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局之年起好步，離不開規劃先行。“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有很多經濟指標備受關注。有的指標沒有量化，有的指標第一次“亮相”……這些指標的調整或者設立是出於何種考慮？有什麼意義？小編帶你看↓
1、GDP增速為何不設量化目標？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未對“十四五”時期設定量化的GDP增速目標，引發了海內外廣泛關注。據介紹，“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仍將GDP作為主要指標予以保留，但該指標值被設定為年均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各年度視情提出”，這一表述方式在我國五年發展規劃史上還是第一次。
“GDP不設定量化目標，並不意味著不重視經濟增長，也不意味著任由經濟增速下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表示，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對經濟速度問題須辯證看待，既不能一味地追求GDP增速而忽視了發展質量，也不能過度陷入增速“焦慮”。事實上，經濟高質量發展仍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增速作支撐。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綱要’正是從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全域性和整體出發，充分把握‘十四五’發展趨勢和內外部環境，經過慎重論證、反覆比選、深入研究後作出的一次調整。”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表示，“綱要”主要指標表中仍保留了GDP指標，只不過是將指標值的表述作了調整，實際上是以定性表述為主，隱含著定量表述。
值得一提的是，在“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與GDP相關聯的失業率、能耗強度、碳排放強度等指標，都給出了具體數字。不僅如此，GDP指標還融入到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指標中，體現了中央政府引導地方政府從“速度焦慮”“數字包袱”中解脫出來，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保就業、保民生、保市場主體上的用心用力。
“保就業、保民生、保市場主體等目標做到了，經濟增速自然就有了。未來，應努力推動經濟增速與潛在經濟增長率保持一致。”張立群表示。
專家表示，未來五年不設定經濟增長目標，實際上可理解為一種“彈性指標”。這一方面凸顯了決策層對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更加重視，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對外部環境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因素的理性考量，有利於更加積極主動、從容自如地應對各類風險挑戰，增強發展的靈活性，為應對不確定性留出空間，同時也有利於引導各方面把工作重點放到高質量發展的軌道上來。
2、為何設立能源綜合生產能力指標？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首次將“能源綜合生產能力”納入安全保障類指標。專家表示，能源安全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必須要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推動能源轉型，實現高質量發展。
近年來，我國能源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能源綜合生產能力顯著增強。雖然能源綜合生產能力不斷提升，但由於資源稟賦，我國能源安全一直面臨不小的威脅，矛盾集中體現在油氣安全問題上，即國內油氣資源不能有效地支撐經濟持續發展。不斷攀升的石油對外依存度帶來的後果是，一旦國際石油供應出現動盪，將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影響。
當前我國能源安全主要體現在3方面：一是能源需求持續增長，能源安全結構性矛盾突出，其中，煤炭消費佔比超過一半，不利於低碳清潔發展。與此同時，隨著需求的增長，石油和天然氣對外依存度持續走高。二是進口通道集中度高，且所經地區地緣政治風險較大，風險評估與安全保障力度不足。三是風電、光伏、生物質能等替代能源發展不足，體制機制障礙突出。
因此，築牢能源安全這道“閘門”迫在眉睫。國家能源局局長章建華認為，當今世界正經歷一場更大範圍、更深層次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能源發展呈現低碳化、電力化、智慧化趨勢。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廣泛深遠，國際能源市場波動加大，全球能源治理體系深度調整。“這對我國建立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提出更高要求。”章建華表示，要牢牢守住能源安全底線。統籌發展和安全，完善能源產供儲銷體系，保持國內能源供需動態平衡，增強能源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系統化保障能力。同時，全方位加強能源國際合作，努力實現開放條件下的能源安全。
3、糧食產能為何成為主要指標？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把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列入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並明確為約束性目標，數值為6.5億噸，即1.3萬億斤。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方面，其分量舉足輕重、意義非同尋常。無論是強調當期糧食產量還是預期糧食產能，都體現了中央對糧食安全的極端重視。
“十三五”時期是我國糧食安全形勢最好的時期，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穩步提升，有力支撐了重要農產品供給。從科技來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超過60%，農作物良種覆蓋率穩定在96%以上，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達到71%。從耕地來看，劃定9億畝糧食生產功能區和1億畝大豆生產保護區，農田有效灌溉面積超過10億畝，建成8億畝“一季千斤、兩季噸糧”的高標準農田。這些資料反映在糧食產量上，就是總產站穩在1.3萬億斤臺階。
