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帶來的勞動力市場緊張、生產限制和物流延誤等供應相關因素推動了消費者價格物價指數達到幾十年來的最高水平，這給美聯儲緩解通脹壓力、避免經濟衰退的使命帶來了麻煩。
由於需求因素的下降，在疫情剛開始的短時間內發生了通縮衝擊。直到2021年3月——幾乎是在刺激經濟的美國援助計劃(American Rescue Plan)頒佈的同一時間——由於需求因素的短暫增加，通脹開始攀升。然而，供應短缺因素在2021年4月開始顯現，此後一直處於高位。
智通財經瞭解到，儘管如此，近期通脹水平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供應問題。舊金山聯儲經濟研究部(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副總裁Adam Hale Shapiro在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中表示，具體來說，供應因素推動了大約一半的通脹飆升，而需求因素則推動了約三分之一的通脹飆升，他補充稱，其餘因素是由不明確的因素造成的。
總體而言，高通脹幾乎由需求以外的三分之二因素構成。Shapiro的評估基於供求因素對12個月 PCE物價指數的影響，PCE物價指數是美聯儲首選的通脹指標。如下圖所示，由於食品和能源供應中斷，供應驅動了最近通脹加速。
至於美聯儲，它現在很難降低主要由供應因素推動的通脹壓力，只能降低需求推動的通脹。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曾表示，美聯儲的工具旨在抑制需求。他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稱：“因此，我們能否實現軟著陸的問題，實際上可能取決於我們無法控制的因素。”
換句話說，美聯儲透過加息和縮減資產負債表來收緊金融狀況有助於減少需求。但它肯定沒有任何工具可以直接修復由疫情和俄烏的戰爭引發的供應鏈中斷。由於通貨膨脹持續高企，美聯儲被迫採取強硬的貨幣政策。但是，美聯儲透過縮減需求以降低通脹，無法避免的陣痛將由美國經濟來承擔。
過去一年，美聯儲的政策制定機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已將政策利率從超寬鬆負水平上調175個基點，並在6月初開始收縮其近9萬億美元的資產負債表。
此前(6月15日)，經濟分析師Komal Sri-Kumar表示，沒有軟著陸的前景，美聯儲的鮑威爾缺乏“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