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最高決策層在相關會議上指出，“要以更大的宏觀政策力度對沖疫情影響”，並明確提到“發行抗疫特別國債”以來，特別國債這一話題便上升為當前經濟金融界最重要的話題之一。
這並不意外。因為“特別國債”作為極為特殊的宏觀調控工具，向來都是中央政府在非常時期方才動用的非常手段，其現實和象徵意義都很明顯。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央明確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特別國債只發行過三次，其中還包括一次續發：
第一次發行特別國債是1998年，額度2700億元。背景是在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下，中國銀行業資產質量受到衝擊而嚴重惡化，財政部向工、農、中、建四大國有獨資銀行“定向發行”特別國債，所籌資金“原路返回”用於補充四大銀行資本金。
第二次發行特別國債是2007年，額度1.55萬億元。背景是中國經濟高歌猛進的同時，外匯儲備激增。為抑制流動性被動氾濫的壓力，財政部分批發行特別國債，向央行購買外匯儲備及中央匯金公司股權，成立中投公司。
第三次則是續發。2007年發行的特別國債（一期）6000億元已於2017年8月29日到期，但財政部並沒有“到期償還本金並支付最後一次利息”，而是“全額續發”。
值得關注的是這三次發行中的細節安排：
在第一次特別國債的發行中，2700億特別國債為記賬式附息國債，期限為30年，年利率為7.2%；由工、農、中、建四大銀行“全額承購”，沒有向社會公開發售；央行也並沒有直接介入，但下調了存款準備金率，在流動性上給予了配合。
第二次情況稍微複雜。以其第一期6000億的發行為例，是“透過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面向中國農業銀行發行”，屬定向發行；該期特別國債為10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債，可上市交易，票面利率4.3%；在財政部面向農業銀行在一級市場定向發行的同時，央行在二級市場購入該筆國債；其實質是央行“借道”農行認購了該筆特別國債。
第三次全額續發，則基本上是上述6000億特別國債發行過程的複製。
可以看出，在上述三次特別國債的發行過程中，均非“央行直接擴表購買”。在第二次特別國債1.35萬億（6000億 7500億）的定向發行中，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也並沒有因之擴張，它改變的僅僅是央行資產端的結構變化，即“外匯資產”下降了1.35萬億元，“對政府債權”則上升了1.35萬億元。
另外，上述三次特別國債的發行，其票面利率都還是市場化的。
所以，當看到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的相關建議時，筆者還是有些意外的。劉尚希近日公開表示：特別國債的預算規模可達5萬億，分次發行，央行擴表，零利率購買。至於法律上的限制，他認為可以透過人大特別授權來解決。
關於抗疫特別國債，最近不少人士都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就認為，可以發行1.4萬億元特別國債以刺激消費；人大副校長劉元春在其所建議的總額6.5萬億元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中，也提到發行2萬億元的抗疫特別國債。
下面則是筆者的建議：
額度方面，鑑於1998年和2007年發行的特別國債額度約為當年GDP的3.17%和5.56%，此次的抗疫特別國債，額度定在5萬億比較合適，約為GDP的5%；
認購方面，最好由央行直接擴表購買，因為此次抗疫特別國債的發行和2007年那次情況完全不同。而且，與其不斷“到期續發”，不如由央行直接擴表認購來得清爽。此舉說白了，就是財政赤字貨幣化，由現有的貨幣持有人分擔貨幣貶值的損失，把這部分購買力“移富濟貧”用到更加需要緊急救助的物件身上；
利率方面，我認為特別國債還是需要有一個市場化的票面利率，既體現資金成本，也方便後續的公開市場操作；
濟助物件方面，當然是經營困難的小微企業及低無收入群體，尤其是後者中長期處於統計邊緣狀態的人群，比如城鄉流動人口、農村的失能人口及留守兒童等。政府應藉此機會完善、提高“數字化管理”的精準度，盡最大可能做到全覆蓋精準濟助。
至於濟助方式，當然是現金濟助，直接發錢為最好。
總之，非常之時當有非常之舉。由央行直接擴表認購抗疫特別國債，其實質是讓央行直接參與社會財富再分配。但這也沒有什麼好擔心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在某種程度上的合流，已是當下全球主要經濟體進行宏觀調控的主流選項，在全球疫情衝擊的大背景下，具有某種天然的合法性。
來源：經濟觀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