南京林業大學農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強表示，我國糧食安全當前供給沒有問題，中長期供應也有保障。然而，要清醒地認識到新發展格局的一大變數是糧食。“十四五”時期，我國糧食供求緊平衡的格局不會改變。比如，穀物和穀物粉進口依然存在，大豆仍將是進口量最大的糧食品種。隨著城鎮化推進和消費升級，糧食需求仍將保持剛性增長，而糧食生產又面臨水土資源的硬約束。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走中國特色糧食安全之路，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是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也是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首要任務。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表示，糧食產能要確保在1.3萬億斤以上，從品種看要做到“兩穩一增”：穩口糧，即確保口糧絕對安全，南方雙季稻擴種的面積要穩住、單產要提高，黃淮海和西北地區小麥面積要力爭有所恢復；增玉米，要重點擴大東北地區和黃淮海地區玉米麵積；穩大豆，要繼續實施大豆振興計劃，力爭面積穩定在1.4億畝以上。
專家認為，從中長期看，提升糧食綜合生產能力，關鍵在於落實藏糧於地、藏糧於技戰略，確保需要的時候產得出、供得上，要抓住耕地和種子兩個要害，從基礎上為糧食安全提供支撐。
今年，農業農村部計劃建設1億畝高標準農田，任務量比去年增加25%。同時，實施國家黑土地保護工程，開展保護性耕作6000萬畝。唐仁健表示，確保耕地數量，要堅決遏制“非農化”、防止“非糧化”。18億畝耕地是吃飯的家底，必須堅決守住紅線。同時，由於我國耕地總量少，不可能什麼都種，必須集中力量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把有限的耕地資源優先用於糧食生產。
4、基礎研究經費佔比為何提高到8%以上？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基礎研究經費投入佔研發經費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基礎研究投入不足是中國科技界長期以來重點關注和反映的問題。”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員黃力說，如今“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首次針對基礎研究經費投入佔研發經費投入比重的情況設定指標，這讓像他一樣長期從事基礎研究工作的科技工作者們備受鼓舞。
為何要如此重視基礎研究？“基礎研究是整個科學技術發展的源頭。”黃力以他熟悉的生命科學領域舉例說，近年來格外引人注目的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其實就起源於非常基礎的研究：早期研究人員在對細菌的基因組進行序列測定時，發現了現在叫做CRISPR的序列的存在，在此基礎上不斷研究，才有了今天帶來生物技術突破的基因編輯技術。
實現科技自立自強，離不開基礎研究的支撐。經過多年發展，我國基礎研究整體實力雖已進入從量的積累邁向質的飛躍、從點的突破邁向系統能力提升的關鍵階段，但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我國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能力還存在很大差距。“應該看到，在大多數基礎研究領域，我們還處於弱勢地位。”黃力分析，這背後與基礎研究投入不足、科技管理體制缺乏長期穩定支援密不可分。
根據有關資料，去年我國基礎研究投入佔全社會研發總經費的比重首次超過6%，這一比例此前十幾年徘徊在5%左右。而在一些主要發達國家，這一指標多為15%左右。“基礎研究是科技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因為投入不足，我國基礎研究人才隊伍不穩定。”在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王揚宗看來，“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基礎研究經費投入佔研發經費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儘管這一指標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但這已經是近幾十年來國家給予基礎研究最大的支援。
5、投資新空間為何要拓展？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之下，2020年我國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投資的作用功不可沒。進入“十四五”發展新階段，我國經濟要繼續穩中求進，就需要進一步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在擴大有效投資、增強投資後勁的基礎上，不斷拓展投資新空間。“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最佳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保持投資合理增長”。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投資所體制政策室主任吳亞平表示，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發展的基礎更加堅實了，但發展的條件已發生深刻變化。未來5年，穩投資將更加聚焦最佳化投資結構，更加強調在補短板、強弱項、惠民生等領域發力，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近年來，我國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長足發展，但總體水平還不是很高，在民生髮展、社會事業等領域還存在明顯短板，特別是此次疫情暴露出的公共衛生、物流體系、應急儲備等方面投資不足的情況較為普遍。此外，在全面推進城市更新改造、推動以縣為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等方面，也存在著明顯的投資不足。但短板也意味著潛力，專家表示，未來透過擴大有效投資來加快補齊短板，有望實現民生改善和經濟增長的雙贏。
與傳統基礎設施相比，新型基礎設施領域蘊含更多的投資機會。國家發展改革委新聞發言人孟瑋表示，儘管全球經濟發展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但以數字化、網路化、智慧化為引領的數字經濟發展已成為共識。下一步，擴大有效投資將進一步聚焦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據介紹，今年我國將出臺“十四五”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規劃，為擴大有效投資畫出“施工圖”。
