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作為國際公共產品弊端不斷凸顯，決定美元優勢的因素正慢慢讓位於那些動搖其地位的因素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2021年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央行國際儲備中的市場份額降至58.81%，創下26年來的新低
進入2022年，美聯儲連續五次加息，美元因此持續走強，國際資金迴流美國，造成不少國家和地區通脹高企、貨幣貶值，甚至面臨債務違約等風險
美元快速升值往往伴隨著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和新興市場貨幣危機兩大風險，無疑將給全球經濟增長前景蒙上陰影。面對美國經濟政策和美國濫用金融制裁帶來的巨大沖擊，世界去美元化呼聲更強
美元地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建立的地緣政治秩序，而有利於美元的地緣政治因素正在減少
文 | 馬雪
自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來，美元的價值不再由黃金儲備支援，而僅由其信譽來支撐。而當前，美國自身的政策正是美元信譽最大的威脅。
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美國推出多輪紓困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引發了高債務和高通脹，近來美國又轉而激進加息，更導致市場對美元主導地位作用的質疑。
如今，美元作為國際公共產品弊端不斷凸顯，決定美元優勢的因素正慢慢讓位於那些動搖其地位的因素。
交易員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工作（2022年9月13日攝） 新華社/路透
美元地位受到衝擊
美元雖仍在國際貨幣體系中處於中心地位，但是美元的國際地位在貨幣的價值尺度、價值儲藏、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四個維度上受到了影響。
第一，美元持續貶值，作為價值尺度的作用衰減。
從歷史上看，美國一直吹捧強勢美元是美國經濟實力的明確標誌。但近十年來，美國開始認為強勢美元拖累了美國經濟，其過高的特權給美國的貿易競爭力和就業帶來了沉重負擔，給國內經濟和政治帶來壓力。美國轉向保護主義，推崇“平衡美元”政策，引導美元貶值。美國兩黨在適度貶值美元，縮小貿易逆差方面存在共識。美元貶值還可以減輕債務負擔，使得美國不需要過度調整財政政策就能緩解債務困境，用外國債權人的錢為美國經濟危機埋單，減輕國際收支失衡調節負擔。
2020年3月疫情在美國暴發後，美元指數暴跌。美國抗疫不力致使疫情蔓延和反覆，加劇市場對美國經濟前景的擔憂，進一步強化了美元跌勢，2020年12月美元指數跌破90，創下2018年4月以來新低。美元指數是衡量美元價值的工具，在其劇烈波動時，美元所產生的價值尺度誤差較為明顯，美元債務和資產的實際價值會縮水。
第二，美元在國際儲備中的份額降至26年來的最低點，作為價值儲藏的作用減弱。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2021年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央行國際儲備中的市場份額降至58.81%，創下26年來的新低。
相比之下，1999年歐盟推出歐元時，美元所佔份額為71%；2017年，美國展開貿易戰時，美元所佔份額為64.7%。疫情加速了美元在國際儲備中份額下降的程序，各國央行在國際交易中增持其他貨幣，改變其貨幣儲備構成，使用了取代美元儲值功能的資產。
第三，部分世界產油國醞釀轉向非美元的石油計價貨幣，美元作為交易媒介的作用減退。
為回擊美國製裁，俄羅斯、伊朗和部分歐洲國家都在積極探討減少美元結算的石油貿易。疫情衝擊下，去美元化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一方面，一些產油國為避免美元資產縮水，醞釀使用一攬子貨幣進行石油計價；另一方面，石油需求萎縮形成買方市場，賦予買方更大議價能力和話語權，有利於形成使用本幣而非美元結算的局面。
以美元結算石油貿易，奠定了美元在國際貿易中直接扮演交易媒介的貨幣職能根基。石油貿易逐漸與美元脫鉤的跡象，實際上削弱了美元作為交易媒介的壟斷地位。
第四，貨幣衍生形態崛起，美元作為支付手段的作用衰落。
過去十年，中央銀行數字貨幣、全球穩定幣和加密貨幣等數字貨幣和支付工具，提供了更快捷的支付手段、更多元的投資組合途徑。疫情期間，民眾越來越多使用數字貨幣交易和結算，取代傳統的現金交易，許多政府為降低病毒傳播風險也承認數字支付的有效性。根據美國區塊鏈分析公司Chainalysis的資料，截至2020年6月的12個月內，每月進出非洲的加密貨幣增長55%，轉賬數量增加一倍。肯亞中央銀行免除透過手機銀行完成的金融交易的費用。
