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明社會，按照大多數國家的擔保質押法律制度的規定，質押的標的物一定是物或權利。即動產質押和權利質押。債務人往往以船舶、汽車、裝置、產品、股權等動產或權利，移交給債權人佔有，當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有權依法就該動產、股權賣得價金優先受償。
《說文解字》雲：“質，以物相贅。”而在中國古代，特別是春秋戰國時代，質押的標的物，卻是滅絕人倫、空前絕後的王的兒子和王對屬國的管理權。也就是歷史上的“質子制度”的“納質為押”。
質出去是至親，押下來是國運。
“納質為押”源於春秋戰國時期，多發生於諸侯間彼此猜忌，而又需相互信任的狀況。在這種近乎二難背離的情景之下，透過交換質子或單方質子，來維持外交和政治上的平衡。
這是弱國（或平等兩國）為達到某種目的，不得不將本國國君的血親送交強國(或平等兩國互為)作押，以使它國為本國服務的方式。
這與當今經濟交易中的“質押制度”，有相當的類似。也是以“動產”或權利作抵押，即涉及王的兒子和王對屬國的管理權。當然，在春秋戰國時，因互不為屬國，很少涉及屬國的管理權。到了中央集權的時代，藩王往往在造反時，就要涉及到藩王對屬國的管理權的考量。
在《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一文中。秦國大舉攻趙，趙國形勢危急，便向齊國求援。齊國要求趙國，將趙威後的兒子長安君送齊為質，方肯出兵相助。趙威後又很溺愛長安君，執意不肯。形勢急若星火，卻又僵在了那裡。
幸有趙國大臣觸龍憑藉過人的口才，和真情打動了趙威後，將長安君送齊為質子，齊兵乃出，趙難方解。
中央強權出於控制地方勢力的需要，往往會任命地方勢力首領的兒子為京官，透過掌控人質、間接控制地方勢力的方式，
比如，在唐代藩鎮節度使制度產生後，導致了藩鎮的割據。大唐朝廷遂對藩鎮徵召質子，若藩鎮背叛中央，唐庭便透過掌控人質的生死，來執行對藩鎮勢力的制裁。
“納質為押”雖源於春秋戰國時期，卻到了兩漢時期，才形成一種處理民族關係的政治制度——“質子制度”。“質子制度”也是對少數民族羈縻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制度一直使用到清朝、民國年間為止。
1644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由於多爾袞對吳三桂心存戒備，因此透過政治聯姻，使吳應熊（吳三桂之子）以額駙的身份，留居京師作為朝廷人質。1654年，授應熊三等子爵，順治十四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1668年，晉少傅兼太子太傅。
1673年12月，吳三桂起兵反清。訊息傳至北京，吳應熊被捕入獄，明珠建議將吳應熊和吳世霖（吳應熊之子）處死。吳三桂起家的精銳部隊“關寧鐵騎”，稍後亦為康熙帝所剿滅。
有時候看起來，“質子制度”也不是那麼有效。因為，極少一部分的強力人物，往往極為心狠手辣，他們胸有大志、不拘兒女親情、只受制於奮鬥目標，該反還是得反。
一般來說，由於“質子制度”的存在，至少延遲或攪亂了地方勢力，反抗中央強權的行動，為朝廷剿滅反抗勢力，贏取了珍貴的戰備時間。
所以，在歷史上“質子制度”能延續這麼長的時間。說明這種制度，能令地方勢力十分頭疼，又不得不從。造反前，還得慎重掂量。
如果造反失敗，對屬國的管理權和兒子一起雞飛蛋打，還不如不反呢。這就是“質子制度”的震懾作用。
至於是否必須送嫡長子為質子，這倒不一定，除非迫不得已，嫡長子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權力的當然繼承人，一般雙方都不會輕易提出以嫡長子為質的方式。除非出於對地方勢力極不信任的情況，當然不無可能。
而且，為了方便“質子制度”的實行，質子的範圍也會適時由子嗣擴大到父母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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