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未來5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之一。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過程中，無論是加快突破“卡脖子”技術限制，還是推動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都離不開企業裝置更新和技術改造，而進一步鍛造產業供應鏈長板，加快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等，都存在著巨大的投資潛力。
值得關注的是，“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規劃了川藏鐵路、星際探測、北斗產業化等102項重大工程專案，這當中既有引領未來發展的關鍵性重大攻關專案，也有世界級水平的基礎設施領域標誌性工程，還有直接關係民生的系列重大專案。
“這些重大專案落地實施的過程，也是進一步拓展投資發展空間的過程，有助於促進投資的穩定增長和自身結構的最佳化調整。”吳亞平表示，未來要充分發揮重大工程專案強引擎和硬支撐的作用，為實現“十四五”規劃目標任務提供有力保障。
“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型城鎮化建設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設，未來仍將是我國穩投資的重要抓手。”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接受經濟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前，我國經濟正處於轉型升級關鍵期，加大“兩新一重”投資，有利於調整經濟結構，符合轉型發展大趨勢，同時也為經濟平穩執行找到了新的增長點。
6、企業融資成本還能降多少？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創新金融支援民營企業政策工具，健全融資增信支援體系，對民營企業信用評級、發債一視同仁，降低綜合融資成本。專家表示，這些措施以民營企業為主要物件，具有較強的針對性。
“近年來，我國企業融資成本整體呈下降趨勢，目前融資成本總體上是適度的，與當前經濟基本面總體匹配。但一些薄弱領域如民營企業、小微企業，仍存在融資成本相對較高的結構性問題。”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表示。資料顯示，2020年12月企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4.61%，較上年同期下降0.51個百分點，創2015年有統計以來最低水平。
降低企業綜合融資成本，並非僅透過降低貸款利率就能實現。“一方面是降低企業融資的顯性成本，包括降低利率水平、降低與融資相關的費用支出。另一方面是降低企業融資的隱性成本，為企業融資提供更多便利，減少企業在融資過程中的時間精力投入。如方便企業從債券市場融資，為企業貸款融資過程中不動產、動產抵押登記等提供更多便利，透過金融科技讓資料多跑路的方式提高業務辦理效率等。”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研究員婁飛鵬表示。
專家普遍認為，從中長期來看，受通脹壓力緩解、緊信用問題或將顯現等影響，利率存在繼續下探的可能性，有利於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溫彬表示，結構性降成本政策將依然延續，貨幣政策精準滴灌，民營小微企業融資成本將穩中有降。
7、如何看待綠色生態指標變化？
在“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類別指標上以“綠色生態”類取代了“十三五”規劃綱要中的“資源環境”類，綠色生態指標數由原來的10個減少到5個，且全部為約束性指標。
生態文明建設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無論是提出“綠色生態”的基本邏輯，還是設定5個約束性指標，均體現了中央對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高度重視。
“十三五”時期，我國以打贏汙染防治攻堅戰為主線，環境治理取得顯著成效，生態環境保護各項工作都取得重要進展，規劃綱要確定的主要目標任務基本完成，人民群眾生態環境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斷增強。
中國工程院院士、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院長王金南向記者表示，儘管成績斐然，但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依然任重道遠，碳達峰任務艱鉅。“十四五”時期，我國生態環境保護仍然處於關鍵期、攻堅期和視窗期，需以減汙降碳為主線，持續發力。
面對新階段、新目標，指標體系自然要與時俱進。王金南分析，與“十三五”規劃中“資源環境”的邏輯相比，“綠色生態”的基本邏輯有顯著的提升和進步，進一步突出了進入新發展階段以後新發展理念對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作用。
綠色生態的5個指標，具體為考核綠色低碳發展的單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降低2個指標，考核環境質量改善的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和地表水達到和好於Ⅲ類水體比例2個指標，考核綠水青山、優美生態的森林覆蓋率1個指標，這個指標也是實現碳中和目標的碳匯能力建設關鍵指標。
“約束性指標要有明確導向，不應追求指標數量，關鍵在於高質量。”王金南表示，5個指標分別指向了綠色低碳發展、環境汙染治理和生態保護修復3個領域。同時，儘管約束性指標是5個，但在年度發展計劃中保留了更多的約束性指標，如主要汙染物排放總量、非化石能源比例等。這些指標設計充分說明了綠色低碳對構建新發展格局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和保障作用。
王金南表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我國未來40年發展中的重大挑戰和機遇，需要徹底的產業和能源結構調整才能達到目標。對於我國來說，如果要達到碳中和，可再生能源等非化石能源要佔到80%以上。因此，要轉變發展觀念，拋棄依賴投資高碳專案刺激經濟的模式，將投資轉向支援低碳、綠色、有更大發展空間的專案，儘早在國際低碳技術的大潮中搶佔身位、贏得先機。他建議，儘快研究釋出煤炭和石油消費達峰時間，力爭實現煤炭和石油分別在“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間梯次達峰。
8、如何實現居民收入基本同步經濟增長？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在設定“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時，明確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基本同步”作為衡量民生福祉的指標之一。
對於這一目標，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方福前表示，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實現這個目標，就需要在經濟不斷增長的基礎上使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