無論是去中心化的虛擬貨幣還是主權性質的央行數字貨幣，都憑藉其便捷的跨境支付，不同程度地影響著以美元為主導的支付體系。央行數字貨幣是主權貨幣的數字化形態，提供可靠又高效的支付清算工具。全球數字貨幣研究突飛猛進，誰在該領域儘早實現突破，或可實現國際貨幣支付領域的“彎道超車”。美國曾是數字支付和金融創新的世界領導者，但在數字貨幣領域正在被超越。普華永道跟蹤各種央行數字貨幣從研究到開發和生產的專案狀態，資料顯示美國在全球排名僅為第18名，落後於韓國、巴哈馬、東加勒比國家和土耳其等國。
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市區，街頭可見多個無家可歸者的帳篷（2022年9月8日攝） 曾慧攝/本刊
美國自身政策損害美元信譽
儘管美元仍保持相對優勢並展現出較強韌性，但其地位正面臨美國自身政策的威脅。
為實現本國經濟目標，美國一度推出鉅額財政刺激政策，政府支出激增，又不顧及世界金融穩定責任，將財政政策貨幣化，憑藉美元特權地位超發貨幣。近來，美國轉而激進加息推高美元指數以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使得其他國家和地區進口承壓，輸入性通脹高企。
據美國財政部資料，2021財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達到2.77萬億美元。兩黨爭鬥製造了反覆出現的債務危機。民主黨指責小布什在金融危機時的救市措施和特朗普的減稅政策，共和黨則批評奧巴馬和拜登無節制的福利支出。雙方都失去了焦點，專注於債務而不是真正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疫情衝擊下，美聯儲不限量按需買入資產，開啟無限量化寬鬆政策。貨幣超發和美國內需反彈造成美國通貨膨脹高企，但美聯儲堅持聲稱通貨膨脹是暫時性的，繼續維持寬鬆貨幣政策。這種放任通貨膨脹的做法，造成以美元計價債務價值的縮水，進而削減美國債務負擔，卻讓其他國家蒙受損失，導致市場對美元主導地位的質疑再起。
進入2022年，美國出現40年所未見的通貨膨脹，美聯儲連續五次加息，其中6月、7月和9月分別加息75個基點，為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最大幅度的集中加息。美元因此持續走強，國際資金迴流美國，不少國家和地區因之通脹走高、貨幣貶值，甚至面臨債務違約等風險。
在此背景下，美國透過《2022晶片與科學法案》撥款390億美元用於半導體制造，透過《通脹削減法案》預計未來十年投入約4300億美元用於氣候和清潔能源以及醫療保健領域。美國持續推出擴張性財政政策，無異於火上澆油，高債務將繼續引發高通脹。
美聯儲加息推動美元升值，股市和債市同時下跌，美元由於與股市有很強的負相關性，成為更有價值的避險工具。此外，投資者尋求避風港，以抵禦極端波動和不確定性。因此，美元價值飆升，創20年來新高。從歷史上看，美元快速升值往往伴隨著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和新興市場貨幣危機兩大風險，將給全球經濟增長前景蒙上陰影。面對美國經濟政策和美國濫用金融制裁帶來的巨大沖擊，世界去美元化呼聲更強。
有利於美元的地緣政治因素減弱
美元地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建立的地緣政治秩序，而有利於美元的地緣政治因素正在減少。
以往美國能夠擺脫美元危機主要靠脅迫盟友和在安全上依賴美國的國家共同分擔風險；但現在和將來美國談判的物件是對美國權力和單邊主義心存疑慮，並懷有自己貨幣雄心的國家。
近年來，美歐關係屢遭重創，難回從前。英國“脫歐”後，美國失去了與歐洲打交道的首要支點。美國積極地致力於國內經濟，為捍衛單一市場而採取行動，表明作為美歐政策選擇基礎的全方位價值觀也在發生分裂。歐洲已不再掩飾對美國金融主導地位的不滿，歐洲決策者越來越多地要求確立獨立於北約和美國之外的戰略軍事自主，而加強外部安全和國防與強化和推動歐元在全球的地位不無關係。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特朗普時期“美國優先”的民族主義就已經削弱了開放。美國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進一步損害全球合作。但當前已不同於1971年美國關閉黃金視窗及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的時代，如果美國爆發通脹或美元大幅貶值，想再搞一次“尼克松衝擊”，各國繼續支援美元的理由就會削弱，可能會重新評估盯住美元政策。
動搖美元主導地位的潘多拉盒子已然開啟，未來美元國際地位變化或出現兩種情形：一種可能是美元的主導地位岌岌可危，卻仍然是國際貨幣體系最糟糕的選擇並繼續如此。這主要取決於金融的慣性和交易網路的外部性力量，若沒有可以大量替代美元的投資選擇，美元地位雖有下滑，但仍可長期擔當國際主導貨幣。
更有一種可能是美元基礎失效，經過拐點後，世界突然加速遠離美元。國際儲備貨幣以漸進的，有時是難以覺察的趨勢多樣化。可能經過某一美元劇震的臨界點，市場拋棄美元，導致美元喪失其貨幣主導地位。若美國孤立主義傾向持續，很可能會加劇這一程序。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