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場學會理事
經濟學教授
張銳
圖蟲創意 圖
日前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做好宏觀政策跨週期調節”。作為頂層設計政策運動的主線方向，“宏觀政策跨週期調節”不僅僅是理論上的重要創新，更是當下與未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與高質量增長的客觀需求，其所造就的將是國民經濟能夠行穩致遠的戰略定力與厚實能量。
“跨週期調節”的說法首次出現於一年前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而且同樣是在佈局2020下半年經濟工作的基礎上提出，並在當年年底寫進了“十四五”規劃之中。回望過去一年多的時間，受到新冠疫情侵擾的中國經濟率先開啟復工、復產的艱難過程，不僅去年以唯一經濟正增長的國家姿態傲立全球，今年上半年以GDP實現12.7%的超常增速再次令世界矚目。目前來看，我國經濟增長已步入常態化程序，實際產出水平基本回到長期增長趨勢線，企業績效、居民就業、政府收入全面改善，市場預期和信心明顯提升。可以說，與一年前相比，此時重提與強調“宏觀政策跨週期調節”更有底氣，執行與推行起來更有把握。
更為重要的是，持續多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使微觀產能結構與服務供給能力顯著最佳化，不間斷的嚴厲整頓也有效擠出與清理了金融系統的各種風險，同時在“房住不炒”理念基礎上構建出了房地產調控的長效機制。尤其是，我們還健全了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的雙支柱調控框架，從而建構起了隔離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防火牆”。財政政策方面，去年微調之後的赤字率在今年保持穩定，而且受益於經濟的穩健與高質量增長的支撐，未來大幅波動的可能性極小。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尤其是專項債券發行在適度擴容中有條不紊地展開，中國政府負債率大大低於國際平均水平，包括企業與居民部門在內的宏觀槓桿率也趨於平穩。所有這一切都為實質性地啟動與推進“跨週期調節”創造了良好的制度環境。
“跨週期調節”所指向的背景就是傳統經濟週期之上的環境因素已經發生變化，宏觀政策框架所必須面對的是中長期問題。一方面，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調整，特別是中美關係出現重大變化，強權政治和逆全球化衝擊與扭曲著國際經濟貿易的正常秩序與節奏，大國之間傳統的對話機制所產生的作用較為式微，國際環境的複雜性使得外部風險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可能日漸突出；另一方面，我國經濟正處於轉向高質量增長的重要轉型期，而經濟社會轉型期又往往是風險，特別是系統性風險的易發期，像房地產泡沫、隱性債務、市場壟斷、經濟結構、人口結構，民眾生育、養育與教育等都屬於中長期方可稀釋與破解的問題，且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建立在化解經濟短週期波動基礎上的傳統政策框架已很難奏效，而是需要設計出戰略性更高、立意更深遠和更具針對性的政策套餐，做好宏觀政策跨週期調節。
無疑，“跨週期調節”是相對於“逆週期調節”而言的，後者的理論淵源是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而且逆週期的需求管理政策長期以來成為世界各國普遍奉行的宏觀調控圭臬而廣而推之。就我國來說，也圍繞著逆週期調節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相應的政策工具也日漸豐富，因此，無論是應對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還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抑或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我國都頻繁實施了逆週期調節，而且也的確為經濟平穩執行在合理區間起到了明顯作用。但是，由於相關的政策力度與邊界很難清晰認定與把握，逆週期調節往往不僅會發生對經濟“過度干預”的結果，還會出現不少“後遺症”，比如流動性過剩會刺激資產泡沫與引起投機，公共投資過猛會對商業投資形成“擠出效應”等，而這些症狀的治理與清除需要宏觀政策跨週期調節。
