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3月30日電（記者郭倩）“十四五”規劃綱要中，“加快數字發展 建設數字中國”單獨成章，提出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壯大經濟發展新引擎。中國資訊通訊研究院院長餘曉暉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十四五”時期，需要從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和資料價值化三方面重點發力，推動經濟發展從傳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進一步培育和催生經濟增長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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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時期如何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餘曉暉認為，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壯大經濟發展新引擎的主要發力點在於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和資料價值化。一方面，5G、雲計算、大資料、人工智慧等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向前推進，賦能成效快速呈現，其“創新紅利”將持續釋放，驅動實體經濟各行業資訊傳遞、知識獲取、要素配置的形式發生改變，帶來供給與需求的匹配模式、價值創造模式的變革與重構，為數字化發展向更高水平邁進提供可靠“源動力”。
另一方面，後疫情時代各類數字化新模式、新業態逆勢興起、高速增長，居民的數字消費習慣得到強化，企業實施數字化轉型的自覺性明顯提升，在需求牽引下，工業網際網路、車聯網等產業數字化的增長空間會進一步拓展。此外，算力、演算法、知識、經驗相結合，將助推資料價值深度挖掘在各領域深化應用，為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
“我國完備的產業體系和龐大國內市場為數字化發展尤其是各類融合應用創新實踐提供廣闊空間，有助於其加速成熟，儘快產生規模經濟效益。同時，我國是資料資源大國，未來隨著資料價值挖掘能力不斷增強，還能為數字經濟發展持續賦能。”餘曉暉說。
餘曉暉認為，當前發展數字經濟仍有不少瓶頸亟待突破。首先，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特別是在核心晶片、智慧感測器等關鍵硬體，生產控制、資源管理類高階軟體等方面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較大。其次，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能力較弱，工業數字化滲透率仍較低，有能力建設和運營的數字工廠企業僅佔我國企業總數的五分之一。再次，資料資源開發利用尚處於初級階段，公共資料資源開放水平低，資料確權、定價、共享、流通和交易機制待完善，尚未形成資料要素市場，無法形成合力帶動整個產業發展。最後，各類數字化新模式、新業態層出不窮，也引發使用者隱私保護、資料安全、平臺反壟斷等問題。
“建設數字中國、發展數字經濟，關鍵在於保持戰略定力與耐心，穩步有序推進。”餘曉暉認為，“十四五”時期應重點關注和做好五方面工作。
一是著力提升數字技術創新能力，把資料技術創新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進一步突破5G、人工智慧等新一代資訊科技，前瞻佈局6G網路技術，打造我國戰略科技力量，使相關核心技術能力以及產業能力邁上新臺階，同時重視數字技術與製造、生物材料、能源等技術的交叉融合。
二是以工業網際網路為突破口，帶動各個領域的數字化轉型。透過工業網際網路全面應用和普及推動農業、製造業、服務業等各產業、各領域的數字化、網路化和智慧化轉型，形成在數字化條件下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和提質增效新的發展正規化，加快生產方式的智慧化變革，更好地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
三是推進協同互補發展，解決好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針對東部、西部、中部的數字化差異，解決區域數字化發展的平衡問題。針對城鄉數字化發展不平衡，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數字化投入。針對中小微企業數字化發展滯後，打造更好的數字化平臺、相關的解決方案和服務。針對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提升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質量與可及性，讓數字技術和服務更好地惠及到各個群體，促進包容性增長。
四是推進更高水平的開放。將中國數字化發展的經驗、技術以及產品體系、服務體系更好服務於全球的數字化發展，為全球提供中國的解決方案；在中國的數字化發展中，為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提供更好的市場空間和發展機遇，構建命運共同體，促進雙邊和多邊合作，使數字中國的建設成果惠及全球。
五是建立數字經濟時代的監管和治理體系。從國內看，面對新業態新模式不斷髮展，透過大資料等新技術手段解決監管難題，加強對平臺壟斷、不正當競爭、隱私保護、資料安全的引導和規範，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監管環境。從國際上看，在數字貿易、數字關稅等重大議題上深化全球合作，參加相關國際規則制度的制定，更好地參與全球數字治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