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稅爭端正成為新一輪全球貿易摩擦的潛在引爆點。今年以來，全球已有30多個國家先後宣佈對大型網際網路公司徵收數字稅。對此，作為網際網路公司巨頭扎堆的國家，美國表示強烈反對並威脅實施貿易制裁。但美國此舉反而激起更多的國家加入徵收數字稅的行列。
新冠肺炎疫情的陰霾依然籠罩全球。數字稅爭端引發的貿易摩擦愈演愈烈，讓全球貿易環境雪上加霜。國際社會呼籲，放棄單邊主義和貿易霸凌，迴歸國際多邊協商的談判桌，才是維護世界經濟發展的正確選擇。
多國開徵 美國威脅制裁
近日，菲律賓眾議院批准了一項法案。根據法案提議，菲政府將對數字服務徵收12%的增值稅。此前，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印度尼西亞和泰國等國已透過或者已實施開徵數字稅的法案。
對於數字稅，亞洲國家並非“第一個吃螃蟹”，歐洲國家才是先驅和主力。
近年來，美國頻頻對從歐盟進口的產品加徵關稅，引發歐洲國家強烈不滿，並作出反制措施。
2019年7月，法國參議院批准徵收數字稅，率先打響了全球徵收數字稅的第一槍。
美國隨即對法國數字稅展開“301調查”，並在去年12月威脅對法國24億美元的對美出口產品徵收高達100%的關稅。經過一番磋商，美法雙方同意休戰並展開談判。與此同時，多個國家試圖透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框架就如何對跨境網際網路企業徵收數字稅達成多邊協議。然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談判程序變得複雜。今年6月，美國出人意料地宣佈暫時退出OECD框架下數字稅的國際協議談判。隨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佈，對歐盟、英國、義大利、巴西、印度等10個貿易伙伴已執行或擬徵收的數字稅發起“301調查”。
面對美國的威脅，很多國家決定還擊。7月6日，歐盟27國以壓倒性優勢透過可支援歐盟快速對美反擊的提案。法國政府表示，不管美方是否回到談判桌前，法國決意於今年開徵數字稅。
開徵數字稅，一些歐洲國家已成功“搶灘登陸”。從今年1月起，義大利、奧地利、英國等國相繼實施各自國家制定的數字稅法案。歐盟、西班牙、奧地利、捷克、波蘭等經濟體的數字稅法案正在醞釀實施當中。
目前，徵收數字稅的風潮正在加速擴散。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正在跟進徵稅隊伍。巴西正在考慮根據大型科技公司提供數字服務的總收入徵稅。肯亞和奈及利亞也將徵收數字服務稅列入計劃。截至目前，全球已有30多個國家加入徵收數字稅行列。
“從各國出臺的規定看，數字稅主要是針對全球數字服務營業收入超過一定規模，且在本地數字服務營業收入超過一定規模的網際網路巨頭，就其本地營業額徵收。以前，數字稅按利潤徵收所得稅，網際網路巨頭會轉移利潤到稅率低的地方；現在，按網際網路企業得自本國的營業收入徵稅，可以規避利潤轉移造成的稅源流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國家安全研究室主任馮維江對本報分析稱，從稅基看，各國並不一致，有的只對線上廣告業務營收，有的更加廣泛。各國制定的數字稅稅率也有所不同。從數字服務供需來看，美國是主要供給方，其他各國是主要需求方。
逃避稅收 美國大賺特賺
“數字稅爭端是各國經濟形態進化不均衡不同步背景下，新舊經濟形態衝突的一個縮影，其實質是跨國公司利潤在國家間的再分配。”馮維江認為，數字經濟落後國不甘於淪為先進國的資料來源地和數字服務傾銷市場，希望透過稅收再分配，分享利益、改善本國數字基礎設施、縮小與先進國的數字鴻溝或差距。鑑於數字巨頭多集中在美國，絕大多數國家處於數字服務消費端。因此，越來越多的國家會加入到徵收數字稅行列之中。美國的反制措施，主要是想利用在雙邊層面的優勢施壓，維護本國數字巨頭的利益。
