用權向集體組織外部流轉。集體土地入市、宅基地流轉有利於透過交易發現、提升土地價值，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真正保護農民利益。土地交易收益優先用於農民社保，以現代化社保體系取代土地的保障功能，把稀缺的土地資源配置到更有效的用途。

二是推動空間規劃和公共資源配置改革。規劃要有權威性和強制力，同時要尊重來自市場、社會和實踐的資訊，調整和糾錯機制不可缺少。空間規劃（包括城市規劃）是否要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還是應尊重市場力量，而人口流動是重要的市場訊號，應該按人口流向分配用地指標、財政補貼資金等，並依照人口布局變化定期調整城市規劃。

三是石油天然氣、電力、鐵路、通訊、金融等在內的基礎產業領域，在放寬准入、促進競爭上，要有一些標誌性的大動作。

四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繼續推進並擴充套件義務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隨人員流動可攜帶的政策，逐步打通農村社保和城鎮居民社保的銜接，分期建設主要面向外來人口特別是農村進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

五是深化高水平大學教育和基礎研究領域改革。在創新居於前列、科教資源豐厚的若干城市，如杭州、深圳和內地一些城市，像當年辦經濟特區一樣，創辦高水平大學教育和研發特區，突破現有體制機制政策的不合理約束，在招生、人員聘用、專案管理、資金籌措、智慧財產權、國籍身份等方面實行特殊體制和政策。解決科技“卡脖子”問題，可實行揭英雄榜方式，引入競爭機制，社會各類機構廣泛參與，重點向民營機構開放。

除了推進五大改革，中國還要繼續推進對外開放，在全球市場經濟建設和競爭中發揮引領作用。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倡導者、維護者，在全球市場體系發展競爭中，不能落到後面，應當站到前列，佔據制高點，起引領作用。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打出“三個零”這張牌，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這個推行很不容易，但是把這個牌打出來，就站上了國際博弈的制高點。應努力爭取第二次“入世”。我們已經簽署RCEP，正在積極考慮加入CPTPP，要透過加入較高水平區域合作組織，形成制度規則性開放的新格局。在國際談判中會涉及到的一些難點和焦點問題，比如打破行政性壟斷、公平競爭、保護產權特別是智慧財產權、國資國企改革、產業政策轉型、改革補貼制度、轉變政府職能、維護勞動者權益、保護生態環境和綠色發展等，這些問題不是別人要我們改，而是我們自身主動要改。應透過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促進相關領域深化改革，加快建設高標準的市場體系。

“實現遠景目標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匯率水平的變動”

新京報：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公佈了2035年的遠景目標，如何實現這一目標？

劉世錦：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要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但並非過度追求難以企及的增長速度，更重要的是提升增長質量。

五中全會提出，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有些研究認為要實現這一增長速度，這一時期的平均增速不能低於4.7%或達到6%甚至8%以上才能實現。這些研究通常假定匯率水平不變或僅有小幅（如1%-2%）升值，這個假定忽略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是經濟增長的質量。匯率變動是一個複雜問題，從長期看，最重要的變數是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是增長質量的核心指標。中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按現價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縮小，部分取決於增長速度，其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匯率水平的變動。

從潛在增長率看，這一時期平均增速達到4.7%難度很大，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不能躋身於中等發達國家行列。重要的是匯率變化，而匯率變化直接與經濟增長質量相關。從國際經驗看，日本、德國等二戰以後的發展經歷表明，一段時期內與先行者人均收入差距的縮小，匯率升值的貢獻要大於經濟增速的貢獻。我們的研究團隊初步測算， 從1975年到1991年16年間，日本實際GDP年平均增長4.4%，日元兌美元匯率年平均升值5.1%。日本實際GDP累計增長199.6%，日元兌美元匯率累計升值220.3%。從按美元計價的日本人均GDP增長來看，GDP實際增長的貢獻約為47.5%,日元兌美元匯率升值的貢獻約為52.5%；從1971年到1987年16年間，德國實際GDP年平均增長2.3%，德國馬克兌美元匯率年平均升值4.3%。德國實際GDP累計增長143.2%，德國馬克兌美元匯率累計升值195.1%。從按美元計價的德國人均GDP增長來看，德國GDP實際增長的貢獻約為42.3%,德國馬克兌美元匯率升值的貢獻約為57.7%。

根據賓夕法尼亞大學釋出的PWT9.1資料庫資料，2019年我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以2011年為不變價）約為14682國際元，相當於日本的1975年、德國1971年的水平。

實現2035年的遠景目標，立足點、注意力應當更多地放在提升增長質量上，而非過度追求難以企及的增長速度。提高勞動生產率基礎上的合理匯率升值，加上能夠爭取到的實際增長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是有可能實現的。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侯潤芳 編輯 李薇佳 校對 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