“這是保證需求增長和經濟增長相適應的必要途徑，因為居民消費需求規模和增速主要取決於居民收入水平及其增長。這也是‘共享’的內容或要求之一，即經濟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方福前說。
“十三五”期間，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義增長2045元，比“十二五”時期多增156元。成績來之不易，但要看到的是，我國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還較大，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收入分配製度仍有待健全。目前，我國收入分配製度仍不完善，主要表現為：在初次分配過程中，勞動者報酬和勞動者貢獻不對稱，行業收入差距過大；在再分配過程中，沒有充分發揮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的積極作用。
“我們期望，‘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能成為一種制度性安排。”方福前介紹，所謂制度性安排，就是居民收入根據某種參照系或標準來增長，例如勞動生產率增長或經濟增長。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表示，在國民收入分配的大格局中，居民收入、企業收入、政府收入共同構成國民收入，三者分配份額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居民收入。如果收入分配能夠不斷向居民收入傾斜，就有可能使居民收入增長不僅與經濟增長基本保持同步，甚至可能快於經濟增長。
從居民收入結構來看，目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來源由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構成。“要使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保持同步，需要在這四方面努力。”李實表示。
李實認為，提高工資性收入，需要實現更高質量就業。因為只有更高的就業質量，才能增加高收入工作崗位。對於經營性收入來說，個體戶、私營企業發展依賴於更好的營商環境、更自由的就業創業機會；轉移性收入則更多體現在政府對低收入人群的社會救濟和福利補貼上。此外，要使低收入群體的財產性收入實現更快增長，尤其是要透過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讓農民能從土地中獲得更多財產性收入。
目前，我國有4億多中等收入人口，絕對規模世界最大，但相對規模有所不足。“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將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作為重要政策目標，明確提出，堅持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基本同步，持續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更加積極有為地促進共同富裕。
居民收入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是否必然帶來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李實認為，二者有聯絡，但並非簡單對應關係。目前，我國還有超過60%的人屬於低收入群體，如果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能夠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或者更快，部分低收入群體就有可能進入中等收入群體。
“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平均數，如果主要是高收入群體收入增長較快，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速度反而可能降低。”李實表示，因此，一方面要保持居民收入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另一方面要持續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使收入增長更多惠及低收入群體。
9、調查失業率控制在5.5%以內意味著什麼？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要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城鎮調查失業率控制在5.5％以內。
失業率被視為與經濟增長率、物價指數和國際收支平衡狀況並行的四大宏觀經濟指標之一。“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響，就業壓力大增。經過努力，2020年全年平均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6%，實屬不易。這一指標水平超出預期，也是制定未來目標的參照。”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副主任賴德勝教授在接受經濟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城鎮調查失業率控制在5.5%以內，意味著我國將實現比較充分的就業。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張紀南表示，今年就業面臨諸多挑戰。一方面，就業總量壓力不減，今年城鎮新增勞動力1500萬人左右，高校畢業生909萬人，創下新高。另一方面，結構性矛盾突出，就業難和招工難並存，製造業、服務業普工難招、技術工人短缺，技術技能人才求人倍率超過2。
雖然有諸多挑戰和不確定性，但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穩定就業大局的基本面沒有變。多位專家認為，隨著經濟企穩向好，就業將延續總體平穩態勢，雖然不同季度可能會有些許波動，但從全年來看，城鎮新增就業及城鎮調查失業率的目標是能夠實現的，甚至還會有所突破。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多處提法值得關注：一是要擴大就業容量，這意味著提升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擴大就業吸納量，特別要發揮民營經濟和中小微企業在擴大就業中的作用；二是就業優先政策要繼續強化、聚力增效，這意味著促進就業各項政策將繼續應出盡出，更加暢通地直達市場主體；三是支援和規範發展新就業形態，這意味著新就業形態的作用得到進一步確認。”賴德勝說。
來源/綜合經濟日報（記者顧陽 王軼辰 喬金亮 沈慧 錢箐旎 劉瑾 熊麗 韓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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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