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的關鍵之年。疫情無疑對中國和全球經濟產生了巨大沖擊。面對複雜的內外部環境，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未提及全年經濟增速目標，而是將“六保”“六穩”作為全年工作的重心，為經濟社會發展指明瞭方向。在疫情衝擊、國際形勢比較複雜的背景下，為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把握好宏觀政策的“度”至關重要。
宏觀政策應沉穩有力穩定並強化良性預期
今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收官之年，是“十三五”規劃最後一年，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交匯之年，全年經濟有必要實現在合理區間的正增長，以此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在內需疲軟、外需萎靡的不利情況下，宏觀政策需穩健有力，既要守住就業和民生的底線，又要積極有為，同時還要防止過度刺激。力度太大和較小都不適宜，應以較強的力度，穩定市場預期，實現在合理區間的經濟增長。
宏觀政策應沉穩有力，提振市場需求。在當前復工復產率有序提升的背景下，達產率遭遇瓶頸，這凸顯了有效需求的不足。中國經濟急需需求側的擴張以實現市場化迴圈。3月和4月出口超預期反轉，反映了世界經濟下滑傳導至出口的時滯性，後續二季度和三季度的出口將遭遇較大的壓力。面對不利局面，宏觀政策應在外部衝擊高峰到來之前，全面提振內部需求，快速推動市場常態化執行。
宏觀經濟政策也需避免用力過猛。疫情衝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主要體現為短期擾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長期發展的主線。宏觀政策需著眼長遠，守住底線，充分吸取2008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經驗與教訓，避免短期用力過猛而固化結構性矛盾。
精準施策確保宏觀政策取得明顯效果
在疫情衝擊下，我國經濟面臨的突出問題是中小企業生存和居民就業問題。宏觀政策需精準施策，將穩企業、穩就業放在重要位置。
宏觀政策精準發力助力企業生存。“留得青山，贏得未來”，企業是經濟活動的創造者，是居民就業的依託。守住底線需要穩定企業。當前，中小企業面臨的問題是現金流可能斷裂的風險和訂單不足的需求問題，貨幣政策應創新直達實體經濟工具，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同時降低商業銀行負債成本，激勵商業銀行投放小微貸款和延長貸款期限，緩解中小企業的流動性風險。針對需求不足問題，可採取多種方式擴大消費需求，同時加大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型城鎮化建設、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等投資力度，這既可增加短期就業需求，又可助力長期經濟發展。
就業乃民生之本。在穩企業以穩就業的同時，需堅持底線思維，解決好高校畢業生和農民工兩大重點群體就業問題。針對高校畢業生，可採取擴大畢業生招聘規模、拓寬畢業生就業渠道等方式解決，比如透過央企、國企、事業單位、基層就業等方式擴大就業。針對農民工就業問題，需“因時制宜”。透過精確推進農民工返崗復工、推進農村產業發展等增加就業，透過增加縣城和中心鎮一批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強化公益性崗位開發等方式吸收就業，支援企業透過臨時性、季節性、彈性用工等形式，吸引返鄉農民工靈活就業。
財政與貨幣政策兼顧定力和靈活性實現協同效應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需綜合考慮相關情況，兼顧保持定力和靈活性。疫情發生以來，MMT理論成為市場熱點，“財政赤字貨幣化”引起了市場的廣泛熱議。但面對疫情對經濟的短期衝擊，我國政策需保持原則性，建議不採取財政赤字貨幣化。在財政政策仍有空間的情況下，政策實施需考慮多方面影響。當前，人民幣國際化正處於上升階段，實施赤字貨幣化將導致投資者對人民幣幣值穩定的擔憂，不利於人民幣國際化程序。同時，我國經濟處於轉型階段，實施赤字貨幣化有可能助長對政策空間的擔憂，也不利於經濟轉型升級。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加強協調，靈活應對疫情衝擊。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財政政策需著力修復家庭和企業的資產負債表，貨幣政策需提供流動性合理充裕的融資環境，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加強協調，實現協同效應，有序推進融資成本下降，為經濟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
應對國際市場外溢效應加強國際合作
目前，疫情在海外仍呈蔓延態勢。歐美經濟重啟是否會伴有疫情反彈是決定我國外需的重要因素。宏觀政策需有效應對海外需求不振對我國外貿產業的影響，加大對出口轉內銷的支援，降低外部因素對出口產業鏈的衝擊。針對歐美過激式的宏觀政策，還要有效防範其外溢效應，避免資本的大規模流入流出對金融環境造成干擾。需謹防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經濟、匯率的影響，綜合使用逆週期因子、離岸央票、外匯風險準備金等多種工具維持匯率的穩定。宏觀經濟政策目標要在經濟增長、物價穩定、金融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等多個目標中權衡，助力實體經濟紓困和防範金融風險。同時，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加強“一帶一路”等國際合作，爭取多邊和雙邊國際合作等取得更大進展。
留有適當的政策空間守住風險底線
事實上，2008年以來的國內外經驗表明，大規模貨幣寬鬆難以有效增加實體經濟需求，更難以解決經濟結構性問題。隨著經濟轉型和發展動能的切換，每一次大規模貨幣寬鬆都會帶來債務激增、槓桿率攀升和金融風險積聚等問題，加劇財富分化、社會不平等問題。當前，我國經濟結構性問題居多，同時疫情仍處於海外擴散期，需要做好持久戰準備，貨幣政策需為經濟結構性改革和疫情的不確定性留有空間。美聯儲實施“激進式寬鬆”未能取得明顯效果就是例證。
財政政策同樣需為應對不確定性留有空間。疫情的不確定性、海外經濟衰退對我國外需的衝擊、國內有效需求的不振、企業生存和居民就業問題等改善都需要財政政策留有進一步託底的空間。目前，財政政策中1萬億元特別國債用於支援抗疫，說明逆週期發力並未依靠“赤字貨幣化”來實現，而更多地依靠嚴格財政紀律約束下的赤字規模來實現。當前，我國政府債務率低，財政空間充足，中央政府適當增加支出，充分考量地方政府債務負擔，有利於保留較大的政策空間，守住風險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