作為政策工具的綜合性表達，“跨週期調節”與“逆週期調節”顯然存在著明顯的區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二者所關注的政策時間軸長和覆蓋的空間緯度有所不同。逆週期調節關注眼前，解決短期問題，意味著在經濟下行時宏觀經濟政策放鬆，經濟上行時宏觀經濟政策收緊，以減輕經濟波動幅度。而跨週期調節則放眼於中長期，解決的是更長遠問題，意味著政策著力點並不能囿於短週期以及一個週期內的起起伏伏，而是要能夠“穿越”經濟週期，表現為放鬆時不過鬆，收時不過緊，以免出現經濟波動與促進持續增長。
與二者所關注的政策目標時間長度不同相對應，“跨週期調節”與“逆週期調節”在政策工具的投放方式與力度方面也有明顯差別。一方面，逆週期調節往往是相機抉擇，也就是在經濟出現波動後的事後施政，因此講究的是政策工具的靈活與精準，而跨週期調節則是因勢利導，也就是在經濟出現可能波動情況下的事前決策，突出的是防患於未然。以今年貨幣政策為例，本來上半年國內經濟增長格局非常良好，但鑑於下半年可能出現的減速趨勢，央行在前不久實施了降準動作，這就是跨週期調節。另一方面，為抑制經濟波動，逆週期調節往往會選擇政策的大開大合，力求立竿見影，而出於保證經濟增長平穩而持續的目的，跨週期調節的政策實施會表現出微幅、平緩與適度的特徵。
還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波動源以及所要解決的目標複雜性不同，“逆週期調節”與“跨週期調節”的政策工具集合規模度也不一樣。逆週期調節往往面對的是即期與短期擾動因素，攻克目標相對來說比較單一，因此普遍採用的是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但跨週期調節面對的是多重目標和要平衡多方面關係，而且宏觀不穩定的來源既有短期的週期因素，也有中長期的結構性因素，因此，問題解決上就須考慮到針對不同問題的政策安排，除了常規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更多地則是要集合產業政策、環境政策以及區域協調政策等多種政策工具並且彼此需要有機銜接與聯動，在結構性改革中實現政策目標軟著陸。
當然，“逆週期調節”與“跨週期調節”絕對不是此消彼長的對立關係，相反二者之間存在著必然的有機關聯。一方面，不防微杜漸，該出手時不果斷決斷，短期的波動容易演化為長期的破壞力，因此，跨週期調節不僅不能否定和取代逆週期調節，而是需要後者及時而快捷的修正與復位作用；另一方面，未雨綢繆固然能夠體現出對經濟大勢的前瞻性與斷定力，但不少時候因情勢倒逼也會出現資源錯配，後續的跨週期調節就必然展示出對逆週期調節的補缺和完善作用，比如金融危機期間我國曾推出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在帶來經濟快速企穩的同時，也產生諸如產能過剩、殭屍企業等後遺症，這種情況必須透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跨週期調節途徑來解決。故此，在處理“跨週期調節”與“逆週期調節”關係問題上，必須避免將短期與中長期、週期波動與結構性問題，宏觀調控與改革創新完全對立起來。
綜上，立足於跨週期調節的未來邏輯主線，宏觀政策的推進與運動應當體現如下基本軌跡：一方面，須充分發揮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導向功能，透過健全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加強中長期、跨週期宏觀經濟政策預研，用中長期規劃引領經濟社會發展，增強國家發展規劃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引導和統籌功能，實現宏觀經濟治理目標和手段有機結合，使得宏觀經濟政策既有利於當下又惠及長遠。另一方面，要營造政策資源的收放空間。我國的政策資源工具相對豐富，但也並非取之不盡，在跨週期設計和調節時需要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發展變化為中長期留出合理的政策空間儲備和餘地，不可在經濟出現收縮時一次性將子彈打光，也不能在經濟開始好轉時猛踩剎車，而是要全力消除政策時滯、增強政策針對性以及疏通政策傳路徑，最終擴充政策工具的邊際遞增效能與伸縮彈性。此外，跨週期調節不是推倒重來與另起爐灶，而應是可在現有框架體系基礎上的完善和拓展，因此，須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與穩定性，實際操作過程中不大破大立，也不尋求“急轉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