國際社會關於數字稅的討論已持續多年。作為新興產業，全球數字經濟勃興是數字稅產生的土壤。
在2019年《財富》世界500強的排行榜上，蘋果、谷歌、微軟、臉書等公司都躋身全球最賺錢的50家公司之列。這些發端於美國的公司，在為全球提供數字服務的同時，也為美國賺取了鉅額“數字貿易順差”。
事實上，所謂的“數字稅”一直都存在，並非“新創”稅種。只是按照先前的法律框架規定，網際網路企業的數字稅只需要在其總部所在地繳納即可。然而作為網際網路企業“發源地”，美國網際網路企業的總部幾乎全部設在美國境內，所以這部分數字稅全部落入美國腰包。
此外，一些網際網路巨頭鑽法律漏洞，也讓歐洲國家很窩火。據美國福布斯網站報道，法國財政部部長勒梅爾曾指責，美科技巨頭如蘋果、谷歌和臉書透過將歐洲總部設在愛爾蘭和盧森堡等“避稅天堂”國家來逃避稅收。這些美國網際網路公司在法國、德國等地開展業務賺得盆滿缽滿，卻享受著愛爾蘭和盧森堡的低稅收待遇，這顯然有失公平。
美國一直在對數字稅說“不”!分析指出，美國的做法頗有些“雙重標準”：一方面以國際法作為衡量數字服務稅合法性的標準，另一方面卻不願將問題訴諸WTO，也沒有依靠OECD對規則作進一步闡釋與協調，而是直接將美國國內法置於國際法之上，威脅要對“違反者”施加高額關稅。
新冠肺炎疫情加大了數字稅落地的迫切性。受疫情影響，各國社會公共開支激增。相關國家政府為了彌補赤字需要尋找新的稅基，大型科技公司正是合適的物件。勒梅爾表示，“數字稅從未像現在這樣合法和必要。疫情之下，科技巨頭的業務表現要比其他所有行業都好，因此需要承擔更多的義務。”
歐盟經濟事務專員保羅·真蒂羅尼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給歐洲經濟帶來的壓力，凸顯了就全球數字徵稅框架達成協議的重要性。疫情引發的經濟困難，是說服某些國家支援數字服務稅的一個因素。
新規談判 各方分歧巨大
有專家指出，綜觀世界經濟發展史，稅收制度的首要價值在於對經濟模式轉變給予支援性的回應，同時也能促進投資和商業活動在全球範圍內開展。數字經濟必然會帶來全球經濟治理規則的調整，加劇各國圍繞產業政策、稅收主權和利益分配等的新一輪博弈角力。美國退出談判無法阻止數字稅在全球範圍內推廣的程序。
分析人士指出，之前的國際稅收體系是針對製造業的產業鏈和價值鏈而設計，在近20年數字經濟的衝擊下已經顯得處處漏風。這種漏洞讓一直強調財政紀律的歐洲國家難以容忍，它們率先推出數字服務稅，就是為了填補漏洞的“補丁”。
針對以數字服務稅為主的國際稅收新規則，經合組織正協調全球近140個國家進行談判。此前，各方希望在今年7月達成協議，並於明年開始實施一項全球數字服務稅。但由於疫情影響以及各方意見分歧較大，談判進展緩慢。
“各國必須就對科技巨頭徵稅達成一致，否則將面臨貿易戰的風險。”OECD秘書長古里亞呼籲各方努力促成這一問題解決，以緩解貿易緊張局勢。
馮維江表示，美國退出談判，加大了多邊框架下形成全球性解決方案的難度。美國的單邊措施和“美國優先”政策削弱了OECD和WTO等國際組織的權威性，降低了多邊談判的有效性。多邊框架下的稅收規則談判越是緩慢，越容易激發更多國家採取單邊數字稅作為應對措施，更具針對性地保護本國中小企業和國內使用者的價值創造，改變國家持續面臨的稅基侵蝕現狀。
“隨著世界經濟數字化程度的不斷上升，國際層面又缺乏關於數字稅徵收的規範與制度安排，數字稅爭端短期內可能呈現上升勢頭。數字稅最終解決，還有賴於數字服務主要生產國和消費國透過多邊協調達成具有一致性、規範性、強制性的制度安排。”馮維江說，國際社會應加速推動多邊談判，合作解決OECD中的理論性和技術性難題，儘早實現國際稅基的合理分配。